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彭玉莲并不熟。虽然是紧邻──我卧房的窗户便对着她家的窗户和大门──但因为工作单位不同，一向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早晚上下班时，偶然撞见，她总是热情地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送过来，叫人不由得跟着她的眼波打转，忍不住也笑脸相迎。宿舍里的老太太们背后叫她妖精，大概是嫌她这双眼睛生得太迷人。
在我们女人眼中，彭玉莲并非什么美人。她个子生得很矮小，不过善于保养，注重穿着，身材总显得很匀称；胸部的曲线特别突出，这可就引人注目了。她的头发一向找鼓楼的一家大理发店修剪吹风，一样的短发齐耳，但她的总是蓬松有致，显得与众不同，女孩子们都管那叫海派头。皮肤黑黑的，鼻子微塌，一张大脸像圆盘，与她矮小的身材不相称；然而一双眼睛却生得又大又亮，且富于表情，顾盼之间，似有种种风情，男人瞧着，不免魂不守舍，女人则又嫉又恨。
我第一次同她打交道，还是在搬进宿舍以后一个冬天的早上。那天，我俩恰巧同时推着自行车出门，车上都挂了菜篮。她向我道早，我回答了她的招呼后，就一块儿跨上车，往菜场骑去。夜里刚下过雪，天气冷得很。我把自己裹得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外，还罩上毛大衣和风雪帽，浑身臃肿不堪，跨上自行车时颇费了一把劲。可是彭玉莲却只穿着一双上海出品的紫红呢鸭舌便鞋，一袭花绸面的丝棉袄裹在身上，还能露出腰身来，紫红的毛线帽子，配了黑手套，映着满地的白雪，越发艳丽得夺人眼目。
敢穿得这么色彩鲜明，我心里想，胆子不小呀！
瞧着鼻孔冒出的气都凝成了雾，我说：“没想到南京的冬天会这么冷！”
“我从来不喜欢南京，”她直言不讳地说，“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热得叫人不想活了。还是上海的气候好，身体强的人冬天一件厚毛衣也挺得过。”
听那夸张口气，我猜想她是上海人。上海人总有那么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直到今日，共产党也无法把它改造掉。
“真是促狭鬼！”她突然骂了起来，脚下狠狠地蹬着自行车的脚踏板。“选下雪的夜来查户口！昨晚也查了你家吧？”
“是。”
想起夜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接受盘问，等重上床时，手脚被窝一片冰冷的情景，我忍不住打个寒噤。
“每次查户口都有我家，真他妈的！”
第一次听到女人用三字经，我吓了一跳，一时难为情地低了头，不敢瞧她。
要说查户口，我也有一肚子牢骚。普查户口时，家家都查，倒也无话可说；有时却是抽查，一栋宿舍大楼往往只查几家。大家都说：“有问题的人家是每次必查的。”我家便是每次必查。心里尽管不服气，我可是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
“昨天不知为什么又抽查起户口。”我搭讪地说。
“左不过吃饱没事做罢了。”她说完后冷笑一声。“听我们钟表厂的人说，就为尼克松马上要来北京，各地都采取保安措施，大概这就保到我们这些人头上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骑到了菜市场。因为人群杂沓，我们也无心说话，彼此就分手，各自排队买菜去。
这以后，我特别注意到她还是因为她丈夫冷子宣的缘故。他们夫妇给我一种不相称的感觉。首先，两人的年纪好像差了一大把，彭玉莲虽然跨进了中年，但神情、打扮总像抓着青春的时光不放，不像她丈夫暮气沉沉。冷子宣据说五十岁还不到，头发已半白了，两穴光秃秃，前额宽得像平原，一脸的褶纹不亚于刚犁过的田畦。他尤其近视得厉害，虽然架了近视眼镜，注视事物时，还得耷拉了头，弄得弓背哈腰似的。同他太太相反，他脸上难得见到笑容，沉默寡言的，同我们这些邻居都不打招呼。看他这一脸呆滞失神的表情，我总怀疑他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扣在心头。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在窗口瞥见他背靠着自家的大门，呆呆瞧着天空，嘴巴半张着，整个人像块化石一般。一直到他女儿出来喊他吃饭，一再地拽他的衣角，他才像梦中醒来似地，眼光落下地来。进门时，他还伸出手扯拉着眼镜角，惶惑地瞪女儿一眼。
这简直是个老头子嘛！我当时忍不住替彭玉莲叹口气。
不过，我刚搬进宿舍的头一年里，却也没见过冷子宣几回，原因是他长年在外面劳动。
记得刚搬进宿舍那天，我的系党委书记特地跑来向我介绍邻居的政治面貌，也提到冷子宣，一再说他是老右派。以后，偶尔也听到同事们喊他“老运动员”，因为几次政治运动都搞到他头上。他不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了一年多，连最近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出了纰漏。后一场祸更是闯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哪个教员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中国共产党”几个字，这冷子宣却在它们下面添了“的狗”两个字。纸团偏被人从废纸篓捡了出来交上去，于是新帐加旧帐，翻了一番，免不了总是劳动改造。这样，一个副教授便成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常委”，经年不着家门了。
我真正对彭玉莲感兴趣还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事。有一个晚上，系里的周敏来找我，要我去居民委员会开会。周敏不但与我同事，也与我住同一栋宿舍。我喜欢她性情温厚，彼此常有往来。
“又开什么会呀，小周？”我问她。“还搞计划生育，我可不去啦，已经开了多少次会，填了几回表了！”
“不是，不是，”周敏说着，吃吃笑起来。“这回是潘金莲的事。”
“潘金莲？”
“就是你的贵邻彭玉莲呀！”
她指指我的卧房窗户，接着连连催我：“走吧，到居委会你就知道了。”
居委会就设在另一栋楼的常木匠家。常太太不做事，一直就当主任委员，每次妇女一开会，就把常木匠揈出去。这一晚，我们到达时，屋里已坐满妇女。我放眼一瞧，冷家的左邻右舍全到齐了，居民委员全出席，连老态龙钟的郭奶奶、施奶奶也来了，正七嘴八舌，说得好不热闹。我和周敏找了个床角坐下来。细听了一阵，我才明白，是商量着怎么监视彭玉莲，大家怀疑她有外遇了。
“这……到底有证据没有？”我侧过头，问旁边的周敏。
“证据？”
坐在我前面的施奶奶想是听见了，转过头来，颇为诧异地冲着我说开了：“有的是证据！都被人瞧见几回了。有一回还是我亲眼见的呢！一大早一个男的从她家后门溜出来……呸，什么好东西！还有一次是是三更半夜，有人瞧见有个黑影推门进去，鬼鬼崇祟的，能有正经事吗？真够不要脸了，也不想想女儿都十岁了！”
怪不得施奶奶骂人，这老太太年轻就守寡了，一手抚养大两个儿子，一个参军，一个入了党，她在我们宿舍里也算得上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眼睛里自然看不得一点邪。
“是不要脸！”七十高龄的郭奶奶也骂开了，“男人在下面劳动，她这里放胆偷汉子！怎么能带好自己的女儿？我每瞧见她那妖怪打扮就作呕！”
“可不，”周敏也加进来批评，“这奇装异服被群众批判几次了，真是屡教不改！”
“不但不改，还嚣张得很呢！”施奶奶兴致勃勃地接下去说。“记得去年夏天吧？她穿一件粉红的绸衬衫，衫子既薄又透明，她又把个奶子绷得高高的，走起路来一摇一颠的，在大院子里招摇过市。阎奶奶说了她两句，反而被她抢白了一顿，说什么：‘你想要大奶子叫男人多咬几口就得了！’你听！当场把个阎奶奶臊得满脸通红，几乎哭着回去！”
“常主任不是也去批评过她的服装吗？”彭玉莲右边的邻居乘机出来揭发了，“她当面不敢顶撞，等主任后脚一跨出去，她就在屋里嚷起来了：男人还没有死，先要我作寡妇打扮呀！”
常主任一听，气呼呼地说：“再不整整她，我们宿舍的风气都要败坏干净了！年轻姑娘要是跟她学，不就糟了？”
说完，主任拍拍手掌，集中了大家的注意力后，会就开始。
“文老师，”──没想到主任第一个找到我头上来──“你住她对门，看到什么破绽没有？”
“破绽？没有注意……”
因为出乎意料，又当着大庭广众，我竟口齿不灵起来。
“今天请你来，就是一起商量怎么捉她一回，”主任说。“你的窗口正好对着她的大门和窗口，里面有什么动静，听得见，又看得清楚，前门这一关就靠你了。”
我不敢答应，推辞又不是，正在左右为难，周敏用指头戳戳我的背，我只好硬着头皮承应下来。
“好了！”主任提高了声音，满意地环视着大家。“前面这一关解决了，后面就由施奶奶等几家把守。现在接下去商量具体的步骤吧。”
“我说呀，”郭奶奶虽然年纪一大把，但开会总是踊跃发言，“一发现有男人进去，我们得到院里保卫科找人来抄她家，当场捉她一回，开个批斗大会狠狠斗她才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突然周敏说：“她要是硬不开门呢？”
“对呀，”主任也踌躇了，“得找个借口进去才行。”
“查户口！”不知是谁先叫了出来。
“好呀！”好几个人拍手附和。
“说查户口，哪个敢不开门？”
于是定下了步骤，谁家发现有男人进去彭玉莲家，得立刻报告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接着布置前后门的钉梢，然后打电话找学校里的保卫科，纠集人来捉奸。
本来会到此也就完了，然而彭玉莲是个热门人物，一提起便放不下，个个似乎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唯恐漏了任何新闻，莫不拉长了脖子，歪着脑袋听。我本来对彭玉莲的事就不太清楚，现在突然被派了个钉梢的任务，自然想了解一下被钉的对象，也就从头到尾，吞进了所有的闲话。
原来这还不是彭玉莲第一次失足。
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时，冷子宣随工作队到射阳县三同──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系里的党支部书记马遂便借口关怀教工家属，来接近彭玉莲，不时问寒问暖地献起殷勤。这马遂生得小白脸一张，两片嘴又会说，彭玉莲禁不住引诱，便被他搞上了手。
那时，邻居全都看在眼里，但马遂是党支书呀，谁敢哼声？起先还是乘空来幽会，厮缠一回儿也就走。后来便明目张胆了，有时马遂的老婆出差，他干脆夜夜宿在冷家。这事不但我们宿舍里的人都知道，连他老婆也风闻了，却装聋作哑。大家虽气愤，到底不忍心透露给冷子宣。
这马遂在彭玉莲之后，又搞上了学校里一个锅炉工的老婆。事情作得不密，叫人家丈夫发现，闹了开来，不得已写了检讨，校党委书记亲自施加压力，才勉强把丑事遮盖下去。正好，“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那锅炉工起来造反，他老婆亲自上台揭发，造反派就勒令马遂坦白交代。等坦白书一交出来，群众都哗然了。原来连彭玉莲在内，马遂前后勾引了五个本校的女教工，手段、情节都恶劣透顶。
那一阵子，批判马遂的大字报满天飞，从校门口一直贴到食堂里，观众络绎不绝。冷子宣直到那时候才知道老婆的丑事，据说才几天功夫头发就白了一半，走路都蹒跚了，整个人老了十年似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谁都不讲话，像个白痴。有些人还替他捏了一把汗，怕他寻短见。
“这丑事抖了出来，夫妇不吵死啦？”我问周敏。
周敏笑了。她说：“怪就怪在这里。施奶奶住在她们家后门的斜对过，也十年多了，据说从不曾听见他俩吵过嘴！”
“真的？”我也感到纳闷。“不过，既然闹得满城风雨，彭玉莲也要写检讨啦？”
“检讨？”施奶奶又回过头来插嘴了，“快别提她的检讨啦！我们找她谈了多少话，几乎说破了嘴，好不容易才挤出她一张检讨书来。我是不识字，没有看，她们看的人都不满意。你猜怎么着？不老实得很呢！硬给自己叫屈，说什么跟马遂来往是为了找机会给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呀，发生关系是不得已的呀，又说什么怕声张开来对丈夫不利呀──她还梦想人家给她树牌坊哪！”
正说着，常木匠推门进来。大家一看钟，已经过了十点，赶紧收住话头，都起身散了。
有一天，我下班后步行到幼稚园，接了小孩子回家。刚转出小巷口，迎面碰见彭玉莲骑车过来，车把上的尼龙网兜了一只芦花母鸡。她见了我们，立刻煞住了车，跳了下来同我打招呼。
“今天怎么没骑车呀，文老师？”她笑眯眯地问。
“同事借走了。”我也含笑回答。
我瞧她满面春风，一副心安理得的神气，大眼睛黑得发亮，就是那黑皮肤，衬着雪白的牙齿，也带着几分俏。
这天，她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外面罩了一件金黄色的细绒毛衣；一条蓝布裤子穿在她身上，不像别人显得肥大臃肿，而是轻巧俐落，尺寸恰到好处。这一身衣着颜色配得鲜亮，连穿法也与众不同。在南京，毛衣一向穿在外套里面，不敢露出来的──听说只有上海的年轻女工才敢把毛衣穿在外面，也常沿路受到注目礼呢。这彭玉莲敢这么穿着，在高等学府的宿舍里招摇过市，难怪被认为眼中钉。
孩子看见了鸡，早张大了眼睛瞧着，这时突然指手画脚地喊起来：“妈妈，鸡！鸡！”
我正为无话可说而发窘，听到孩子叫，就顺口说：“哪儿弄到这么一只大母鸡呀？”
“燕子矶的社员捎到我们厂的附近来卖的。”说着她又是咧嘴一笑。“三块半一只，贵是贵，鸡可是好鸡。我的原则是买得到就吃，存到肚子里保险，不像人家把钱存在银行里。”
说完，她自得地笑起来。看见孩子目不转睛地瞪着鸡，她弯下腰来问他：“你叫晶晶吧？喜不喜欢吃鸡？”
孩子立刻来拉我的衣角了。“妈妈，我要吃鸡！”
我还来不及说话，彭玉莲已经转过脸来，很认真地问我：“你要吗？这就让给你，我常常买到鸡的。”
“不要，不要。”我急忙推辞。
“要不，我下次替你捎一只好不好？”她说话那表情丝毫不像是客套。
这反而叫我急得发慌，怎好沾这名女人的光？又是摇头，又是摇手，我一叠声地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吃鸡。”
“是──吗？”
迟疑地，她凝视了我一眼，笑容逐渐收敛，脸色顿时暗了下来。我只好避开了她的眼光，隐隐感到两颊发热。
“那就算了，”她说，语调听得出来有些不自然。“再见吧，我先走了。”
看着她轻飘飘地飞驰而去，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小文！”
我回头一看，周敏不知何时从后面走过来。
“什么事跟潘金莲搅在一起呀？”
我把路上相遇及让鸡的一节讲给她听。“这个人也还爽快俐落。”
周敏点点头。突然，她低低地对我说：“你不知道，她以前还是模范工人呢！”
“模范工人？”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点不假！”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不禁微笑起来。当下，她拉了孩子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向宿舍。
“彭玉莲除了爱打扮，偷汉子，别的也没什么毛病。要讲出身，父亲是上海闵行的菜农，属于响当当的红五类份子。她很早就是共青团员，本来也快入党了，就为了同马遂有关系，才被开除了团籍。”
“这处分也不轻了。”我说。
“这还是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再三催促，南京钟表厂不得已才采取的行动呢。他们起先借口说：既然是受诱成奸，责任在男方，不在女方。”
“这次这个男的可知道是谁吗？”
周敏摇头。“据施奶奶说，不是我们附近的人，多半是他们钟表厂的人。”
“如果捉到了，钟表厂可该没话可说了！”
周敏扬了扬眉，微笑地说：“也很难说。南京钟表厂的紫金山表现在供不应求，他们抓产量都还来不及，哪顾得上这个？何况男女关系的问题在工厂里是司空见惯了，比不得政治问题可以无限加码，左不过是生活腐化而已，顶多写张检讨罢了。那马遂的情节多恶劣！民愤多大！大家都要求从严处分。院里只好报上省里，请求降级减薪，结果被省里驳了下来。”
“为什么驳了下来？”
我又一次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省里说，虽然影响很坏，但不属于强奸，几个教员、工人都是心甘情愿嘛！还是属于生活作风问题，那就加强加强教育吧。学校当然很为难，不好向大家交代，后来几经交涉，省里才把马遂调到另一个大学去。”
“真是没得……”我沉吟了一下，还是把“是非”两字强咽下喉去，只淡淡地说：“难怪彭玉莲一犯再犯。”
说着彭玉莲，忽然想起她丈夫的模样，总觉得格格不入的。我说：“小周，你不觉得彭玉莲和冷子宣有些不配吗？女的还生气勃勃，男的已经老朽了似的。”
“冷子宣这几年是老得快。”周敏也有同感，只是话里带着惋惜的语气。“说来你可能又不相信啦，从前可是彭玉莲追求冷子宣的呢！”
“啊？”
我叫了起来。
“有这回事？”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得意地笑了，但马上就郑重其事地向我说：“你不知道，反右以前的冷子宣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呢！他是五六年提升为副教授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好那年被分配到学校来教书。那时，老婆刚死了一年，冷子宣本来不打算再结婚的，偏无意中在一个同事家邂逅了彭玉莲。女的一见就倾心了，主动找他到玄武湖划船。冷子宣很快就掉下水，一下子打得火热的，三个月后就结婚了！”
“这么快？”我听得将信将疑的。
“咳！那时候的冷子宣自然神气不同，潇洒得很呢！你想，三十岁出头就当了副教授，胸脯挺得高高的，走路都有派头──还有人专门学他走路的样子呢！他是我们南京大学──那时候还叫金陵大学──的高材生，出了名的才子，赋诗填词，样样都出人头地。就是太自命不凡，也太天真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一阵子，他真相信了号召，跑出来大放了一通，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文教措施，结果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戴上右派的帽子。”
“真是──”我想说“典型的书呆子”，又不忍心，只好长长叹了一口气。
“有个时候，他们系里也有意给他摘掉这顶帽子。偏偏这个时候，他们组长发现了他填的一首〈沁园春〉，和毛主席一样题目也叫〈雪〉，只是大反其调，满纸肃杀之气。人家认为他这是成心唱对台戏，恶毒讽刺毛泽东，自然罪该万死了。这右派帽子不但摘不掉，只怕要戴进火葬场了！”
“你看过这首词没有？”我好奇地问。
周敏摇摇头。
“冷子宣骨头也真硬，检讨书写了几回，就是一口咬定写实写景，死不承认是讽刺。有人要求公布全首词，但系里领导认为不宜扩大影响，连检讨书在一起，一概不公开。就这样，整个系热烘烘地批讨了一番，一般人却不知道这棵毒草的内容！”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了宿舍大门。也许顾虑耳目众多，周敏不再说什么，彼此道了再见也就分手回家。
有一天夜里，我梦中恍惚听到打门的声音。醒来后侧耳细听，果然是有人在敲打冷家的门。我想，这彭玉莲也睡得真死，我都被敲醒了，她竟没有动静。接着便传来一个男子不耐烦的喊声：“开门！查户口！”
又是查户口！我一听便厌烦起来，知道这下半夜是再也睡不成了。我一向有些神经衰弱，睡眠很差，夜里如果醒来，就难再阖眼。我家既然是必查户，我想，干脆起来等他们吧，省得临时慌张，把孩子也搅醒了。
于是我扭亮了灯，爬起来穿上了衣服，把户口本找出来，然后坐在窗口的书桌前等候。这时，壁上的挂钟朗朗敲打开来。十二点整，正是典型的查户口时间。我拉开了一角窗帘，朝外张了一眼。外面一团漆黑，只有冷家的灯火是亮的，大门半张着，窗口有人影晃动，只是隔着窗帘，也看不清楚。我随即放下了帘子，回身拿了一本书，在灯下随意翻看。
果然，一杯茶不到的功夫，我家的门便有人来敲打。我从容不迫地走去，拉开了门，随手就把户口本子递给第一个跨进门的人。
“哎呀，对不起啦，我们不是来查户口的。”
第一个进来的竟是居民委员会的常主任，她说话时脸上难得地带着几分道歉的神色。
一听不是来查户口，我反而不安起来。再看看那陆续跨进门的，两个男的是学校保卫科的，另一个女的有些面熟，大概是本校员工的家属。
“是这样，”还是常主任说话，“我们怀疑彭玉莲不老实，晚上有人看见一个男的溜进她家，一直没有出来过。刚刚我们藉查户口撞门进去，只是没搜到人。那彭玉莲一脸通红，硬是做贼心虚的样子。只是她没犯法，我们也不能翻箱倒柜地抄查，只怕人被她藏起来了也说不定。现在特地来打声招呼，请你留意一下，看到什么动静，千万告诉我们居委会一声。”
我只好满口答应下来。主任又嘱咐了几句后，四个人才离开。
我除非吃饱饭没事干才管这闲事！心里恨恨地想着，我立即脱了衣服，熄了灯，又躺上床去。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这一折腾，我睡意全消了，躺在床上，只是翻来覆去，就像是喝了多少浓茶似的，精神越来越好。该死的彭玉莲！久久睡不成觉，我不禁暗骂起来。她闯了祸，却弄得邻居为她失眠！继而一想，她几乎当众出了丑，也够险的了，似乎又为她庆幸起来。只是这男人是谁呢？我就住在她家对面，竟从来不曾注意到有什么面生的男人进出她家。我想，这大宿舍里，密密麻麻的多少户人家住着，人多自然嘴杂，说不定哪个好事的随口乱说，结果人云亦云，弄出了一场无谓的骚扰。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是什么时刻了，只见窗户微微现出曙色，窗户的轮廓也逐渐明朗起来。既然没有丝毫的睡意，我决定爬起来烧茶喝，写日记自娱。
穿好衣服后，我拉开了一角窗帘，随意往外瞧瞧。谁知道一瞧，倒把我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那冷家的门悄无声息地向里斜开出一道缝，一个人头探了出来，左右张了一眼后，悄无声息地闪出身子，垂着脑袋，帽沿拉得低低的，轻踏着步子，朝宿舍的后门方向走去。匆促之间，我没看清他的脸，但无疑是个男子，怎么也不会看差的。再看冷家的门，早已阖上了，屋里没有亮灯，窗帘也低垂。不，下面的一角被拉开了，一张脸突然贴上了玻璃。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慌得缩回头，忙不迭地放下帘角。
好长一段时间，我呆呆地站在窗边，两只脚棉软软的，两只手紧紧揣在一道，盖住胸口，极力想把扑通乱跳的心镇压下来。如果我这辈子再见不到彭玉莲，我也忘不了她那双睁得滚圆的眼睛。是惊慌？羞愧？还是叛逆？我无法知晓。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彭玉莲的事就传遍了学校和宿舍。事情也真凑巧，那天周敏一大早起身，就看见一个帽子戴得低低的男子慌张地走向宿舍后门，用钥匙开了门出去。常主任早上来打听消息，她就如实汇报了。周敏并没有看见他从哪家出来，但大家一口咬定那就是彭玉莲偷的汉子无疑。据说夜里查户口时，居委会主任曾见桌上有一把钥匙，估计是彭玉莲把人藏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衣柜里，但慌乱中来不及藏钥匙，因而丢在桌上的。常主任想通后，连连顿脚，大叫“可惜呀！可惜！”但后悔也无用，没有拿到人证，自然奈何彭玉莲不得。她照样骑着自行车，在宿舍里来去自由，就像没事人一般。
这件事免不了也传到苏北的五七农场，估计冷子宣也略有耳闻了。在新年前几天，农场放假。冷子宣要回南京的前夕，他的组长找他谈话，把事情告诉了他，并说由于彭玉莲是一犯再犯，如果冷子宣想离婚的话，学校愿意考虑他的要求。谁知冷子宣竟毫无表情，只说：“如果彭玉莲要离婚，我随时答应，我自己绝不提出。”
这话一传出来，人家又议论纷纷了。有人啧啧称奇，称赞他“宽宏大量”；有人骂他是孬种，抱著“破鞋”不放；又有人幸灾乐祸地预言，夫妇一见面，冷子宣不把她打个半死才怪！
然而冷子宣到家那天，彭玉莲满面春风地拎了一只老母鸡回家，拔鸡毛时嘴里还哼着曲子。邻居们竖长了耳朵听，可是到天亮也没听见一句吵嘴的声音。接着，学校通知冷子宣开语文课，他就没再去劳动。这一来，我便常常看见他了，有时候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有时候在宿舍里凭窗对着天空出神，一呆就是半天。早晚上下班时，我也常碰见彭玉莲。她仍是笑眯眯地向我招呼，只是再也不肯停下来同我搭讪。
来源：可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