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画馆,我拿回电话,我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就是在这座城,在这个青年艺术圣地,在警察的帮助下我把我的朋友制服了,这多么讽刺。

原题:爱摇最后的日子

一 经年不当议往初

2014年秋,我回去了一趟爱摇编辑部,只身一人。石门已是深秋,那处落草于城市新郊的地下文化据点,又已显现“一岁一枯荣”的荒凉,四下无人,我独自爬上顶层,敲开那扇定已物是人非的铁门。

离别这里已愈三年,大学时代,在畸零青年的“革命”激情下,我赶上了爱摇的末班车,在这里帮助参与发行事宜。其实,与爱摇许多同人早已相识多年,那时,这里还人来人往,虽已显现出地下纸媒必将迎来的荒凉,但这阴暗的小屋中,时常有新人喊着“Ricky was a young boy”而来。我大学结业,无所事事,因为在此帮忙的旧情,加之王姐的怂恿,便有几日在此“落草”,这个王姐,便是我终会愧对的朋友YK之妻,那时,YK已经远走他乡。

我是没有资历去讲述那些垦荒者故事的,虽然,这些人与事后来都曾在我的小说中留有剪影。但对于它的毁灭,我则是以亲历者身份见证到了,地下文化覆灭的悲惨与悄然,正如日渐腐朽的身躯上的慢性疾病般,令人忆起常唏嘘。

进门,首先见到的是一个高瘦的影子,来前我们刚通过电话,他见我进来,又一次露出兄长之于兄弟的表情。这位先生姓于,面目清秀,三十多岁落草,现今已是不惑之年,十年苍茫而过,不敢再忆往初。来前我了解到于先生的疾病这两年里尤为恶化,病发于肾脏,当初听YK说起,于先生年轻时曾是某国驻京大使馆警卫,他身高一米八有余,虽然略微显瘦,却有玉树临风的英姿。爱摇成立后,掌门人XZ先生亟需一位应付各路衙役的角色,便将这位熟人招致麾下,一来就是十年。于先生负责发行和其余一切外交事宜,所以也是YK的顶头上司。YK曾说他自己是爱摇建制后第三年来的这里,那时,杂志尚在市内,于先生便时有酒场。那时民刊虽多,但终究存活不易,隔三差五便有缙绅巡查,于是,先是派人以酒对之,后来,杂志社经历数次搬迁,直到这个鬼也不好找的郊区。而正是那些年的酒场,使于先生的身体每况日下,我去之前已得知他做过了几次透析,现在是靠药物支撑着。

他见我进来,便站起身让我坐下,接着就招呼办公室里的人们。我们这儿的人,多有轻重耳疾,于先生耳朵极其不好,所以说话声音巨大,那声音从现在更加消瘦的身体里发出,让人感觉惊讶。屋里出来三位好友,SUN、JIN和ZL,他们说我的老乡小段早已不再这里,回老家一个外企做起了资料翻译。一年后,小段创建了一个微信平台重整爱摇旗鼓,可向来以“不甚靠谱”闻名摇滚圈的他,第一期推送内容便是春宫图鉴,于是平台遭致举报,可谓出师不利。小段是各种音乐节狂热粉丝,不久前见他微信说,参加了此生第二十次迷笛。

旧友相逢,必是感慨颇多,我尚未说起自己眼睛遭遇残疾之事,SUN则告知,他与JIN已经完婚。JIN是最后来此落草的,来前游历欧洲多国,懂得法语和英语,当时,我们听说有一女将要来,且是特别雄赳赳气昂昂之势,便一直想见,可因后来的故事,相见已是爱摇即将凋零之时。这次再度相逢,竟未想到二人有了如此幸福的结局。

于先生陪我们说了几句,便感觉身体不适,SUN悄声告知,平日里他是不来的,今天却是特意为了等我。我深感愧疚,竟不知他已病入这般境地,可对此人们却都很豁达,有时甚至以此调侃,说要为于先生组建爱摇换肾基金会云云。竟使我想起野夫先生《押赴刑场的青春》中,一群罪犯做死刑模拟游戏的场景。于先生匆匆告别,临走时掏出几百块钱,说,我是你们的老板,一辈子都是,今天却不能喝酒了,抱歉啊,你们去喝吧。

于先生离开了,两个月后,这里便是人去楼空,爱摇老炮们已沉寂于或幸福或痛苦的生命之中,十年地下岁月,当那庇护的穹顶突然裂开,诸神之怒目呈现于天际,这卑微的反抗者又是何等脆弱?安静,停顿,随流年消磨着当时愤怒。爱摇十年,来来往往近百人,能体味其曲终人散的,恐怕也寥寥无几吧,那时发行量数万的杂志,如今谁会记起?近日,我开始偶尔弄弄微博,粉丝固然不多,却偶然发现舵主XZ身影,寥寥几百粉丝,心中未免凄凉。

那夜必然是喝多了,逢上忧伤,最好有酒,逢上欢愉亦然,可昔日的人已不再,酒中便有难以承受的苦涩,中国早已告别侠肝义胆的江湖社会,如今,杯弓蛇影则成为一种常态。出发时ZL又辞别,他也已结婚,住在妻子家,每日都需惭对岳父母的脸孔,干这份杂志,不算正式行当,不知何时,便会沦为失业。我们没强留,只是一起走过狭长的老旧小区楼道中,ZL突然说,哪天爱摇不在了,我们还在这座城市吗?谁知道呢?一个月后,ZL跟我说,爱摇最后一期要刊登我的《歌无所依—中国反抗音乐的由来》,也算做个收尾,文章是讲述“美丽岛”事件和台湾那些年歌者争取民主之故事的,但最终,那期竟没来得及发行,爱摇便匆匆退出历史。几个月后,ZL去了北京的摩登天空,成为万能青年旅店的经纪人,这个乐队如今可谓一飞冲天了。

SUN的酒量非常了得,那天却只剩我俩,而我的酒量则只能做个陪衬。记得前年,SUN跟JIN订婚,我恰好回石门探望几位老师,于是拿了两瓶高度酒,是日,爱摇已是残缺不全的诸位元老齐聚一个二流小酒馆的二等雅间,于先生自然来不了,而XZ因有他的前车之鉴,每逢秋寒,便到云南驻地避霾灾。还比较活跃的DY来了,但是酒量不敢恭维,以前他的车子上图绘着联合国的标志UN,回忆初见那车时的情形,我竟怀疑他们涉及到某种深刻又巨大的政治之中。接着是吴彬,他离开爱摇多年,这也是我们初见,他对我很是照顾,一直把酒倒入我的杯中,他画画,喜欢车,也喜欢吹牛,席上则不断开SUN和JIN的玩笑,让我想起在那乌托邦的岁月,何须避讳人间不可说的话语呢?

SUN我们三个找了附近一家小馆,老板面熟,辨识几眼认出曾经跟YK共饮的最后一次,就在这里!那时还寄存了一箱露露,估计陈年旧事,老板早已忘却。我们起初是不想提起YK的,与SUN喝了几巡,只是说爱摇朝不保夕,真不知来日如何。SUN生于东北,个子不十分高,却生得筋骨强健,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北方人的傲气,内心却是富于情感的。此夜醉酒,又谈当年,这些摇滚老炮如同传奇,多年前,XZ一时冲动(据说因听了枪炮与玫瑰乐队一首十一月的雨所致)加之对糟糠的大学教育积怨已久,不顾老爷子执意反对,亦然与石家庄某军事学院决裂,后在石门苦心经营唱片店,偶遇在自己小店里播放齐柏林飞船的DY,二人一拍即合,XZ先是在现今依旧苟且生存的《摇滚》杂志里做编辑,没过多久便跟DY一起另立山头,创立门派。那时,写稿的便只有XZ和DY,我去的时候,YK告诉我说,一日爱摇,终生爱摇,到时候,这杂志从生到死的所有刊物都会作为送行礼物给那些离别者,而我只经历了一个高瘦编辑爬爬的离开,离开前夜,我们打出租车去找YK中意的酒家,他拿过我的MP3,听了一会说:“就U2还和口味,别的竟然没有听到过。”那时我们不认识,估计以后也只是人生陌客而已,也许他并不会记得我。

终于,SUN也醉意微现,说,他们并不准备要孩子,虽然他已三十,JIN更大他两岁。为什么呢?其实我无须问,我们这类人,对现实世界从来不满,又怎会把一个无辜者带到这世间呢。一辈子也不想再被凡俗所累,其实,人总是最后才明白,许多欲望都是枉然,如果早有这种智慧,不是会活得逍遥自在吗?我点点头,这样的话题也终于引出对YK的询问。现在他在什么地方?我问。没人知道,JIN说,后来只有过一次消息,在南方大音乐节上有人见过,再后来又失联。我只记得当年把他送回老家,便再也没有联系,可不知现在他的妻儿怎样。JIN说,妻子王姐还在石门,寻得一个会计工作,却再也没有跟杂志有过联络,算算女儿应该是5岁,都已准备上幼儿园,不知王姐有没有再婚。

希望会吧,我突然感到一种哀伤,又不愿再说什么。那天喝到午夜,原想招呼几个旧人出来,可好多电话已无法接通,SUN跟JIN还住在以前的单位,堆满了杂志和T恤的尾货,屋里也是烟味,他戒不了烟,记得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带着一个非愿投奔的读者回石门,列车全程禁烟。那个年轻人一路上说些关于摇滚音乐的专业知识,折磨得我们很不受用,(现在想想,杂志大有以摇滚之名,行别种预谋之实的嫌疑,)于是SUN跟我躲入厕所,一连吸上两颗,方能解除心头不快。也因这个原因,他是不愿要孩子的。

他们问我,以后常留石门吗,不会再去浪迹天涯吧。我说,这次是要在这城市做一番事业出来了,我也年近而立,何况这次又不只是我一个人来。他们听后很开心,问我怎么这次没带上女友,我含糊回答几句。他们却一直在笑,仿佛同党回归,又可重整旗鼓的样子。末了,他们把我送回暂住的学校,有些恋恋不舍。几天后,我们又见一次,我已不再是那个为底层维权的记者,他们也跟我说准备动身去北京。JIN在Rice中文网办起了专栏,SUN则去了别的一家音乐杂志,也或者去做演出之类,还没有稳定,但终归是离开了。

他们离开的那几天,我的眼睛做第三次手术,没有送行。

二 无痕更是辛酸泪

一年后夏夜,石门隐士刀尔登先生约酒,席间多是高朋雅客,说起些放荡不羁的故事,又谈论些或真或假的人物,酒过几巡,我终于忍不住跟刀先生谈论起以往故事,其实便是关于YK。曾经YK与刀先生有很深旧交,二人本是同乡,又加之杂志几次盗取刀先生文字,便是非常熟悉,时常听说二人饮酒至午夜之事,更有甚者,刀先生以一米八之身躯,越墙而出,只为一醉,实在是今世难逢之雅谈。

刀先生说,多年未有相见,不知YK因何事离开的石门,电话也失去联络,前年曾收到一个短信,发信人自称是YK,却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以后也没有联络。说到这里,邱先生不无遗憾,对于后来的事情,更是一概不知,只说有机会再回到那个北方小镇,一定去看望。我也回忆起那个地方,2008年,我去过那里,这些故事都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里,后来,对于关外,则有许多伤感记忆,便不再关注,而我混迹爱摇几年,跟我最亲近者即这个后来终至癫狂的YK,和我小说里讲述的有些不同,他的疯掉是漫长的,发生过几次,而最后一次则是对爱摇最严重的打击。

那是2011年,由于日渐兴盛的网络媒体冲击,爱摇发行量急剧下滑,记得有一次跟YK发货,他叹息说,仅有六千册左右。XZ已是很久未关注过业务上的事宜,我曾旁听了最后一次XZ主持的会议,会上他钦点YK作为发行总监,于先生身体不适,只能做些行政事务了。那时候YK很有些不现实的奇怪设想,比如跟杜蕾斯或别的某家类似企业洽谈,杂志随带赠送他们的产品,一来作为噱头,二来体现一种戏谑精神,而最重要依旧是商业目的。爱摇十年,完全是靠卖字为生,没有拿过任何企业一分钱,这算是爱摇在这极难志存高洁的时代所保留的一丝态度吧,所以,跟乳胶界的生意合作终于未果。但每月仍须织网发货,而爱摇御用车夫也跟随我们多年,还经常照顾我们这些人,曾帮YK搬过家,运过小藏獒。我们坐在运送杂志的大车上,穿过城市,去物流站,不知何故,我突然幻想起阿姆斯特丹这座城,我没有去过那里,那名字让我喜欢。那时YK整日还是嘻嘻哈哈,他信仰尼采,他常说人有无限创造力。后来,YK则开始堕落,他压力很大,杂志发行量越来越差,他也没有什么生命的动力,最终便一心离开了这个杂志。离开时,XZ说,先去别处寻寻生计,如果觉得不愉快,随时可以回来。发行事宜便落到了他的妻子王姐和我身上,那时候,我当做打杂,每月只拿几百块钱,有一次,我跟王姐在地下室收拾退刊,工作了一整天,出来后,她塞给我三百块钱,说,这是今天给我的工钱。

那时,王姐与YK已离异,可或因孩子,或因旧情,王姐跟XZ提过多次让YK重回爱摇之事。而YK在上海一金主庇护下,生存应不是问题,其余情况则一概不知。于是一切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一年后某日,YK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刚刚回石,要我去接。我到了他说的地方,他是与其父同来的,却已显出思维混乱之态,他要我跟王姐打电话,而王姐已坚决不再来见。那日下午,其父回北方老家,将YK一人托付于我,他大我五岁,一直是我的大哥,现如今确如孩子一般。那天白日里他尚且安静,我们一起看望了爱摇旧友,在单位租赁的宿舍小屋喝起啤酒,SUN弹两声吉他,那时有个一头脏辫的新人,胖胖的,忘记了代号,说是第一次见到YK跟我,便下楼买了花生米,之后却再也没见过。

当晚分别不久,YK疾病发作。我回学校,宿舍已熄灯后,他却突然来电要我过去,我进门,便见他已狂躁起来。他坐在待客室木桌上,手拿抹布、扫帚、马桶刷一些器物,说,我回来了,这里须重新整理,清除尘埃,好好的地方被糟践得杂乱不堪,这怎么行?他命令我跟他一起清扫,我们擦桌,扫地,洗墙,屋里无人,可每张办公桌却都堆满许多原装唱片,有些是相当值些钱财的,所有什物,一概被他放入不知从何找来的箱子里,他说这些唱片无非垃圾,最是应该清理。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夜我们擦拭了四遍马桶,YK一直在说他初来爱摇,每天都在做这些清洗差事。我们跪在积水满是的地面上,扶着马桶沿擦来擦去,每次擦完,他都仔细检查,稍有不净都让他发疯,我们便要重新再来。擦完那两只马桶,时间已过午夜,YK来到客厅,点上一支烟,又递给我一颗。地上丢弃着杂乱物品,桌上则分明放着一把裁刀和一把剪刀。我们开始讨论人生,可何需再去讨论什么呢?与一个彻底的悲哀者和失败者,我是不能诉说生命之意义的。我询问他在上海大都会的生活,却更加燃烧起他的愤怒,他说这社会的所谓精英,无非一些小丑而已,他永不会苟存于其中,他说他有信仰,怎能跟那些商人同流。我不再说话,只听他诉说,可他也不再说,相对无语,过了很久,他便再次拿起剪刀在屋里舞动,我看了半天,才说人不当这样生活。

他怒目对我,嘴上却是安静了几分钟,我以为他在思想什么,在自救,在解脱,可他突然又说,那该如何呢?我慢慢说,一定会有和解。但不承想这一句却激起他更大愤怒,他歇斯底里起来,像一个深深的绝望者。和解个屁,他大骂,接着便又拿着刀子手舞足蹈。我又沉默,半小时后,他似乎累了,喊我滚开。我忧郁着走下黑暗的楼梯,却仍有担心,我没有离开那个小区,站在小区空地上看那个小屋,透过窗子,他只剩剪影,不停地动来动去,毫不真实,他该是还在整理东西吧,我躲在黑暗处,又有些恐惧,大脑中时不时闪过电影《闪灵》中那恐怖场景,害怕他会突然从身后跳出。如此几个小时,直至那屋子熄灯我才离开,路上尚没有公车,我在黎明前的夜风中徘徊许久,最后钻进一家满是未成年人的网吧。

从那儿回来,疲惫不堪,但故事还未结束。次日中午,我仿佛刚刚睡下,便又接到于先生电话,他对我说YK占领了编辑部,所有人等一概不让进去,只要见我。我一阵惊讶,却未再合计什么,便又打车去了那个小区。SUN跟YK发生了一些冲突,大致是动了手,人们在宿舍将SUN拦下,劝他莫再冲动,我没有跟SUN说什么,便独自上楼。那个下午极其漫长,YK要我陪他等待一位棋院友人,说要大战几局。YK喜欢象棋,棋艺很有些水平,认识数位国内知名大师,刀先生他们也应有过切磋。但那天,棋手却来得很晚,几局过后,互有胜负,傍晚,YK带我们去上文提过的那家酒馆,他买了一箱露露,他说解酒用,他以前从不喝这些,那箱露露后来便一直寄存于此,无人回去索要。

饮酒,说些悲伤的话,时而则又是愤怒的骂。谁会理解这宛若煎熬的心境呢?棋手只是担心YK的精神状况,悄声问我是否送他去医院,也许那时我还抱有幻想,也许我根本没看出他的真疯,我没有答应,只是让棋手先离开了。酒罢,YK先说要回单位,路上,却突然想到天津这座城,仿佛我突然想到阿姆斯特丹一样,他要我跟他去那里,我想如果我疯掉了,会不会拼命去一个我根本无法到达之地呢?晚上十点多,我们乘车去了火车站,那是十月,那年薄事件刚刚发生,刚刚平息。我想拒绝他,之后便是我们第一次扭打在一起,我先是把他推倒了,我有些吃惊,一直非常强壮的他怎会被我推倒在地呢?他在那里坐了几秒钟,便开始大笑,我去扶他,然后右眼被打伤,那是我的右眼第一次负伤,我也从未想到过,两年之后,我的这只看过许多悲剧的眼睛竟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眼睛流血,我知道他已丧失理智了。我们去买车票,他在一旁等我,我想他是不能上车的,他一定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我骗他说没有去往天津的火车。他想起了薄的故事,他说,肯定如此,他说他知道有几百辆坦克在包围城市,在城市之外,到处是装甲的轰鸣。可这也未能拦下他,反而更激起他的欲望,他把我挟持到石门的另一车站,人很多,仿佛是为了这个故事才聚集而来的。我去了一趟洗手间,他则不知道跑去了什么地方,我去找他,迎面相撞,他怀疑我要逃脱,其实我早打算好,我得在他身边。我们仍然没有买票,便随意登上了一列火车,在车上,我找了借口跟乘警说清此事,告诉乘警快把我们赶下车。乘警很配合,那是我唯一一次对警察有所好感。乘警帮我欺骗他,我们仿佛很有默契。这讽刺的情形怎能不令人愧疚,直至又一次失败让YK特别疯狂,进而又把怒气撒在我身上,他像领袖教训臣民一样打了我的脑袋。我没有反抗。今天想想,多是后悔,也许如果当时反抗了,事情反而会更简单,可我甚至都没有说话。我们在一座小城下车,吃东西,在车站他执拗地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开向了天津。

第二天,我看到了那座海港之城最高的建筑,那是我第一次来这座城,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天空很冷,雾气如疯牛般冲击着一切,这城市如血肉模糊的后现代主义画作。我大抵是在出租车后座上睡着了,醒来时他打开车门喊我下来,我们便去找他的一个画家朋友,但没有见到。在这陌生城市的街上,我们茫然地走,肚子疼痛,大脑绝望,一位朋友仿佛已经死掉,取而代之的仅仅是一个由失败和无奈等虚无的词汇铸造而成的抽象物体,而我自己也仿若疯癫。我们来到一座客车站,周围人已经很多,他又突然萌发出去北京的想法,也许仅仅是听到黄牛党在倒卖进京车票吧。他跟我说他要去保卫首都,保卫一个陷入政变的领导者。天津至北京的客车只需二十块钱,我们买了两张票,我在车上又一次睡着了。

在路上,是SUN的电话把我惊醒了,刚说两句情况,电话便被YK拿走。他说他想听幸福大街,便让我打开电话中的音乐,北京的路上,没人觉得他是疯子,没人觉得我是人质,没人觉得这我们存在于一个不该呈现之世界。他想到另一个朋友,我们便打的,他跟的哥聊天,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去了七九八艺术区,许多次,我想看看这里。我们去了一个画馆,那儿空荡荡的,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正在落下叶子,他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很年轻,还是个学生,也一定是我们杂志的读者。我们在那喝水,看画,我感觉他像屋里挂着的一幅临摹的毕加索,我感觉疲惫。我知道他不会恢复了,他开始说这座城市幻想中的政变,说住进医院的那个他想象中的领袖,说坦克车,说革命,说金钱……我知道他陷入到绝境的混乱是真实的。于是我用英语告诉那个朋友YK疯掉了,我告诉他去叫警察。他一下子明白过来,然后跟我说他得看着那些作品,他让我去。YK听了两句便喊着制止我俩,于是我假装问那个朋友洗手间在哪里,他指给我出口,我离开了。

十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画馆,我拿回电话,我给他的家人打了电话。就是在这座城,在这个青年艺术圣地,在警察的帮助下我把我的朋友制服了,这多么讽刺。那天晚上,我们做过笔录,他的父亲把他带回了北方老家,临行时,我先登上一辆公交,我看到他在笑,又在愤怒,又在痛苦。我在一个作家朋友家中寄宿一宿,第二年,这个朋友去了美国。

三 江湖何时是归期

YK离开后,便再无音讯,一年后,当初在中国地下叱咤风云的爱摇亦是曲终人散,爱摇人也零落四方。其实,对于这一民刊之历史,本无必要再提,更何况当今世上,多有各色大人物之光辉,它们早已掩埋了这诞生于底层社会的几页荒唐的纸张。

事件发生后,几个残存的青年迎我归来,当晚无语,只以杯盏相对,却有忍看朋辈成新鬼之感慨。不久,我也匆匆离别了这座伤感之城,单车去了一次四川,其实是跟北京那位作家朋友商议,本是要入藏的,却因他未能成行,我也只能独自折戟巴蜀。或许是为了忘却吧,我骑行二十天,回来竟昏睡一周,想想YK之旧事也多会成为笑谈,那仿佛我人生之耻,我亲手将他送入对十年青春的永诀!

从四川回来,我回到老家,2013年,才重新回到这座城,便是上文中的分别,也是我的右眼第二次负伤,这城市有何吸引我的地方呢?而今,JIN已做了自己的旅游杂志,SUN成为了唱片策划人,大致会生活得不再那么辛苦吧,我没再去北京探望,已愈一年。而王姐、ZL、YK则连电话都已失去,于先生虽在石门,但因身体之故,也不便打扰,更不用说那些已过中年的大佬们。有一次约DY去看球,未果,之后便联络寥寥。而爱摇的故事呢?几天前,又看到上文说到的小段建立的微信号,文章竟不知不觉有了许多篇,有些还是曾经旧文。只是,拿着一只冷冰冰的手机去观看,怎能比得上手捧一本实实在在的书籍呢?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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