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三个“无非”
黑龙江庆安仍在舆论漩涡里面，我此前的一篇对事件的表态短文“被消失”，足见问题的复杂性。在事件之外或其衍生那里，更有些看头和写头。这不是讳言事件本身与本质，而是说任何一个重大社会事件都会给学术分析提供大量的消费者剩余。
那位代表省、市领导出来表态的副县长董某不幸成为事件的衍生品，先是被揭发有假学历与太太吃空饷，而后被停止副县太爷职务并“接受组织调查（或问话）”。在学历问题上，人们大加指责，等于把一个老掉牙的问题给翻新了一把。其实，就算那种管理干部学院的学历是真的，董副县太爷真地脱产上了两年或三年，学到的也不是什么有用的知识。无非是一些官场门路，无非是一些猫三狗四的拉帮结伙，无非是更不老实做人办事的态度。
一、治安管理本科不设法理学课程
我是中专学历，一直没有升级，也绝没有笑人无、恨人有的心态。成就摆着呐，也不用吹牛。但是，我对上管理干部学院的人从来没有好感，一个都没有。如果那些人上那种学院之前还有点人味儿，上完了，就完全不是人了。成“神”了！就是上面的三个“无非”完全实践化、体系化。
假学历固然为好人所不齿，但真学历由伪劣知识体系造就出来，其实比假学历更坏！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投诉性博文，在评论里面涉及到了一个细节：我问某个户籍警（女士，在公安局户籍科）什么学历、何种专业，以及学过法理学与否。按常理，这已经非常不礼貌，而原因在于她头头是道地跟我讲什么法律规定，讲我受托去跑的事情不能办的理由。这样，我就不得不问她学过法理学与否。前两问是为最后一问做逻辑前提的。
她的答案是：本科，治安管理专业，没学过法理学。本科，治安管理专业，不设立法理学课程哪怕是选修。这个简单案例足以说明中国大学落后之一端。往大处说一点，许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固然是经济形势起了主要作用，但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大学的课程设置、教材质量呢？
几乎不太搭界，我看了一位博友为一个获了一摞证书的非名校大学生就业无门鸣不平的文章。同情有之，但更多地觉得可悲。靠证书表示人生价值或小到被雇佣的资格，与到处要求的“你妈（如何）是你妈”证明，逻辑不是一样的吗？假学历、次品学历也是证明逻辑的缩影啊！
二、见到办公官脸就恶心
我是自我雇佣者，用不着那么些证明。还有，作为特例也不能用来给年轻人提供通用模板，尽管国家最高层鼓励年轻人积极创业（特别是自我雇佣）。然而，我要说的是我在最现实的生活层面，从来就不跟那些证明打交道。比如说，有人劝我办社保手续，我说：“就是给我一千万，我也不搭理那种东西，我看不得经办人员的脸子。”另一端是，家里人说我原来在银行上班（国家干部序列），总得把原来的社保、公积金什么的要回来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看见那些装腔作势的脸色，就要吐。没有绝对必要（如再被抓起来，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是不为私事跟官方、什么机构打盖章签字交道的。”
涉及到投诉博文那件事，实在是看到回民老人遭遇的刁难太多，以至于“挺身而出”。现在，事情有了初步结果，原来户口注销，等换新的；新身份证在办理之中，老头手里有了收费收据。这也就证明前面我说到本科、治安管理专业的女户籍警说的那一套都是假的，甚至是欺负人的。不评价她的人品，至少说明不学法理学是个大坏处。对她本人是坏处，对她所在的机构是坏处，对她理应提供服务而以各种办不了、不能办理由刁难的众多百姓更是大坏处。
既然事情办了，或者进入正当程序，我理应高兴才是。但是，高兴不起来。那位被我投诉的派出所女户籍警，肯定是看了博文和跟帖。在老头的身份证更换进入程序后，她拉着老头诉苦还掉了泪，说自己不是凭父辈关系上班的，是自己考上的。还有，问老头给了我多少好处，我才拼命地给跑，云云。
三、两千三百块钱，五包牛肉馅，两只烧鸡
对于第一点。在我看来，考上的，学到这份儿德行，实在是说明颁发学历的学校教育质量太次了，教育得连材料看都不看就往回扔。如无此细节，又何来我介入其中？我递材料时，特别提醒里面有新的，才有重办的一丝希望，还出现了遭遇刁难的事实。
这个细节以及可以展开的，与前面那位本科、治安管理专业毕业但没学过法理学的女户籍警，其情形、其逻辑，绝无二致！
对于第二点。我是收过老头的钱，但不是为办身份证的事情。两千块钱，是跑北京的费用（去国家民委代访，表达祖坟被扬掉或夯掉的意见）；之前，还有一个三百块钱的资料费。额外的是老头上门见我，不时会带一包牛肉馅，大体是五次。按老头回答掉泪户籍警的说法，是一包五斤。本不必示以绝对高尚，只是怕出现对回民礼节不恭的后果，才收下一包又一包的牛肉馅。按经济学的额外受益算，这五包牛肉馅应当是三包为代访事务，两包为身份证事务。
按着我太太跟老头的说法，“我们吃不动”（五包牛肉馅都分送给亲戚），老头来报喜说身份证办了，改成了带两只烧鸡——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爱吃一种当地回民做的品牌烧鸡。 看了烧鸡，没食欲，直流泪。这个社会怎么就把缺德当成理所当然了呢？怎么就把一个知识分子该尽一点社会责任，看成是收好处的“当然”了呢？说白了，这既与公安行规有关，也与公职人员的家教有关，乃至于与社会整体性规则有关。
四、我愿意承担“不正干”的后果
行规与家教两项，在我供职十六年经历中（1983.8.19—1999.9.2）领教太多。假如作为公职人员（那时银行人员在国家干部之列），你要不会刁难人，就是行当里面的异类乃至于傻逼。坦率地说，我上班十六年从趴柜台的小会计到给行长当秘书（资料员）也做过营业所的副职（管信贷），从来没有刁难过任何一个跟我打交道（来办公）的人。有时，还会利用行长秘书身份“矫诏”给处于困难之中的人解决难题，而那些难题无非又是一些人“想好儿”而自设的。
上班较早的时候，由于我不刁难人，偷着请我喝酒的人较多，以至于管我的头头往上级告我。按现在讲，我“接受组织问话”，很强硬：我没熏过任何人、任何单位，他们叫我喝酒去实在耽误了我私人时间；如果我所办违规，尽可开除回家好了。结果，弄得组织也很难堪。在当时，其所谓“熏”，直白地说就是刁难出好处。再简单，好比人家来办事的是洞中老鼠，机构人员的刁难是点火冒烟扇进老鼠洞。
我被抓后，许多人不信，以至于我的对人坦诚即不刁难人的那一面被社会夸大了。不同的力量体系为了诋毁我，就造出了我出卖国家机密“谣言”。旧话免谈，还是说后来所遇且做最大压缩而言：其一，有村中我素来礼貌但不是尊重的人士与我多次在宴席场合见面，他每每叹息我要正干（如当了行长），就会有“收不清的礼儿”；其二，直到现在还有交情的某位好友在极为熟稔的私宴场合，为我的经济不宽裕叹息，原因也是我不正干（当了行长，有许多谋利机会）；其三，一些近亲原本指望我仕途腾达以便沾光，但我不正干，让他们丧失了太多的机会。（当然，我不激进而有序也有谋划地在与这些人划清界限，估计再有两年就能办妥了。）列出这三点，有为那位掉泪问老头我收了多少好处的女户籍警开脱的意思。毕竟她遵守着上面那三种人士“正干的规则”，否者，她就不会有如彼丰富联想！
我这个人从来不道德极端，但就是看不得刁难人。我也不是仗义行侠小说的受感染者，但是，我知道做一个基本好的人有多难，哪怕我丝毫不想帮助别人。
结语：一段深夜短信
前两天，跟太太发生龃龉。原因很小，就是我让她做一个夫妻间分工的小事，她一拖二磨，我认为这是在刁难我。于是，噼啪摔掉四五只碗，打起包来回乡下老家。再后来，我就想跟小姨子沟通（以便最终跟他们家老人转述），来谈谈这个小事儿。坐在小姨子家门口外面，等她关门市回来，也就在那段功夫里，回民老人到我家门上报喜（说他身份证能办了）——后来，太太赶到她妹妹门上，解决了问题，也报给我这个喜。
喜，是老人的；为了这喜，我确实也尽了力。但是，这喜，对于我一个对刁难人持有极端道德愤怒的人，实在是喜不起来。无疑，这是一个系统被提前哭丧的噩耗！而在喜讯与噩耗两分的三天前，我躺在老家床上，深夜给太太发短信，想结束三十年的婚姻，其中一句话与社会环境有关。我说：“你看到那些走投无路而求见我的人，他们固然有许多缺陷，但要不是遭遇数不清的刁难，会变成那样子吗？”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