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后一个老克勒走了”

去年十二月初的几天,不时有上海友人送来这条短信。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画家,但让他出名引发上海人关注的,不是他的画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宝庆路三号——户主。十年前,他因财产继承权纠纷卷入轰动上海的一场官司,他先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的苦主,然后又成为“私占住宅”的被告。二零零七年,他被赶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几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时徐元章幽灵般地对人低吟,“离开宝庆路三号,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个六十出头的人,不出几年就郁闷死了,得知他死讯的老上海们不无惋惜地哀叹:“上海滩最后一个老克勒走了!”

宝庆路三号和颜料大王周宗良

宝庆路三号位于淮海路和宝庆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紧邻商业繁华的淮海路段,门前马路上的高大法国梧桐树茂密成荫,闹中取静,是上海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实的“地王”。宅邸占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园,里面草坪翠绿树木蓊郁,五栋欧式房屋矗立其间,建筑面积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滩上的传奇人物。周宗良出生于宁波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讲一口好英语,凭此进了德商美益颜料行工作。一九零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闯荡,进入德商的谦信洋行,得到老板赏识后当上了买办。一战爆发时,老板将谦信的所有染料低价卖给周宗良。战时亚欧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成了紧俏品,周宗良一跃成为“颜料大王”。

一九三零年,周宗良买下德国人建了没几年的宝庆路三号,再进口最好建材续造了几栋洋房,分设客厅楼、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成为上海滩第一私人花园。一九四八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业,带着资金和三个儿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里过世。

周家的磨难和回光返照

四九年后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满宝庆路三号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让女儿周韵琴一家入住,周韵琴七岁的儿子徐元章随父母开始以此为家。

在毛统治的阶级斗争时代,大资本家的周家大宅难得安宁,文革时各路造反队上门抄家,屋里昂贵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掳走就是被损坏,还有单位强行入住洋楼公用。沉溺于绘画的徐元章,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厂绕了近二十年线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辞职当自由画家。

徐元章画作的灵感源自宝庆路三号,他只画上海的景物,绝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画中的上海屋宇,静谧中隐蕴着生气,闲适中坦露着自由,飘逸着梦幻的氛围,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与人们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画家心灵深处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画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复老上海的旧时光,便重开四十多年前每周举办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为old clerk“老白领”意译,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 homeparty(家庭舞会)。不少名门望族的后人应召而来: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孙子、海上名医的儿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满头银发……他们多数毕业于老上海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文。他们喝着香醇咖啡,伴着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虚幻地复现老上海的浮华。

“老克勒”舞会的名声传开来,宝庆路三号成为老上海“最后的贵族”的据点,还吸引了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许多驻沪总领事成了常客,最壮观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国人聚会,以致在老外中流传着“没有到过宝庆路三号,就不算真正到过上海。”

宝庆路三号被拍卖

宝庆路三号舞厅的彩灯不过是回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给宝庆路三号继承人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引发周家后人提出分割房产的要求,媒体对“老克勒舞会”的报道,加剧了争夺这座乐园的争纷。

二零零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分配宝庆路三号这份遗产。周族有继承权的十三人多数散居世界各地。二零零四年,法庭裁定,宝庆路三号实物无法分割,只能采用竞价方式变现款按遗嘱分配。当时市价近二亿的宝庆路三号,由法院将产权以七千三百万元卖给了上海地产集团。

按周家协议要所有继承人都签字才能出售产权,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签字,他们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业联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们。他们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诉,要求撤销七千三百万转让的竞价结果。二零零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徐元章的母亲周韵琴有继承权,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丧后移居英国,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无法代位继承。

徐元章不服判决提出申诉: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间一直在出资维修,应该享有房子的居住权。他的申诉不但遭到否决,一年后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产权的上海地产集团上告徐汇区法院,要求徐元章搬离宝庆路三号。二零零七年八月,法院判决徐元章三十日内搬出宝庆路三号,他上诉市中级法院被驳回。

徐元章只得认命,他知道自己身处的社会。四九年后,上海近万栋洋房和其他民居绝大多数被充公,由私产变成了国家财产(公产),实质却是名副其实地被“共产”。 如今,丁香花园等上海久负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国有”,另有三千多栋豪华独立花园洋房中产权属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宝庆路三号是其中之一已属万幸。当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让他们一家入住,宝庆路三号早就归公了。这样说来,他已经“白赚”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了五十六年“清福”,还争什么?

残存的最后挽歌

隐居宝庆路三号那些年,徐元章“躲进小楼成一统”, 对外面的“日新月异”视而不见,像玻璃缸的一条金鱼,活在梦中的老上海,“优哉游哉”自得其乐。搬进“有关方面”出于“可怜”配给的“临时蹲蹲”的小屋后,他才开始体验“新上海”生活。

当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创业者逃离,许多洋房人去楼空,不久上海“解放”,从市长到各基层部门几乎都换上不会说上海话的领导,在这股政治大潮的冲击下,远东文化和工商业第一大都市从此风光不再。到了文革结束尤其是八九年后,类似周宗良的许多后辈及“解放后”长大的各类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国,整个上海几乎人(才)去城空。同时,政府强拆贱卖上海人的住宅建楼盘,大批外来的暴发户涌入上海买豪宅,不会说上海话的土豪一统天下,在这股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按时下的流行说法,如今的上海穷得只剩下钱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蜗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经不住长年忍受窒人的气息,如他自己预言地“死忒了”!对于人物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着,不过是个唯美却无用的人,他那点老派的贵族精神无论如何夸大,都不过是尸居余气,老上海的挽歌早就随他外公和母亲的出走而奏响,他的“死忒了”,仅是挽歌残存的音符的彻底消亡。

原载《争鸣》2015年第二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