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是一条邪路，也是一条绝路。大半个世纪以来，前苏联和各个前马克思主义国家（简称马国）的实践已经提供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条路走不通。
马主义的错误是原则性的，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无不错漏百出，充满原则错误，无可修正。西哲有句名言：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马主义政治学导出来的党主制和公有制，恰恰是权力私有、财产公有的利器。
更根本的错误是唯物主义，不明宇宙生命之真相，误视物质现象为本质。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必然流于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历史观和政治观，一味围，绕着物产做文章，以无产资产分阶级，以阶级分善恶，以阶级性否定人性，赋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以决定性的“权力”，连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都把物产放在第一重要的地位。
物化必然导致恶化。论恶人之多之大，非马帮莫属。马帮之恶，集古今中外所有邪教、黑社会、恶势力之大成。马路之邪，史无前例。坚持越久，苦难越深，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东海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空想耳，实事求是巧言也。在马主义框架中，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等等也非核心。真正的核心原则有三：哲学上物本位，政治上党本位，经济上公有制。所谓坚持马主义，无非坚持这三点，三点又归结于一：唯物主义信仰。
其中某些边缘性、枝节性的零篇断简，貌似正确，却是废话，在其哲学体系和制度框架中毫无落实的可能。马帮的话，坏的都能付诸实践，而且变本加厉；好话则无非巧言，只是说说而已，都是不能落实、无法实践的，实践起来都是相反的。例如：“除了人民利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表态，实际上除了特殊利益，共产党人最不关心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又如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德传》，谓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原指一种严谨、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现意谓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等。无论哪种解释，儒家都可做到。儒家强调真诚，以诚为天道之本然，以“诚之”为人道之功夫。
但在马主义话语体系中，实事求是只是枝叶性概念，只能说说而已。因为马主义的世界观人性观和道德观本身就是主观主义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毫无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之实，反而充满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之意。马主义的哲学背景、理论基础、政治实践和制度设置都与实事求是格格不入。只有抛弃马主义，才有望实事求是。
二
社会主义与马主义血脉相连。反对马主义，必然反对社会主义。
或说“社会主义等于民主主义”，混扯也。首先，社会主义是社会第一位，是一种集体主义，民主主义则是民主第一位，两者大不相同。其次，民主主义虽比社会主义好，但也很有限，并不为自由主义主流所认同。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民主主义有严厉而深刻的批判。
或说：“如今的中国可能是社会主义因素最少的国家。美国的社会主义成分多于中国十倍。”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最是愚昧，最容易误导国人。其实，正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才导致政治反常、社会异常、人性失常、灾难非常；美国悖社会主义之道而行，才比中国好十倍。
极权者为社会主义唱赞歌，可以理解，可笑复可耻的是大量号称启蒙和自由的人士也把它说成好东西，比如石讷说：“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福利概念”。哪跟哪呀？社会主义明明白白就是集体主义，与党主制、公有制、唯物论一起为马主义政治和思想支柱。所谓的改革始终未离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宗。
社会应该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社会本身没有主义、即主体和本位的资格。民主制以人为本，礼制以民为本，都不允许以社会为本。社会一旦主义化，必然异化和恶化，成为违反人性、违背人道、侵犯人权的恶物。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范畴，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五四启蒙派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好东西，虽无择法之眼，毕竟情有可原；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包括前三十年的马列原教旨实践和后三十年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付出了空前沉重的代价之后，启蒙派和某些儒家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东海对此只有深深的叹息。
政治上名不正，一切不行。进入马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任何好东西都会异化，市场经济会异化为权贵市场经济，官财公开制会异化为官财申报制度，国有企业会异化为党有权有，高薪养廉会异化为高薪养贪—看看那些国企领导就一目了然了。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兼容宪政，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把北欧诸国说成社会主义，更是一大政治误会和学术混说。在北欧诸国和所有民主国家，自由主义拥有宪位，其它各种主义，包括新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属于下位法，任何党派执政，都必须遵守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制度设置。在此前提下，才有或偏左或偏右、或重个人或重社会的自由。
自由主义有左右之别，右派更偏重个人自由，反对过高福利；左派更偏重社会平等，更重视社会建设和福利保障。两派对自由主义原则有基本共识。很多中西学者误将自由主义左派等同于社会主义了，殊不知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自由左派是以自由为本而特重社会，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为本而压制自由。
有学者陷在社会主义政治框架内而不识社会主义真面目，认为中国大半个世纪的悲剧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离社会主义最远”，这样的认知岂愚昧二字了得。如果这样的认知在文化政治群体和正义健康群体中占主流，意味着他们还要坚持在邪路上寻找正义，中国的政治灾难尚未有穷期。
三
儒家九死余生，依然薄弱衰微，各界反儒依然成风，因此，马本儒用，立马尊儒，如果作为暂时性过渡，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终非长久之计。为政首重正名，名不正是为政大忌。孔子早就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不摆脱抛弃马主义而想有实质性的制度改良和政治从善，不可能也。
中国最好的出路：是罢黜马家，独尊儒术。罢黜马家的指导思想地位，马克思诸子化，确立道统地位，实行儒家宪政也就是中华宪政，又可称为现代仁政、新礼制等。这个制度兼取上古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兼顾蒋庆先生所说的民意、传统、天道三重合法性。（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一文）
在儒宪框架下，自由和秩序、平等和差等、人权和主权、民权和政权，都可得妥当安顿，取得圆满统一。这条仁本主义道路，于人本主义文明即西方文明，可以避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弯路，弃其劣而取其优，从其善。古今中外的一切好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
西式民主不失为次优选择。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反儒社会，任何好制度的建设不起来，中华宪政和礼制固然不可能，西式民主宪政同样不可能。在中国，要走西方道路，还得有一定的中华文化和道德垫底。
自由派反儒，无异于自残自毁；反儒而追求民主自由，就像欲筑大厦而自挖墙角。五四至今，民主越追越遥远，启蒙越启越蒙昧，根源就在这里。十几年来，东海反反复复指出这一点，自笑老婆心切，总是絮叨不休，奈何有言不信，可谓尚口乃穷。悲哀无限，非为自己，为吾国吾民而哀也。
2015-4-17 余东海于广西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