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as Tranströmer8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默(1931-2015)瑞典诗人,201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15年3月26日,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去世,享年84岁。对于重病20多年的老人来说,他的去世似乎很自然,但还是让我感到难过万分。在他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去听钢琴独奏音乐会,没想到钢琴家最后加演了一段海顿,我想起了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快板》,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由我选编和翻译的特朗斯特罗默诗集《早晨与入口》。这是由北岛主持的“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的官方出版物,每年选择两位诗人各出版一本双语对照诗集,并由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诗人赴港访问两周,其间举办朗诵会、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可惜特朗斯特罗默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香港,而是由我代替他做了一个诗歌工作坊。在这本诗集里,我选择了《快板》这首诗,“一个黑色的日子过后”,诗人在钢琴边坐下来,演奏一段海顿的曲子,钢琴所呈现的声音被描写成“绿的,活泼而又安宁”——以此对照“黑色的日子”。“琴键得心应手。温柔的音锤敲打。”诗人传达出音乐能给人的轻松感,但更主要的,他还表现出音乐和艺术能带给人更大的自由感:

音乐是斜坡上的一栋玻璃房
那里石头在飞,石头在滚。
这些石头滚动横穿而过
但每块玻璃都完整无损。

当生活让人感到压抑,现实如山崩石裂一样可怕,但音乐中存在着另一种自由——“这声音说自由存在”——你根本不用害怕现实的玻璃房会在音乐中碎裂。

特朗斯特罗默与中国的渊源始于诗人北岛。北岛于1983年应马悦然之约,以笔名“石默”首次翻译了他的九首诗作,其中六首刊登在次年的《世界文学》上。1985年,特朗斯特罗默第一次访问中国,北岛陪同游览了北京和上海。

1990年秋天,我从挪威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书,那年北岛也从西欧来到斯德哥尔摩。在北岛暂居的住处,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在瑞典早已赫赫有名的诗人。北欧的冬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漫长而寒冷,诗人给了孤独的流浪者温暖。在以特朗斯特罗默的度假别墅命名的散文《蓝房子》中,北岛讲述了他们此后几十年的友情。

2011年,特朗斯特罗默将过八十大寿。那年5月,北岛去爱沙尼亚参加诗歌节,诗歌节结束后,特地绕道斯德哥尔摩来看望这位老朋友。我一早开车到游轮停靠的码头去接了北岛,然后我们就直接去特朗斯特罗默家吃午饭。

在瑞典,特朗斯特罗默早就是文学界明星人物。好几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比如布洛斯基、瓦尔科特,都曾经向瑞典学院提出应给特朗斯特罗默颁奖,但他还是年年名落孙山。加之上世纪90年代中风后诗歌创作基本终止,似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以至瑞典媒体也都灰心丧气不再提这件事。文学界的朋友觉得他身体不好,不便打扰,上门来的人也不多了,所以那时他家真可以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种时候,有朋友远道来看他,老诗人当然特别高兴,饭菜准备得丰盛,还有红酒佐餐,饭后还为我们单手弹奏钢琴。

那天的谈话提到了他在瑞典刚出的新书《航空信》,是他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布莱曾是第一个把特朗斯特罗默介绍给美国的英文译者,而特朗斯特罗默是布莱的瑞典文译者。两人的通信中经常涉及到诗歌创作和翻译的问题,有非常重要史料价值。北岛当即表示,希望我能选译其中几封信件在《今天》文学杂志网站上发表。

我从没有妄想过有一天也能成为特朗斯特罗默瑞典文作品的译者。在瑞典生活了20多年,我其实没有学过瑞典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留学挪威研读戏剧,与瑞典语相近的挪威语和英语是我能使用的外语。之前我没有胆量完整地翻译瑞典文著作。因为太太安娜是瑞典人,而且翻译过许多中国作家,包括莫言的作品,有她的帮助,我才敢接受了摘译《航空信》的任务。

我们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瑞典学院出人意料地宣布授予特朗斯特罗默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南京的译林出版社立即购买了《航空信》的版权,并和我签约,由我把全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翻译《航空信》的过程,才是我真正开始认识这位老诗人的开始。不仅了解了他的生平,他的家庭,他的创作经历,他的诗歌作品,他对诗的理解和追求,而且也了解了这个诗人的个性和人品,他的思想和立场,他的认真和坦诚,他的固执和倔强,他的谦卑和平常,他的正直和高贵。

特朗斯特罗默1931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记者,母亲是教师,父母离异后,由母亲抚养长大。他早期的理想是成为自然科学家或考古学家,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读心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一名犯罪心理学家。他23岁完成的处女作诗集《17首诗》出版,便一举成名,占据了瑞典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位置。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越南战争,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瑞典的左派也非常活跃,是喧嚣一时的社会潮流,而左派批评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逃避现实,没有积极干预政治,没有直接介入当时的社会问题,没有对美国的直接批评和抗议等。我们从《航空信》里可以看到,在那种情况下,他感受到很多压力,也很孤立,但是他并未屈服于这样的政治压力,并未随波逐流,并不去取悦大众。虽然他在越战问题上对美国的批评立场其实非常明确,但他并不改变自己的诗歌美学理想,不让诗歌去为政治服务。

我也道听途说:正是瑞典学院里的某些左派院士一直抵制特朗斯特罗默,才使得他很多年都名落孙山。但他的生命是顽强的,等到了那些老左派们先期去世,瑞典学院终于把这项荣誉授予了他,作为献给他八十大寿的最好礼物。

从《航空信》里也可以看到,特朗斯特罗默非常理解诗歌翻译的多种可能性,从来不把作品交给独家翻译,所以无论英文本还是中文本,都会有多个译者的不同版本。他本人对等待诗歌翻译非常认真,会为了一个词的翻译而和布莱辩论较真,不允许随便修改原意。比如布莱把“斜飞的”风筝翻译成“直上的”,就受到他的质疑和批评,还在通信中画了插图加以说明。老诗人的这种“推敲”精神说明,他绝不会同意让诗歌翻译成为随意篡改原文的“鸠占鹊巢”的游戏。因此,不仅《航空信》的诗都是我自己重新翻译的,而且经过我的建议加了一张诗人弹奏钢琴曲和朗诵的光碟。这一做法得到了诗人的赞许。

我认为,想真正理解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和为人,都应该去读读《航空信》。近日我读到国内一些媒体上的评说,那些被认为是专家的评论,都没有提到这书,更无从谈起它的意义。而他们的诗歌评论所依据的中译本,仍然有许多错误,让我对他们是否真正理解特朗斯特罗默表示怀疑。

香港诗人廖伟棠评论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可能是在准确抓住时代精神意义上的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诗人,虽然他的风格如卡尔维诺点出的:可以延伸至未来。但对于芸芸后现代诗人来说,他太超凡脱俗了,后者会用‘纯诗’来指称他的努力。”

就像2011年瑞典学院给特朗斯特罗默的授奖辞所说,“他以密集、透明的图像为我们提供进入现实的新途径。”他诗中的图像让读者进入一种审美的意境,想象一个崭新的世界。所以有瑞典评论家说,他的诗歌,17岁少年能读,37岁的成年人能读,70岁的老人也能读。在瑞典,他的读者涵盖不同年龄层,几乎家喻户晓。在这个文学和诗歌非常边缘化的时代,这的确称得上奇迹。

正因为这种直观性,他的诗歌容易被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迄今他的诗作在全球已经有60多种语言的译本,影响遍及世界。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诗人布罗斯基、加勒比诗人瓦尔科特、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以及中国诗人北岛等等,都坦承自己的诗风受到过他的影响。

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特色当然还不仅仅于此。多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学院院士埃斯普马克,也是和他一起学习诗歌艺术的老朋友,在颁奖仪式上为他致辞介绍时强调,如果说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出色之处就是图像,“我认为这只是一半真相。另一半真相是日常生活中的视野,是通透的人生体验,而那些意象是镶嵌于其中的。”

特朗斯特罗默最令人难忘的诗句是:“我有很低的岸,只要死亡上涨两分米,就能把我淹没。”从中可见他对待生命的谦卑。诗人虽然名满全球,但非常平易近人,待人真诚热情,毫无诗人群体中常见的高傲和矜持。他去世后,瑞典最大的报纸之一《瑞典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报道,标题为“一个人民热爱的诗人去世了”。

2015年2月上旬,中国的春节前夕,我最后一次去看望特朗斯特罗默,给他带去了北岛、严力托我转交的诗集,还带去了华裔摄影家李亚男托我转交的为他拍摄的照片。那次我们约好,今年夏天一起去“蓝房子”,拍摄阳光下的特朗斯特罗默。没想到,我竟成了中国人里最后和他告别的人。

诗人曾在自传《记忆看着我》里用彗星的图像来比喻人的一生。彗星最亮的头部是童年和少年成长时代,而当人生接近死亡,就如彗星的尾巴,密度越来越低,光亮也就越来越黯。他又有首诗《某人死后》,以他惯用的隐喻手法,写人的死亡来临之后,生命的余光会留下一条长长的、闪烁的彗尾,“⋯⋯但影子往往比身体更加真实”。

我想,诗人身后也会留下这样一条生命余光的彗尾,但这余光一定比一般人留下的明亮得多,也长久得多。

瑞典学院的讣告里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能死的部分死去了,但是他的天才创造性将依然留在人间。”我觉得,倒还不如用诗人的诗句来说:“他的余光将会收容我们。”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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