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陆犯焉识》的“回去”与其改编电影的“归来”：各自表达一个巨大而深刻的隐喻
严歌苓在美国回头审视她的经历，审视她的家族，审视当代中国的灾难，无疑在文学魅力之上显示出思想的更加深刻。
且以她在2011年10月出版的四十万字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为例。
小说写了三个时期——1954年前，1954年至1976年，以及1976年后。主角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兼公子型的少爷。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他的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徒刑。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这一切终于使他“脱胎换骨”了。只是，文革结束后，陆焉识回到上海家中，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这个男人曾经忽略了他妻子冯婉喻的存在，只有当他成为犯人时才回想起妻子的好和美，但他回到家时这个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妻子在他到家前失忆了。
严歌苓以自己的家族历史为其作品的摹本，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中国二十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中，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人传奇经历熔于一炉，从而谱写了一曲政治与人性之歌。作品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被文学评论家视作严歌苓“颠覆性转型之作”，并荣获中国小说协会当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所谓“颠覆”，如论者所说，是它的叙述方式。严歌苓使用了一种“非常主观且自由”的写法，通过孙女（也就是“我”）精神上的消化系统处理后，告诉读者她祖父的故事。这是一种打趣的讲述方式，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她的笔触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浮华地和其后半生被禁锢的流放地，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诡舛尽收眼底。
许多读者都为这部作品塑造的知识分子“受难者”的形象所震动。他们发现，这个“陆犯”是一个天生的也是失败的“逃犯”，他一辈子都想从自己的身份中逃逸出来，但都失败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被彻底放逐的故事。这曲悲歌所悲哀的，不只是陆焉识个人的乖蹇命运，还有他所属身的那个社会与那个时代。严歌苓让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共政权对治下民众进行“改造”的冷酷残忍无情。她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对知识分子陆焉识表达无限的同情，将他的命运铺展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她在书中种种残酷历史场景的描写，展示出人性异化的可怕，透露出严肃的历史反思和人性的悲悯。她以历史的压抑感、沉重感抒发她对人道主义的呼唤。
根据《陆犯焉识》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点点二三十页的内容，改编成张艺谋导演、巩俐和陈道明主演的2014年电影《归来》。电影海报说，这是一出“生离死别、旷世之恋”的言情剧。显然，这与原著大部分的内容很不相同，“陆犯焉识”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苦难，既未有闪回，也未有描述，故事直接从结果讲起。张艺谋对自己的处理这样解释：“严歌苓的小说是大时代画卷，我只截取一小段娓娓道来，把一个时代简约到最小的一个家庭内部来表现。这个方式也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最难的点。”当然，他还说了：这样取舍第一是因为政治禁忌，有很多东西不好拍，所以不想直接反映时代，只能折射，留白，只用一个家庭方式去反映。严歌苓在创作《陆犯焉识》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作品有抗拍性，肯定不能拍成电影，因为内中有大量对政治和监狱的描写，后果“你懂的”，确实是没办法通过审查。所以，尽管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但严歌苓表示“理解”。当然，对于严歌苓这部“写得最用心”、“也是最满意”的作品来说，不得不说电影《归来》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幸好，从一开始张艺谋就深刻注意到小说中妻子“失忆”这个关键点。他营造了电影这个结尾：陆焉识和女儿丹丹推着轮椅中的冯婉瑜再一次来到火车站的出口处。大雪纷飞，寒风呼号，冯婉瑜白发飞舞，望眼欲穿，那无望的眼神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绝望。在她旁边，陆焉识拿着写有“陆焉识”的木牌，陪着一起等待自己归来……
这是一种荒诞的象征，是一个深刻的隐喻。人们已经指出了：妻子冯婉瑜，从中年青丝到晚年白发，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等待二十年未归的右派丈夫陆焉识，而肉身的丈夫就在身边，被政治严重戕害的记忆却使妻子对面不相识——与其说妻子在等候丈夫的归来，不如说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个体在等候国家记忆的归来。冯婉瑜心目中的“陆焉识”，即木牌上的“陆焉识”，不只是她的丈夫陆焉识，可以理解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理想追求：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安全，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等等。冯婉瑜对此耿耿于怀，矢志不忘，她要一直等候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失忆”的冯婉瑜比任何一个人都目光远大，她的执着的等候，就是无言的精神诉求，也是一个民族深情的永久的期盼。
这个结尾是电影《归来》中最深刻的一个隐喻。真应该感谢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中关于妻子婉喻失忆的描写，让张艺谋触发灵感，想出《归来》这个结尾。
不过，小说《陆犯焉识》是另外一种结尾：“回去”。最终，“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陆焉识带上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因为“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情形在这里出现了奇异的反转：在困窘中，年老的陆焉识终于“彻悟”了“自由”的含义，带着妻子的骨灰回到了大西北，这个他曾经用了大半辈子想要逃离的曾经的肉身囚禁之地，变成了他最终的精神自由之所。
这是另一种隐喻。
那种狱中生活不够残酷不够可怕吗？绝不。小说有这样一个场景：大饥荒年代，狱中犯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个叫梁葫芦的为保自己的性命，趁着另一个犯人刘胡子的死还未被别人知道，竟然停尸房中，并以死人的名义冒领尸首的三顿饭，他有时一边吃一边竟然和尸首聊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还有狱中种种酷刑。梁葫芦因盗窃嫌疑而惨遭刑罚：“梁葫芦的腿被劈开，一只脚系一根绳，挂在马的两侧，让马把他当爬犁拉……与雪地接触面最大的是后脑勺和上半个脊梁。”不多一会，梁葫芦就“脑浆涂地”了，“他的葫芦头已经开了瓢，此刻在地上写着黑红的天书。”场面的残酷简直令人发指。然而，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更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畸变异化了的人的内心。在监狱，犯人“观赏”梁葫芦被“加工”时是这样的心理：“犯人们立刻轰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犯人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这情形真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令人不寒而栗更在于：这种阴冷和凄凉还弥漫在监狱之外。陆焉识被释放回家后，儿女们无不对他厌恶而提防。他日夜思念的女儿有意疏远他，他的儿子将自己多年来忍受苦难的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他陆焉识仍是一个“反革命”嫌犯，他仍无时无刻处在人人戒备的冷酷氛围中，他仍在遭受惩罚。
小说将要出版之前，严歌苓将书名定为《陆犯焉识》。因为那个年代，在称呼犯人时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间加一个“犯”字，这种特殊用法，带上了那个历史语境的烙印，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和神秘感。这个陆焉识他到底是否有罪？他犯的什么罪呢？他这个死刑就是辩解自己无罪带来的死刑。
“陆犯焉识”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具有反讽意味，可以看到对中共政权的强烈批判。不过，严歌苓其实最想用的书名是《无期》。但很可惜，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觉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不敢用。
无期！那个“遥遥无期”的含义太震撼了。
如果说，电影名字“归来”充满寓意，让人思绪万千，无限感慨。中国那些“陆焉识”还没有归来。他们废的废，死的死，疯的疯，他们流亡了，失踪了，至今还跋涉在“冯婉喻”们望眼欲穿的目光中。那么，《陆犯焉识》的“回去”，就是深深的无奈与凄凉，让人绝望：对中国的“陆焉识”而言，狱中狱外又有何分别？！同是强权镇压下的禁锢与惊恐，同是被强权挤压并碾碎了的身心。当他最终重获人身自由后发现自己变得更加不自由了。作为知识分子，陆焉识本质上仿佛是永远囚禁于非自由状态的囚犯。而且遥遥无期！
自由正是小说《陆犯焉识》或《无期》的精髓。严歌苓带给我们的思考应是：何谓自由？在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精致极权高压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能否自由？
（未完待续）
（2024年7月28日完稿于悉尼，经严歌苓女士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