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界大家辈出,民国学子所具有的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及学养素质,为当今世人所公认。纵观一部民国教育史,不难发现,全国上下达成“教育救国”“教育立国”“教育强国”共识的形势,大量不以赢利为首选目标的私立学校的兴起和多数学校使用以民间编选教材为主的格局形成,一批灿如群星的德才兼备的良师的涌现,均为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可以说,国民政府对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视同仁,民国政治家的胸襟,以及当时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制,才是这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成立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风生水起的私立学校

中国敎改乃政改之先声,晚清政府基于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痛定思痛,提出“教育为富强之基”,颁布“癸卯学制”,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而民国政府对此则更为迫切,在1912年(壬子)至1913年(癸丑)制定公布了,世称《壬子癸丑学制》的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该学制为参照日本明治维后的新学制拟定,以“教育立国”“教育强国”为宗旨,颁发了“除高师外,可开办私立学校”的通令。自此,私立学校在中国,遍地开花,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中国对人的教育。

据统计,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五年间,国内的公立大学增一所,私立大学则增七所,其增幅自1913年至1916年始,超过公立大学的一倍至七倍。(1)私立中学也同样如此,仅民国初年,私立中学的新增比例已大大超过公立中学,如江西1923年至1932年前后,江西新开办的民办私立中学占当时全省兴办中学的70%.(2)而上海在1929至1934年期间,初级、中级、高级私立学校占同级学校平均比例为70.20%,86.16%,70.61%,其私立大学竟占69.70%(3)。即使在半壁江山沦陷的抗日战争中,起初因战争而减少的私立专科以上的学校,由于民国政府与一些爱国志士的不离不弃,全国私立大学的数量仍呈递增之势:1939年为45所,但到了1944年增至54所,1946学年度第二学期便一跃而至67所,占全国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总数185所的三分之一。(4)

民国的私立学校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始终保持了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优势。作为私立中学,江西心远与湖南明德、天津南开并称为中国三大名校,为国人所称道。而私立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当年其规模和影响绝不在清华北大此类国立大学之下。

私立学校的兴盛,在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半壁江山的格局,虽说这种格局的出现,与那时的文化环境相关,但也不能不说,主要还是受益于民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民国政府的大力推动。

二、坚守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

众所周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也是所谓的“北大精神”。蔡元培认为实行思想专制,学术不可能得到发展。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然而,无论是作为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还是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以及一批追求独立自由的大教育家的存在,本身就是民国政治家“兼容并包”的结果。譬如1930年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树人——鲁迅,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蒋介石闻之,不但未追究此人,反而向鲁迅释放敬意(5)。即使如安徽师大校长刘文典,与蒋介石争执,以脚踹回击蒋总裁掌掴这样的惊天事件,竟也只是关几日紧闭了结。这便是一国领袖“以大公至诚之心”,对待异己分子的胸襟。

在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专制制度下,“政教合一”是一种常态,学校是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但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靠自筹,与公立学校相比,它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说,私立学校追求民主和自由,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主张,几乎多能贯彻办学始终。这一特点,在私立大学尤为突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胡适说,民国的私立大学最大的优点,就在“比较自出、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独立自由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这些具有一定办学独立性的私立学校,大都采取了与政府不合作或保持距离的方式,摈弃党化奴化的政治教化,竭尽全力地凸显了教育的第一本质——人的教育,以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为第一要务。

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如重庆南开中学学校的报栏中并排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比较对照阅读。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主义开展讨论。有的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大学,“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学生可直接从校图书馆借阅英译本的《资本论》这样一类红色书籍(6),早期的复旦大学竟是“革命派、反政府力量的聚集地和避难所,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所大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7)。”

然而,民国政府并未因其“离心离德”,而打压甚而至于关闭这类颇有教育成就的私立学校。政府并未追究这类私立学校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在对待各级私立学校自编的教科书上,政府也无不“兼容并包”。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在立国之初当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各级教科书必须经由教育部审定,但民国政府较清政府对于体现人文教育的历史和国文的文科教育的控制欲已大大弱化。晚清的文科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能异常明显,为统治服务的价值导向极为突出,体现了一种“钦定结论”。而民国文科教科书的这一功能则相对淡化,有着一定的开放性。编写者可以在教科书中宣扬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是这样,1942年,正中书局以“七家联合供应处”的名义主持印发了一套部编的中学“国文”教材,还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制,多数学校仍以自编教材施敎,尤其是大部分私立学校,始终以民间编选的代表了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的教材为主,然而,面子里子丧失殆尽的最高教育行政当局,对此居然视若无睹,这不能不说此等情况的出现,与民国初年的民主与共和的立国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教育不论公私,但求教育繁荣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论及中国当代教育时,曾经坦率地说,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大学,原因很简单,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必须有金钱储备,它的资金储备应当比公立学校还充分,才能立足和发展。一言以蔽之,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经费缺乏。然而,民国政府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除了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政府应给予私立高等学校经费补助,政府还在教育贷款税收土地划拨等方面,均为私立学校提供了优惠政策,为私立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陈嘉庚在创办厦门大学时,福建省政府当即拨出旧古演武场作为其学校的校址。当地政府发布公告,划定学校地界,责令迁坟,严禁地界内私自买卖土地。南开建校之初,财政入不敷出,直到1922年以后,北洋政府财政部为南开大学拨付了整理债券90万元的利息(每月约4500元),学校的经费情况才转危为安。(8)尤为重要的是,为了帮助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1934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大纲规定:补助费只给予“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办理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未得公私机关之充分补助者”,“补助费总额定为全年七十二万元,约以百分之七十补助扩充设备,以百分之三十补助添设特种科目之教席”:“补助费之给予,每次以一年为期,但中途经考核认为有违给予规定之条件时,得停止发给。”这项法令公布不久,当即就给经费困难的15所专科以上的学校予以补助,约占私立专科以上学校51所的三分之一。全年的补助费总额还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在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给予经费补助之外,还将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工程学院合并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帮助部分学校解决了内迁后所导致的诸如校舍师资等一系列问题。(9)在此期间,公立私立学校的身份转换,居然还可以“来去自由”。当抗战结束时,欲重建的私立大学出现了资金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民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便将很多私立高等学校收归国有,私立的南开大学,竟可以与民国政府签下先公立,五年后再为私立的协议。

值得一说的是,终民国一朝,私立大学的教师、职工和学生的生活待遇,政府都视如己出,给予救济。私立学校的学生学籍因某种变故,可毫无阻碍的“变私为公”,东三省沦陷之后,流入关内的流亡学生,可取得公立学校学籍,一些私立大学的学生,直接入读诸如国立中央大学这样的公立大学。在读的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学生,彼此或公或私重新“择校”,完全没有“择校费”和身份的困扰;在这两类学校执教的教师,也可互通有无,绝无人事体制障碍;对私立学校的学科设置、课程设置、以及学生毕业资格、学位授予与教师职称评定等重要事项,特别在教科书的使用上,民国政府教育行政当局既无追求部门威权的尊严和部门利益的贪欲,也无政治因素的干扰,均由私立学校自主。如此“公私不分”,无他,但为培育人才、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为我中华民族侧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计耳!

四、结语

历史地看,民国期间的私立学校几近“两分天下”,并有不俗成就,与整个社会上对私立学校没有偏见和教育界大家辈出,密不可分,但客观地说,这首先要取决于对整个社会具有导向作用的国民政府对私立学校没有偏见,没有歧视。不论是北洋和国民党执政期间,民国政府始终承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公私不分”倾全力地扶持私立教育,为私立教育提供了一个宽松积极发展的平台。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一视同仁,民国政治家的胸襟,其时的文化生态与教育体制,才是这民国“私立教育之盛世”成立的最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p82
(2)《民国江西私人捐资办学》林容 戴炜亚 2012年5月7日江南都市报
(3)《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施扣柱 《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4)《民国时期私立高等教育的简要评述》熊明安 2003年7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卷第3期
(5)蒋却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据许广平说,后来教育部来了人,说了这事,鲁迅拒绝了。
(6)《拾贝集》周有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大学的育人优势与特色》张均兵 2007年6月《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第29卷第3期
(8)《民国时期私立名校的办学特点》韩淑娟,李承先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7,3,第十卷1期
(9)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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