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先生八月十五日来函:“谢谢发来的稿件,我不是专家,不懂。听贵卅学者说,夜郎国地址已有共识。”八月十六日成启先生又来函:“朱渊君,研究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

对此,我首先回答“夜郎国”的问题。周先生说近年贵州考古学者已经成功发掘了夜郎国遗址,但司马迁说西南夷以“夜郎为大”,因此一处遗迹的发现未必等于认识了夜郎国的全体,而认识夜郎不仅要发掘其遗物,还要认识其血缘、语言和生存范围,“哀牢山/二郎山”曾为“夜郎”之地或许有等同于考古的意义。以“夜郎”是“挹娄-ng”论说其为女真,只是我的证据之一,我还有若干其他的证据。

许多人乃至许多学者认为女真、蒙古、突厥是隋唐或唐宋以后形成的民族,这或许与汉族和汉语是汉代以后形成的说法一样荒谬。事实上历史上出现的“鸟夷/氐姓/姬姓/子姓/九姓/鬼国”都是“女真/女直/女国”的不同表现形式。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蒙古民族称之“主儿扯”,族名“女真/女直/女国”的真实读音是juchin/juchi/jugu,这一点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认识得更早。

有不少读者向我发问:“按你的说法,中原民族的祖先主要是女真民族?”事实是,中原民族或北方汉族的祖先是后世女真、蒙古、突厥民族的同类,但女真血缘部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原占统治地位,不仅商周秦三代统治部落和传说人物“五帝”出自女真;而唐代漠北突厥民族的首领部落是“九姓回鹘”,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是“昭武九姓”,康巴藏族的祖先“女国”都是女真民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女真民族对于亚洲人类的重要性。

中原姓氏“周/邹/曲/瞿/屈/居/诸葛/鬼谷”和地名“诸暨/龟兹”可能直接来自族名“女真/女直/女国”,而姓氏“安/殷/颜/严/尹/阴/应/英”和地名“奄/兖/燕”则是来自女真民族的核心氏族之名“爱新”的转音“安息/按出/奄蔡”。我们不妨设想:为什么“子姓”建立的商朝的历史会是“殷本记”?为什么殷商故地又为“奄”?中国历史有如此多的关于“女真”的信息,可能与它曾经占统治地位较长有关。

对于“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有读者问“难道女真民族是说蒙古话的吗”?有一位维吾尔族学者还问我“为什么你对蒙古话如此敏感,却对突厥语这么麻木呢”?我想“九姓回鹘是说突厥语的女真人”,或许可以间接地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对蒙古语的敏感,又是因为我手头有几本使用很方便的《蒙英/英蒙词典》,缺乏拉丁化的突厥语和满语字典是造成我无知的直接原因。事实上,突厥民族之于中原民族也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人名“陶朱”就是“突厥”,姓氏“呼延”就是突厥语的“羊”。

周成启先生又问我:“朱渊君,研究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

我想,作为我的长期读者的周先生是不会怀疑我“别有用心”的,而我的人类学研究既没有政治动机,也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我追求的是一部分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构拟压制他人思维的“真理”,它最后达至中华民族各族应该互相认同的情理,并非我主观的初衷,而是我探索到的客观事实。我自信我的认识中的正确部分将成为人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而愈来愈多的读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秦》书之繁体版和韩文版也在台湾与韩国刊行,若干散篇译文则已发表于英文和匈牙利文专业杂志,但是它们在国内再版却益见困难。本人年事已高,我妻子在患胰腺癌三年后已于最近离世,我不知道“中国梦”的全部内涵,但因为我的政治异见而废止我的有利于民族和谐的学术结论,至少不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周先生和有能力的读者或许可以向有关方面转达我的意见。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