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后一个老克勒走了”
去年十二月初的几天，不时有上海友人送来这条短信。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画家，但让他出名引发上海人关注的，不是他的画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宝庆路三号——户主。十年前，他因财产继承权纠纷卷入轰动上海的一场官司，他先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的苦主，然后又成为“私占住宅”的被告。二零零七年，他被赶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几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时徐元章幽灵般地对人低吟，“离开宝庆路三号，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个六十出头的人，不出几年就郁闷死了，得知他死讯的老上海们不无惋惜地哀叹：“上海滩最后一个老克勒走了！”
宝庆路三号和颜料大王周宗良
宝庆路三号位于淮海路和宝庆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紧邻商业繁华的淮海路段，门前马路上的高大法国梧桐树茂密成荫，闹中取静，是上海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实的“地王”。宅邸占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园，里面草坪翠绿树木蓊郁，五栋欧式房屋矗立其间，建筑面积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滩上的传奇人物。周宗良出生于宁波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讲一口好英语，凭此进了德商美益颜料行工作。一九零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闯荡，进入德商的谦信洋行，得到老板赏识后当上了买办。一战爆发时，老板将谦信的所有染料低价卖给周宗良。战时亚欧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成了紧俏品，周宗良一跃成为“颜料大王”。
一九三零年，周宗良买下德国人建了没几年的宝庆路三号，再进口最好建材续造了几栋洋房，分设客厅楼、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成为上海滩第一私人花园。一九四八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业，带着资金和三个儿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里过世。
周家的磨难和回光返照
四九年后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满宝庆路三号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让女儿周韵琴一家入住，周韵琴七岁的儿子徐元章随父母开始以此为家。
在毛统治的阶级斗争时代，大资本家的周家大宅难得安宁，文革时各路造反队上门抄家，屋里昂贵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掳走就是被损坏，还有单位强行入住洋楼公用。沉溺于绘画的徐元章，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厂绕了近二十年线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辞职当自由画家。
徐元章画作的灵感源自宝庆路三号，他只画上海的景物，绝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画中的上海屋宇，静谧中隐蕴着生气，闲适中坦露着自由，飘逸着梦幻的氛围，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与人们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画家心灵深处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画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复老上海的旧时光，便重开四十多年前每周举办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为old clerk“老白领”意译，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 ｈｏｍｅｐａｒｔｙ（家庭舞会）。不少名门望族的后人应召而来：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孙子、海上名医的儿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满头银发……他们多数毕业于老上海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文。他们喝着香醇咖啡，伴着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虚幻地复现老上海的浮华。
“老克勒”舞会的名声传开来，宝庆路三号成为老上海“最后的贵族”的据点，还吸引了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许多驻沪总领事成了常客，最壮观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国人聚会，以致在老外中流传着“没有到过宝庆路三号，就不算真正到过上海。”
宝庆路三号被拍卖
宝庆路三号舞厅的彩灯不过是回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给宝庆路三号继承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引发周家后人提出分割房产的要求，媒体对“老克勒舞会”的报道，加剧了争夺这座乐园的争纷。
二零零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分配宝庆路三号这份遗产。周族有继承权的十三人多数散居世界各地。二零零四年，法庭裁定，宝庆路三号实物无法分割，只能采用竞价方式变现款按遗嘱分配。当时市价近二亿的宝庆路三号，由法院将产权以七千三百万元卖给了上海地产集团。
按周家协议要所有继承人都签字才能出售产权，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签字，他们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业联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们。他们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诉，要求撤销七千三百万转让的竞价结果。二零零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徐元章的母亲周韵琴有继承权，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丧后移居英国，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无法代位继承。
徐元章不服判决提出申诉：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间一直在出资维修，应该享有房子的居住权。他的申诉不但遭到否决，一年后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产权的上海地产集团上告徐汇区法院，要求徐元章搬离宝庆路三号。二零零七年八月，法院判决徐元章三十日内搬出宝庆路三号，他上诉市中级法院被驳回。
徐元章只得认命，他知道自己身处的社会。四九年后，上海近万栋洋房和其他民居绝大多数被充公，由私产变成了国家财产（公产），实质却是名副其实地被“共产”。 如今，丁香花园等上海久负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国有”，另有三千多栋豪华独立花园洋房中产权属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宝庆路三号是其中之一已属万幸。当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让他们一家入住，宝庆路三号早就归公了。这样说来，他已经“白赚”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了五十六年“清福”，还争什么？
残存的最后挽歌
隐居宝庆路三号那些年，徐元章“躲进小楼成一统”， 对外面的“日新月异”视而不见，像玻璃缸的一条金鱼，活在梦中的老上海，“优哉游哉”自得其乐。搬进“有关方面”出于“可怜”配给的“临时蹲蹲”的小屋后，他才开始体验“新上海”生活。
当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创业者逃离，许多洋房人去楼空，不久上海“解放”，从市长到各基层部门几乎都换上不会说上海话的领导，在这股政治大潮的冲击下，远东文化和工商业第一大都市从此风光不再。到了文革结束尤其是八九年后，类似周宗良的许多后辈及“解放后”长大的各类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国，整个上海几乎人（才）去城空。同时，政府强拆贱卖上海人的住宅建楼盘，大批外来的暴发户涌入上海买豪宅，不会说上海话的土豪一统天下，在这股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按时下的流行说法，如今的上海穷得只剩下钱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蜗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经不住长年忍受窒人的气息，如他自己预言地“死忒了”！对于人物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着，不过是个唯美却无用的人，他那点老派的贵族精神无论如何夸大，都不过是尸居余气，老上海的挽歌早就随他外公和母亲的出走而奏响，他的“死忒了”，仅是挽歌残存的音符的彻底消亡。
原载《争鸣》201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