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统治集团缺失信仰维系,血缘宗亲统治又丧失合法性,法规约束又没有形成时,就只能依靠利益结构来维系。当一个统治集团只能靠利益维系时,政治权力就必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政权统治就必然以相互交换权力和利益来延续。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官僚贪腐犯罪成为统治凝聚力的来源和体制日常运转的润滑油,官僚结党营私、抱团掠夺成为王朝统治的常态。在这种政治制度只能依赖贪腐来维系的局面下,有权者无底线的搜刮,无权者被无限制地侵害就成为必然。这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出专制王朝末世贪腐疯狂剧的根源。面对这种制度与贪腐相互依赖的癫狂状态,人类如何医治,从本文所论述的几种统治力中应该可以找到建立信仰与法治的良方。

在《大明王朝1566》后期,作为明朝统治体制的最高代表嘉靖皇帝居然思念因腐败而被逼疯的太监杨天水,说如果他不出事,皇上新建宫殿费用就不愁了,就不用像乞丐一样求人了,并且还常不无留念地提起巨奸大恶的贪腐首辅严嵩,认为他若在就不会使自己因为用钱而陷入被官员逼迫的困境。一个皇帝不仅没有痛恨贪官,相反对处置的贪官还有诸多留念,这是否是历史中的特例,或者是著书者的杜撰?真值得探究一番。

从历史来看,嘉靖皇帝是应该知道严嵩父子的贪腐情况的,因为在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余年中,直言参劾他们的清流就有一百多人。其中被杀者二十余人,被流放者三十余人,被罢官者不知其数。而在国库空虚,官员薪俸拖欠,军费开支紧张的情况下,严嵩却还接连修房,严世蕃还接连隆重纳妾,岂不明摆着有“财产来源不明”之嫌?但是,嘉靖却迟迟不予追究。

导致嘉靖不追究严嵩等贪官的原因用浙江巡抚赵贞吉所言“奸党(严嵩势力)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扰乱朝纲、构陷忠良、敛财贪墨,为什么就一直不倒?是因为他们把大事小事都牵着皇上,动他们就势必有伤圣名。”而用严嵩对儿子严世蕃所说:“大明朝也离不开你爹。这二十年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人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由此可见,大明王朝与贪腐势力的严党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形成了严党若倒必将伤及皇上圣名、危及朝廷统治的利益捆绑局势。一个王朝怎么会与腐败势力结成这种依赖?这真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要解开王朝与贪腐势力结成依赖的怪象,近年来有人根据一些史料写出的“苏绰定律”,可从侧面提供起一些参照。北周大臣苏绰与“挟天子令诸侯”的开国丞相宇文泰谈治国术的一席话,很经典地反映出了制度与贪腐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何以还要反贪官?” 苏绰答:“这就是治术精髓所在。”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有异志。故以反贪之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戴。其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异志,自找死路,故必与你同心同德。”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苏绰答曰:“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示,使天下皆知君王心系天下,尤恨贪官。” 宇文泰问:“贪官民怨太大当如何处置?” 苏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又可收其财,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这就是近年来在网络流传甚广的用贪官治国术。

从以贪治贪角度来揭示封建王朝制度对贪腐的依赖关系,苏绰之论堪称精辟。然而苏绰只是从人需要钱的一方面来讲用贪官,但历史上也不乏清廉之辈,循吏能臣而治理天下的。从历史事实来看,那种贪腐治国,从来没有长久过,最终无不导致人亡政息。这也是人们常常说到的“以史为鉴”。然而,明明知道贪腐必致国亡朝崩,为什么王朝仍然会出现依赖贪官的现象,尤其到了王朝末年,几乎都是贪腐势力操控朝政呢?

要探究王朝体制与贪腐势力的互相依存关系,必须考察政权的统治力,而关乎一个政权统治力的核心是组织的凝聚力。从人类历史来看,组织(包括国家)的统治(凝聚)力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信仰。人作为有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动物,需要信仰来支撑、提升。人类有史以来,最长久而不易被瓦解的就是信仰组织,王朝频繁更替,但信仰组织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却能几千年延续壮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战胜过信仰组织的。这也是今天中东信仰基督教的以色列国能立足于群敌环伺之下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信仰是组织最大最强的凝聚力。一切宗教组织的核心凝聚力(统治力)就是信仰;其二是血缘。历史上王朝更替与统治大多连带着血缘组织。早在氏族社会依靠血缘纽带维系组织,后来到各朝抢夺天下也多有血缘凝聚,如中国历史上的元朝与清朝,重要统治力来自种族血缘纽带。血缘维系组织的凝聚力也相对稳定,这也是封建王朝传承子孙的一种内存原由。但血缘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统治成员都是血亲,并且血亲也会产生互相的争斗,所以其统治力有天然不足。可以说,历史上的专制王朝,都带有血缘凝聚统治力的成份;其三是利益。利益通常是维系一个组织的外在动力。历史上许多组织都是缘起于利益的相互需要,而人也是一种有利益需求的动物。这种靠利益维系的组织,典型的如黑社会团伙等各种谋利团体,其核心就是利益输送,各得所欲。由于人的欲求是无限的,而一定时期的利益是有限的,这必引起满足利益的可变情况,从而引起利益需求的相互冲突,所以利益维系的组织也是不太稳定。黑社会常相互拼杀或内部争斗也多由此。历史上的王朝统治组织就都有利益维系的成份,这正是嘉靖需要严嵩,苏绰建议用贪官的根由;其四是法规。通过组织成员相互认同而明确制定的法规,是维系组织统治力的杠杆。这种明确法规凝聚着组织成员的一定共识,平衡着组织成员的相互利益,因而是相对稳定而有力的约束机制。并且法规凝聚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动态调节性强的系统,具有不断放大接纳新力量的性能。因此,这种组织成员扩张力极强,组织基础相对牢固。这就是专制王朝必然走向民主宪政的内存根由之一。从人类历史来看,这四种组织主要的凝聚力在各组织中甚至组织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许多组织常常混合着这四种成份,只是侧重情况有别而已。

通过简析组织凝聚力来认识统治集团(国家政权)的统治力,会发现组织凝聚力越强、越稳定,那么统治力就越强、越稳定而持久。就此而言,能够融合信仰、血缘、利益与法规的统治是最有力而持久的。但是,现实中专制王朝是没有信仰的,或者抢夺政权时有信仰,但后来丧失了信仰,并且法规又没有成为组织尊崇的对象,于是就只有依靠血缘与利益来维系。大明王朝嘉靖虽为朱氏血缘,但不是正宗的父子传承,而是因为先皇无后而传于堂弟,这在血缘宗祠排位引起过朝廷纷争,所以相对而言,嘉靖统治的血缘纽带要弱于前朝,于是嘉靖更依仗利益凝聚统治集团。而北周时期战乱不息,王朝更替尤其频繁,宇文泰又是“挟天子令诸侯”,这样信仰、血缘与法规都无法成为维系统治的依仗,于是只能靠即时性强的利益,苏绰正是基于此,才提出这种违背天道人伦的用贪治贪论。

 从历史上来看,当统治集团缺失信仰维系,血缘宗亲统治又丧失合法性,法规约束又没有形成时,就只能依靠利益结构来维系。当一个统治集团只能靠利益维系时,政治权力就必然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政权统治就必然以相互交换权力和利益来延续。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官僚贪腐犯罪成为统治凝聚力的来源和体制日常运转的润滑油,官僚结党营私、抱团掠夺成为王朝统治的常态。在这种政治制度只能依赖贪腐来维系的局面下,有权者无底线的搜刮,无权者被无限制地侵害就成为必然。这就是历史上不断上演出专制王朝末世贪腐疯狂剧的根源。面对这种制度与贪腐相互依赖的癫狂状态,人类如何医治,从前面所论述的几种统治力中应该可以找到建立信仰与法治的良方。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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