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49）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2）
俄罗斯历史学家鲁•格•皮霍亚于1998年出版了他写的《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2000年该书再版。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作为1990年至1996年初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领导人，对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皮霍亚给我们披露了如下信息：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20世纪，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是在国人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所以，大会就不像其组织者所设想的那样进行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弗•奥尔洛夫还未结束发言，此前任何人都不知晓的(拉脱维亚)里加医生瓦•托尔佩日尼科夫未向任何人请示，在所有惊讶的与会者和电视机前被震惊的全国人民万众瞩目的情况下，飞身蹿上讲台，建议代表们悼念在第比利斯驱逐游行示威者事件中的牺牲者。在刚刚宣读完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和宣布了大会议程之后，讲台上就出现全国知名的一个人——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几十年来，人们知道他是一个被放逐到高尔基市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位氢弹研制者，由于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被剥夺了三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毕竟是第一次看到他和听到他讲话，况且他讲的话非同寻常。他说：“我建议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作为代表大会首先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我们在经历一次革命，改革就是一次革命；而‘法令’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字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专有权力就是通过苏联的各项法律，任命最高的国家官员。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原则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和有没有权力对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选举国家的首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萨哈罗夫坚决主张差额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坚决主张必须讨论各位候选人的政治纲领。
全国还听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们的声音。他们的发言乍看起来只是涉及会议程序的技术问题。当大会主席戈尔巴乔夫阅读字条“一些代表试图引导大会讨论程序问题——这是非常有害的事情”时，那些注视会议进程的人渐渐明白: 程序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正是议会会议(尽管开始时有人害怕使用“议会”这个字眼)与党的代表大会的不同之处。
大会第一天，极其尖锐的民族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格鲁吉亚代表坚决要求调查第比利斯事件，亚美尼亚代表与阿塞拜疆代表则因为苏姆盖特与卡拉巴赫事件互相指责，瓦.阿尔克斯尼斯中校指责拉脱维亚领导人歧视本共和国内讲俄语的居民，帕•法尔克代表讲的是恢复德意志人的自治权。
代表大会召开后，马上在苏联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五月底六月初，所有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全都打开了，所有人都在收听与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过去很少有人知晓的代表当选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变成了声震全国的名人。电视破坏了党的权力之“神圣秘密”，产生了进行比较与评价，表示赞同与反对的可能与机会。大会实况转播成为空前未有的社会政治化的催化剂。人们(思想)变化速度之快超乎想像。
大会第一次为各共和国与各民族表达观点和信念提供了一个全联盟的讲台。大家亲眼看见，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各共和国与过去仅仅徒具形式相比，现在则更为实际地成为苏联的主体了。令每一个共和国的居民焦虑不安的那些问题均已公开提出。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订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造成的后果进行评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团对苏联预算案的制定持有特殊的意见，要求顾及到切尔诺贝利灾难造成的后果。乌兹别克代表则对格德良侦查小组的活动提出了抗议。代表们在选举大会的常设工作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已经成为反对派领袖的那些人未被列入由当局精心准备的最高苏维埃候选人名单之内。叶利钦、波波夫等人及其支持者均不在其中。这就让尤•阿法纳西耶夫有理由对大会的代表及其主席戈尔巴乔夫指责道，一个“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正在形成，并将大会的多数派称为“富有敌意而听话顺从的多数”。
紧随阿法纳西耶夫之后发言的波波夫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这实质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一个政治反对派。
苏联出现正式的政治反对派是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成果。
1989年5月27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了常设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仍由两院即民族院和联盟院组成，每院均由271名代表组成。整个最高苏维埃由542名代表组成。
联盟院的选举是按照“莫斯科和15个加盟共和国”的16份名单进行的。例如莫斯科组的代表对29个席位提出50位候选人，因此，有许多候选人都要面临失败的结局。落选的有许多是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扎斯拉夫斯卡娅，经济学家波波夫、吉洪诺夫等人。
在民族院的选举中，叶利钦的落选成为一大新闻，引起了强烈反应，形成了一场风波。叶利钦的支持者纷纷在媒体表示不满。莫斯科街头还出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
叶利钦本来是完全能够进入最高苏维埃的。在这次民族院选举中，其他共和国均为等额选举。俄罗斯也可以等额选举，提出11名候选人选举11个席位。但叶利钦节外生枝，自信满满，坚持俄罗斯联邦要实行差额选举，要求提出12个候选人。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主张差额选举的叶利钦本人被“差”了下来。
但天无绝人之路。5月29日，西伯利亚代表卡赞尼克表示，他准备放弃自己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席位，但条件是必须不经表决由叶利钦递补。戈尔巴乔夫要求法律工作者发表意见，能不能这样做，同时表示他原则上不反对这一动议。列宁格勒代表索布恰克认为，卡赞尼克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 任何一名当选代表均可放弃自己的席位，但在放弃席位时不能提出任何条件，苏联的法律和世界各国法律对此都有规定。因此，只有在他取消这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谁来递补他放弃的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法律未作规定，因为，过去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并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的法律也不尽一致，但大多采取这样两种方案: 如果有人放弃席位，那么下一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可以自动递补；或者是对那些争夺此席位的候选人进行二次投票。索布恰克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著名的苏联政治评论家布尔拉茨基也发言支持叶利钦自动递补。经过表决，会议以绝大多数同意卡赞尼克放弃代表席位的请求，其放弃的席位由叶利钦递补。至此，叶利钦闯过了政治上关键的一关。6月10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叶利钦当选为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委员会主席。
叶利钦自1987年辞职之后，一直“悬”在苏联政坛上，他竭力摆脱戈尔巴乔夫对其所采取的制约行为，非常精明地利用公开性给他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对苏联的政治局势进行公开大胆的评论。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后叶利钦政治上东山再起，仍指责戈尔巴乔夫为他从政设置种种障碍。他说: “选举我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委员会主席是企图不让我从政。当然，这将为我继续斗争造成困难，但不会妨碍我斗争。我有我的原则，有我的选民的委托，有我承担的诺言。除此之外，政治斗争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中的正常现象。”
之后叶利钦在同记者谈话时又一次表示，他的建设和建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是戈尔巴乔夫故意安排给他的。在叶氏看来，戈氏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就是使他淹没在水泥、建材、吊车的事务中，无暇顾及政治。所以，叶氏没有将精力放到这个委员会上。他表示，作为人民代表，搞政治是他的直接任务。这时期，叶氏经常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同戈氏及其他人发生争吵。在1989年11月10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叶氏激烈抨击戈氏的发言达12次之多。戈氏提醒叶氏，要保持冷静。叶氏反驳说，“不，戈尔巴乔夫同志，该冷静的是您。难道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吗？”不过，此时叶氏虽然激烈批评戈氏，但是他也承认，戈氏仍然是领导国家的最合适的人选，只是要求戈氏必须转向激进改革。叶氏还认为，关于保守派对戈氏构成了严重威胁的说法不正确。他说，“通过保守派威胁的反弹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并非真的是右派把他逼到了墙角。”
皮霍亚指出苏联第一次人代会的一大成果是出现了政治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接着写道：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后，1989年7月29一30日，跨地区议员团正式成立于莫斯科，在“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尤•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先后担任该议员团的主席。
跨地区议员团纲领的基本原则如下:
——承认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
——权力分散；
——各共和国经济独立，加强各共和国的主权。
对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仍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与人代会产生的上述后果一样，应该指出的是，在政治对抗的帷幕后面，在共产主义正统派与产生于苏共内部而令社会特别关注的改良主义派别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帷幕后面，存在着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各个阵线代表人物的长远计划。然而，在人代会会场旁的各个休息室里，导致苏联国内各种民族运动的爆发，营造环境与条件，旨在消除苏联的种种因素悄然形成。苏联人代会的召开造成了具有深远政治后果的与联盟中央相抗衡的合法方式。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然而，俄罗斯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并不简单。在现行体制最激烈的反对者中，有很多人与该体制有密切关系。他们当中有尤•阿法纳西耶夫，他一生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苏共中央干部委任制的庇护下度过的；还有波波夫和叶梅利亚诺夫，他们由苏共莫斯科市委批准担任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有苏联克格勃少将奥•卡卢金，他曾领导过克格勃情报系统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克格勃的领导人。那些应该对现行体制感恩戴德的苏联科学院的各位研究所所长，竟然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变成了该体制的反对者，对他们究竟能说些什么呢？
这次代表大会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合力。不过，主要的问题则是统一的联盟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所有“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锥子已经开始一一钻出口袋。
苏联是一个奇特的帝国——“不像帝国的帝国”。如果说帝国的典型特征是殖民地宗主国依赖周边地区、殖民地生存，那么苏联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苏联不仅依靠军事力量得到巩固，而且为了诱使各共和国广大的居民留在苏维埃联盟内，中央政府经常向各共和国提供补贴。人们对此事说的和写的非常少，其实这种补贴数字极为可观。
在经济危机加剧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向各共和国提供资金，暂时顾不上它们的各种问题。由此产生了两种行为模式: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就是利用政治因素，必要时利用军事力量；对于各共和国而言，则是希望摆脱日益衰弱却依然危险的中央政府，开始独立解决自己的各种经济问题。
1989年，苏联开始向“右”转。而1990年是苏联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年。这种转变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中央层面的转变，即苏联高层出现了三个明显趋势：社会民主主义，多党制，市场经济。这就是苏共二月中央全会和苏共二十八大的路线。第二个层面是，各加盟共和国力量的增强改变了苏联政治斗争的性质，联盟失去了根基和支柱。如果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等小共和国的独立对全联盟的统一构不成强大压力的话，那么，俄罗斯的独立倾向，标志着联盟中央遇到了强劲的挑战；如果说，在联盟中央的层面上，叶利钦当下还无法与戈尔巴乔夫抗衡，那么，当叶氏将俄罗斯政治权力握在手中时，叶氏就不是原来的叶氏了，他的政治能量剧增，而戈氏则从此虚弱下去了。从决策的角度看，联盟中央的权力“空壳”现象是从叶利钦掌管俄罗斯大权之时开始的。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政治转变。而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0年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处于恶性危机状态，一些共和国的独立呼声越来越高。
2月5~7日，为遏制全面危机，苏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这次全会标志着苏联在政治演变方面迈出了重大步骤，也预示着苏联将要发生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苏联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是中心，而不是党的“螺丝钉”。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民主制度、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和国家、人道主义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戈氏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向激进改革之路过渡确定了理论基础。
在这次全会上，苏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苏共将不再独揽国家领导大权，不谋求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地位；苏共将朝着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准备实行多党制。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这表明，苏共中央的政治决策发生了重大转向。苏共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为日后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伏笔。因为，一开始戈氏所倡导的改革初衷并不是要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他只是想通过改革让苏共以新的面貌出现，更加牢固地掌握苏联社会。但是，如今的苏共已今非昔比，失去昔日威望。在激进改革潮流面前，苏共犹如泥足巨人，裹足不前，不断失去民心。戈氏企图以“民主化”和“公开性”唤起党的竞争意识，争取人心，博取民意。但是，苏共本身却在改革浪潮中迅速产生分化。在苏共自身出现分化、内斗之时实行多党制，这必然会使苏共在多党竞争中败北，从而失去领导地位。
1988年，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公开提出苏共放弃一党专政，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领导地位)。当时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呼吁视为“挑衅行为”。他只认同意见多元化，反对政治多元化。戈氏认为，在多党制下也可能出现专制，而在一党制下则完全可以实行民主。当时戈氏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以一党制下的民主化为基本思路的。
到1989年，苏联的一党制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东欧剧变的冲击，使苏共一党制根基发生动摇。1989年东欧多数国家共产党纷纷垮台，激进民主派纷纷上台；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成为东欧国家的一种政治时潮。政治民主化、向市场经济过渡成为东欧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东欧剧变远远超出了苏联原来所规定的界限，同时，反过来又对苏联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到1990年，苏共在西风劲吹下放弃一党制，主张多党制，以迎合东欧的潮流。
第二，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浪潮中，苏联国内各种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到1990年初，苏联已有9万个非正式社会团体，其中有些组织正在向政党方向发展。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已经形成，苏共不得不承认、容忍这一事实。
第三，苏共党内分歧加剧。立陶宛共产党发生分裂并脱离苏共；苏共内部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转变。
1990年1月，他在立陶宛访问时首次表示：“如果出现了多党制并且符合社会的实际利益，实行多党制也不是悲剧”。但同时他强调，多党制并不是“灵丹妙药”。
除了提出政治多元化，这次全会还提出苏联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经济多元化。主张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在租赁、完全经济核算、承包、股份制和其他现代化形式基础上，把国家所有制改造成劳动群众自己民主管理的所有制，扩大包括入股、合股和股份定额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的活动范围。苏共还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所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的存在。这次全会还提出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把苏联经济纳入世界市场，使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
由于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没有谈经济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许多人对经济问题发表了看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斯柳尼科夫表示，应该在经济改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找出路：第一，逐渐打破垄断制度和搞好足够激烈的市场竞争；第二，坚持国家对价格、税收、贷款利率的调节。他不同意雷日科夫的如下意见: 在当前紧张的社会政治局势不可能在经济领域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他认为，“稳定国内总的形势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消除社会紧张状态的关键，正是在于经济，在于国民经济事务首先是消费市场情况的正常化。”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