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实现而努力的人们。]

我们先民,最初是结绳而治,然后用龟甲兽骨祭祀和记事,再后来聪明到用钝刀在竹简木牍上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制作和刻画都不那么容易,因而不是什么东西都刻画上去,并且那从事刻画工作的人也要有相当的专业水准。那时,人们相信人由神造,君权由神授予,最有权的是奉天承运的天子,代表天和神作良好的治理。他们还相信祭祀和书写能够通天近神,因而巫、史的责任就是把君主和贵族的行为传达给天和神去检阅,同时又从天和神处带回告谕。天和神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掌管祭祀的巫和从事记事的“史”的职业道德和地位。“史”,以文字的起源而言,即一只手握持刀笔在竹简、木牍正中央刻画记录,取秉笔(刀)直书(刻写)不偏不倚的意思。先前,史官和巫师的职能很难分开。后来,祭祀的成分少了一些,记事成分多了,史官就专门负责整理编纂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重大事件。君主们怕天怕地也就忌惮史官。再后来,君主们的权力大起来,便要来左右史官的笔头,史官倘要执拗,史官的脑袋就保不住在身体上的位置。但那时的人有些憨劲,或者说职业道德也可以,杀了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不顶事,人家不怕死,仍然照实书写,奈何你用死去威胁呢?这作君主的反倒没有办法。

后来的君主就狡猾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那便是果真厉害得紧要的招安妙法:首先是打破行业垄断,把凤毛麟角的“史”的队伍扩编,造就成一个数量可观的“士”的队伍;然后是宝马、香车、豪宅、美人、显爵及金锭银币。“史”的骨气消减,甘为知己者驱使的“士”的激情表演占据舞台。御用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刀笔的质朴和刚性丧失,让位于宛转柔蔓的“毛笔”,甚至直接参与腰斩和砍头的设计。
其实,这还在其次,要命的是那些还未被招安的人就很坐不住了。一个个指天戳地痛下决心:头悬梁锥大腿,学得登龙术,待卖帝王家。这时只有生花妙笔,奋勇当前,为王前驱,要寻找“史”的影子,驷马也难追上。

而最要命的是掩耳盗铃、指鹿为马、赤裸裸光滑滑皇帝大游行绝不是简单的陈腐故事,而一般民众和所谓知识分子摸着大锣当太阳、抱着柱头呼大象就可想而知。但有人心里很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以,人说:历史是主观的。胡适先生感慨万端:“历史是一位花枝招展的姑娘,任你打扮。”

生物系学生作了一个生物实验,他对青蛙说:“跳!”青蛙应声跳了起来。他折断青蛙的一条腿,说:“跳!”青蛙一动不动。他在实验报告上写道:“折断青蛙的腿,青蛙就变成聋子。”

当我谈及想整理一点儿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资料时,我的朋友给我讲述了这样一只青蛙的故事。在嘻嘻哈哈之后,我沉重起来:我将给我和我的读者展示怎样一只青蛙?

第一部分 呼吁:平反袁世凯、平反慈禧

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一)坦克来了,并组织着文化重建

第20世纪90年代初,坦克碾压后的大街与学校很安静,或者说符合“稳定压倒一切”的标准。十分闲极无聊的人们钻进故纸堆里翻检或翻检并焊割历史的碎片,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于是清末立宪改革和预备立宪人物被一口仙气吹得睁开惺松的睡眼,依照当代需要,抖落憋气一百年的尘埃,一番梳洗,羞羞答答然后堂堂皇皇地出台。

二)坦克碾压下的“清末预备立宪”娱乐版

1905年(光绪31年乙巳,戊戍变法、戊戍政变、谭嗣同喋血菜市口和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后7年)7月2日,大清帝国一个气氛凝重的殿堂上,47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从木立红地毯两侧的大臣中走出,慷慨陈词:“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邻邦不可。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周馥联衔奏请变更政体,由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

袁世凯略略停顿,眼角瞟向红地毯尽头的龙榻:慈禧老佛爷憔悴倦怠不堪地靠坐龙榻上。“老迈不堪,一个真正老了的老女人!”他想,“而那个皇帝,光绪皇帝,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呢?他没有上朝,当然没有上朝。”但袁世凯似乎看到了他那怨恨的眼睛,还有他的似要坐上龙榻的身影。

袁世凯不敢过于分心,成败在此一举。他继续奏道:“臣等以为,立宪改革的期限,宜定为12年,请老佛爷恩准。”他把“期限”和“12”两词说得特别清晰。

奏请完毕,他小心地退回原来站立的地方。他感觉,他的老佛爷的目光正盯着他的额和鼻梁。他有些不自在。但他又很快感觉到他的老佛爷僵直的、皱巴巴的面皮后那不容易为人察觉的、深奥莫测的笑意。

慈禧皇太后意欲动一下她的身子。但她立即缩回了这个没有必要的念头,无可无不可地说:“准奏,自本日即预备立宪。”

7月16日,上谕(非皇上也)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以及商部右丞绍英赴东、西洋各国考察一切政治,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

9月24日,出洋考察的5大臣在正阳门车站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考察日程变更。

10月26日,考察5大臣变更为:载泽、戴鸿慈、端方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泽。

11月23日,慈禧皇太后破例召见新定的出洋五大臣,亲自为他们饯行,慰谕有加。

12月2日,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自北京起程。

1906年8月,即光绪32年6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回朝,并奏陈立宪。

8月12日,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

8月27日,北京开会,商议立宪事宜。

9月1日,慈禧皇太后和皇帝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10月13日,袁世凯组织人马编刊《立宪纲要》。

1907年7月8日,慈禧皇太后诏:“凡有实知预备立宪之方,施行之有序者,准条举以闻。”

7月28日,袁世凯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请简派大臣,分赴日、德各国,会同使臣考察宪法。”

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借光绪名义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预备立宪方案。

1908年(光绪34)10月,上谕说:“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1916年)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

是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他的亲爸爸慈禧冤冤不休地都同去见他们的祖宗和神灵。

清末预备立宪的历史和人物如此被展示在我们面前,新史家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进行了性质完全相同的两场改革——戊戍变法和立宪改革;戊戍变法是光绪皇帝领导的,康有为是旗手,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至于原因,是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一般人学而无术、急躁冒进,因而阻断了中国改革千年难逢的好机会,破坏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七年以后慈禧老佛爷领导了一场比戊戍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改革,成为总设计师,而这一次,旗手却是不学有术的戊戍叛徒袁世凯──在历史中,袁世凯有他更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较纵横擗阖、高瞻远瞩的真正意义的改革家、设计师和旗手。相对而言,光绪和康、梁、谭等无疑是一群跳政治之梁的小丑和国家、人民利益的敌人!”

“平反袁世凯!平反慈禧!”

在呼吁平反慈禧的逼人潮头上,我们还看见以慈禧与光绪的血缘展开述说的文字: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是慈禧在这个世界上血缘最亲近的亲人;光绪自四岁入宫后,是在慈禧怀抱中长大的。慈禧还自己跑出来证明:“我甚爱皇帝,此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她还对亲信大臣表白当年对这位胆怯怕声而又尿床的小外甥如何擦拭、如何呵护、如何教书识字——爱怜犹恐不全。说慈禧是在这个小外甥身上寻找她儿子的影子来自慰。好一幅慈母图!这当然也是平反的依据。对如此慈母的忤逆的皇帝及其追随者,天打五雷劈可也。但似乎有另外的证据表明:同治,慈禧那亲嫡嫡的儿子,便是这位老母亲逼迫惊吓而夭折的。这幅慈母图便悬挂得不端正了也。

但为了平反,为了一位的平反,这些东西是可以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不必为凭证的。

“平反袁世凯!平反慈禧!”

三)“平反”大家玩

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一是来自民间的对六。四“血腥屠杀的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平反呼声,与对胡耀邦、赵紫阳、对魏京生和西单民主墙的历史的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平反的呼声;还有来自一种文化人对于清末预备立宪和慈禧、袁世凯的历史碎片的翻检或翻检并焊割以及由此而来的平反呼吁。前者在围追堵截以至更具杀伤力的状况中越来越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认可,后者在羞羞答答一番后堂堂皇皇,在准自由知识分子和准官方意识形态和那些只能官方教化信息可接受的老百姓的范围内有一些市场。

平反!平反!平反!

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喊。

发人深省的事。

第二部分 预备立宪大背景

一个衰弱的民族的悲哀,是再难产生出自己杰出的人物。

一个衰弱的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产生出自己杰出的人物却不懂得去爱惜。

如果,历史真如新史家给我们所描述的扮相,那么,对慈禧和袁世凯平反昭雪的怠慢的中国人是多么多么的愚昧和悲哀啊!

但是,历史的书写毕竟难为某些人所终结。即使御用和朱笔版本,也会因时代、时期和弄笔者的偏好的不同显露异样。对于不同材料的尽可能多的把握,终将引导理性的人们更接近历史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末预备立宪的另一种形态的大背景。

一)血腥的日子和流亡海外的最初岁月

1898年9月21日,戊戍变法第103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她在将意欲挣脱自己摆布的皇帝一通唾骂后,立即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自己“临朝训政”,并下令查抄南海会馆,康有为隐匿,拿获了康广仁。

第二日,囚皇帝于瀛台,打珍妃入冷宫,严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

第三日,慈禧太后正式再一次临朝训政,京城内外,血雨腥风。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徐致靖、张荫桓等人纷纷被捕;袁世凯以荣禄推荐故,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

9月26日,慈禧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销《时务报》;停止各省改祠堂寺庙为学堂;恢复八股科举制:荣禄请奖赏袁世凯创立武备学堂之功勋。

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其余牵连人等,或监禁、或流放、或罢官。

血腥熏天,让人胆颤心惊的日子。

政变中,谭嗣同本有机会脱险,但他选择了留下和死亡,并把继续推动维新事业的希望托付给康有为和来劝他一同逃走的梁启超,体现了传统知识份子忠诚耿介的品格和担当。

在这场惨烈的变动中,维新党人除被虐杀外,有的流亡海外;有的隐忍、隐匿国内各地等待时机;有的政治热情立即萎缩,收起维新的旗帜,甚至对自己过去的言论万般忏悔;有的是“燕市天如海,天南雨又来”的严复式悲愤和转眼缄口无言、洗手敛迹;也有如袁世凯式的变节和参与迫害的前维新人物;也有原本并不站队维新党人行列,但此刻因为道义缘故毅然故意放走梁启超等维新党人的北洋候补道兼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和并不与钦犯家属为难的知县陈伯谦。

梁启超无法劝说谭嗣同一同逃亡,只好作罢。在日本使馆的帮助和同情维新的官员的故意疏忽中,由天津脱险,于10月16日流亡日本。10月25日,由英国公使极力保护,从吴淞口逃亡到香港的康有为,经日本民间和政府中有心人的帮助,辗转到日本与梁启超会合。稍一稳定,他们即通过舆论和其它途径,对日本政府和民间施加影响,讲述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改革的必要,颂扬光绪皇帝英明仁厚,呼吁日本人施加影响,救援大清光绪皇帝,支持中国把改革进行下去。

甲午战败后,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试图采取勾搭沙俄遏制其余列强的策略,而光绪和维新党人主张学习日本、英国而变法,被认为有亲日、亲英倾向。加之,新崛起的日本正推行“东洋盟主论”,因而有戊戍政变后对主张学习日本、英国反对与沙俄勾结的维新党人逃亡的极力保护。此时,康、梁的呼吁自然得到日本朝野人士的部份响应和实际支持。日本各方甚至极力促成维新党人和孙中山们的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效果。

康、梁在日本策划推翻慈禧太后的保皇勤王活动被清政府察知,慈禧太后十分恼怒,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康有为被迫于1899年春离开日本,游历美洲。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或中国维新会),宣称联合列强,推翻慈禧,保救皇帝,继续维新。这一主张在美洲、南洋和日本得到各界华人的响应和大力资助。留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加强与孙中山的合作。

在兴中会的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和著名华侨商人邝汝磬的合力资助下,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宣传反满、反慈禧,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迅疾集聚起大批仁人志士。集合在维新旗帜下的著名志士有麦孟华、汤觉顿、韩文举、欧榘甲、李敬通、梁启田、罗普、唐才常、黄为之、罗伯雅、谭柏生、张智若、陈侣笙等。

8月,梁启超又在华侨商人郑席儒、曾卓轩等人资助下,成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为政治、军事需要培养骨干。学生主要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和上海南洋公学的高材生30多人,如蔡锷、林锡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范源廉等。

二)义和团与慈禧集团合流

由于改革中断,统治集团更加顽固、腐败无能,民生异常艰辛,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由白莲教演化而来、以反清灭洋为旗号的义和团,象野火野草般蔓延在守旧势力为主导的北中国大地。

清末的统治,腐败至极,一阵风吹,便可动摇失据。此时的封建统治势力,与列强及其教会在利益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难以消除的隔膜。义和团的兴起,正值有亲日、亲英倾向的光绪和维新党人失败之后。顽固的慈禧集团本幻想以沙俄遏阻其余列强,对日本、英国扶植维新党人的作法和还政光绪的呼声极为恐惧。他们正筹措废黜亲日、亲英的光绪而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携作同治的继承人。因而,许多守旧官吏,对名为反清灭洋、实际上更多灭洋教、杀洋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暗中欢喜、鼓励和预备要利用的。这便是义和团剿不灭,越剿越勃兴的玄机。

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兼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太常侍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和封疆大臣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一般技术官员和深知洋人厉害杀伐的洋务大臣,认为放纵义和团极为不可。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也不表示苟同。但慈禧集团这一回是要坚持顺应民心,实际是要顺一顺因列强要还政光绪而生出的鸟气。因而主张抚慰和收编具有特异功能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的策略占上风。义和团便由不合法到半合法到打出“保清灭洋”的公开旌旗,满心欢喜地要与政府一道玩一回反帝爱国的大戏:风风火火地割电线、扒铁轨、拆同文馆(即外语学校)、毁大学堂(即现代学校)、捣药店(不准西医和西药上市)、平育婴堂(即孤儿救济院)、烧教堂、灭洋教、杀洋人,夷使馆区为平地(使馆区有四百洋兵把守,两个月也攻不下来,洋人也还有些本领,对中国人倒可以耀武扬威、彰显成绩——冠上一道“二毛子”、“三毛子”的帽子即可摧枯拉朽地尽情砍杀、肢解、腰斩、炮烹、活埋)。

至此,引起列强的十分震动,又是出兵自保,又是出击,又是报复、镇压、屠杀,还要向慈禧政府强烈抗议。对洋大人的强烈抗议和要求,慈禧太后第一次显出懈怠和虚与委蛇的从容,假作正“劝导”、“晓谕”、“查拿”、“禁止”、“解散”,实则是导引义和团滋生出更大的气候。

1900年6月1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顺民心”。当夜,大沽口,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通知清朝守将罗荣光:因清朝当局“并不实力剿办”,在海口安置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

17日大沽口炮台遭炮击并被占领。

6月19日,北京以为大沽口炮台守兵正与侵略军激战,慈禧御前会议拍板与各国宣战。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宣战诏书:

“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于是,爱国的义和团与曾经是冤家对头的慈禧太后集团合流。但是义和团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是什么东西和自己是怎样被利用和出卖的。

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直捣北京。8月14日,北京沦陷,不决雌雄的两宫,雌多雄少,仓皇逃窜,经昌平,出居庸关,转山西,徙西安,又徒让一城百姓在洋鬼子的枪炮和刀光剑影中被烧、杀、抢掠、奸淫和哭泣。

三)自立军运动和“东南互保”的反动

当北方义和团渐成气候、慈禧与列强开战在即之际,维新党人也当机立断:唐才常偕林锡圭、蔡锷等于1899年底自日本回国,伺机大有作为。康、梁则在海外努力运动,争取国际支持,筹措巨款,策动两广、两湖独立。孙中山运动维新派老前辈、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前官费留美学生监督容闳等人集结反清力量,筹划江苏、广州等六省独立。1900 年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7月唐才常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拥戴光绪皇帝”为政纲,兼保皇和革命,联络数百社会名流,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

同时,唐才常秘密组织自立军起义。康有为和孙中山为武装勤王指挥,梁启超为总指挥,以汉口为自立军总机关,联系长江中下游各地会党,运动新军。一时间,保皇党人和兴中会英雄唐才常、毕永年、陈少白、杨衢云、林锡圭、秦力山、容星桥、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狄楚卿、吴禄贞、李炳寰、瞿河清、傅慈祥、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南中国各地穿梭云集。

此时,不赞成慈禧太后操纵义和团对外作战的南方的地方实力派还未纠结在一起,日本、英国政府的引诱,加上保皇党和兴中会的策动,张之洞等对自立军的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因而自立军发展迅猛,很快发展到7个军,10余万人,预备8月9日湘、鄂、粤诸省一起举事,直捣北京。

事情起着变化。

铁路督办、买办官僚盛宣怀指使上海道台余联沅,串联反对操纵义和团对外用兵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北京朝廷宣战书搁置一边,在上海与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签订《东南保护条款》,保护列强在华各项利益。四川总督贵俊、闽浙总督许之奎等相继同意加入“东南互保”。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风闻后也采取同一立场。慈禧集团痛感再战乏力,慌忙中再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支撑危局以求和。

利用自立军已没有多大意义,张之洞决意对策动两湖、两广乃至南方6省独立的自立军反动。

康有为掣肘,总体协调失当,消息传递不畅,更由于张之洞的反动,武装勤王败局渐成。

8月21日,设于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林锡圭、田邦璇、李炳寰、瞿河清、傅慈祥等20余重要首领被捕。张之洞害怕与唐才常的联系和策划泄密,决意杀人灭口,屠刀起处,人头落地,立即将20 多名参与机密的志士处死,并在两湖地区大开杀戒。参与自立军的会党领袖被杀戮之数不在少数。

坐失此良机,功败垂成,苦心经营的成果和忠诚志士的生命化着一缕清烟,随风飘散,梁启超、孙中山伤痛欲绝,再次蹈海亡命。

四)太后的变法和维新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剥夺了皇帝的一切权力,撕碎了他高高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为宣泄列强对光绪和维新党的同情、利用给自己塞来的鸟气,她和载漪、刚毅、徐桐等一帮守旧大臣竟引动义和团的力量并与之合流来对外宣战,使八国联军一路杀伐,闹到北京。幸亏李鸿章、张之洞的“东南互保”和乞求和平,才换得她吁出一口气。讨论《辛丑条约》时,日本、英国、德国原本要慈禧交权给光绪皇帝,但终因这个闯祸的太后表示决意悔过、斡旋的人夸张非慈禧中国将分崩离析不利于列强的在华利益而并不坚持,最后只是要求以“战犯”的名义惩罚11个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其中被处死缓的、最大的“战争犯”是端王载漪。慈禧原本要他儿子代替光绪;现在,这候补皇帝是捧不了了。按照协议,光绪的皇位是保住了,但他还是一个无话语权的皇帝。一切实权归太后。这时的太后脾气变的乖乖巧巧多了。

1900年底,流亡西安的朝廷在列强提交的和约上签字,并即刻发出一道上谕:“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这道上谕还极其诚挚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列强提出的12 条大纲于1901年9月7日签订。这就是《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

1901年1月29日,为表示决意悔过和讨列强欢心,避祸西安的太后开始唱起变法维新的调调。这天的上谕特别强调了皇太后和皇帝多么多么同心一致,还说“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还要文武百官、驻外使节、地方大吏尽言变法意见。

盛宣怀立即向列强政府发出煽情国书:“今两宫一心(哈哈,好个一心!作者一笑),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

1901年9月,即将返回北京的太后再行发布文告:“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须知国事如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换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余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如今的太后赌咒发誓要变法,时时把皇帝说得跟自己心意相通,哪根筋有毛病?WHY ???变着招儿讨好列强,博取各国洋大人的欢心。

而此时的洋大人已经得到门户开放、政经文化交流的大大好处,才不关心你个老女人与皇帝的什么关系。只要你亲近洋大人,也无须忠诚表白: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关我屁事!

出走17个月后,慈禧领着装载箱笼的三千辆车马的车队,首尾七百里,兴高采烈地不似战败而象迎神赛会一般回朝来给中国人施行“新政”。据说,为了表示彻底革新的诚意,最后一程,从正定到北京,还特地亲自坐了一回火车,21 节车厢的火车!

一般的人们并不重视慈禧亲自坐火车这些细节,他们容易忘记庚子事变中火车、铁路、学堂、教士、教会等带“洋”味儿的东西全在慈禧和义和团英雄们的“革命”扫荡之列呢。

洋务派一伙也得到许多好处。李鸿章签完《辛丑条约》两月病死。刘坤一一年后见了阎王。剩了袁世凯、张之洞权势熏天。

他们知道洋人和太后的心思。象模象样地吼几句变法维新的花腔,但中心和基本点一个:压住皇帝和保皇党不至于翻身复辟。

所以,从1901年1月至1905年,慈禧和袁世凯们颁布了许许多多法令,又是变法,又是维新: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奖励出国留学、禁止鸦片、兴建铁路、发展实业和社会福利、扩展新式军队、改革司法和警察制度、创立地方自治等等。舞台上锣鼓喧天,舞台下的看客却没有反应。我们的太后和她的配角已失去了社会动员能力。

口头上嚷嚷得厉害,实质上仍然与沙俄专制一途:说没有些进步,其实未必;要说进步多多,恐怕没有硬东西。

这时离鸦片战争60余年、离咸丰皇帝驾崩40余年矣,而这期间,中国或大清朝的国政,基本上是把持在这个女人及其周围一帮人的手心。

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史家要为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塑造金身,让人们顶礼膜拜,并不把这一段“变法史”作粉饰的原胚,而要推延于数年以后,可笑(包括可见)很有道理。

不错,很有道理!

五)革命立宪

自立军运动中,梁启超和孙中山过从甚密,双方试图建立统一合作组织。康有为和徐勤等坚决抵制,甚至因此在自立军起事的关键时刻掣肘,将用于起义的巨款压住不放。起义失败后,两边分歧仍无法弥合,从此各走各路,再无合作之议。

自立军策划之初,英国、日本政府试图策动“两湖”、“两广”独立来对付北方义和团与慈禧集团的合流,以配合八国联军在北方的军事行动。一个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良中国的香港政府议员何启便出面鼓动孙中山的兴中会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联盟,策划“两广独立”。孙中山及其兴中会依靠南方会党三和会、哥老会的力量,准备於1900年9、10月起义。

反对借义和团对外宣战并认为其注定要失败的李鸿章通过英国人知道“两广独立”方案后,有些心动,并特意与港督会面。但北方形势直转而下,慈禧决心悔过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英国、日本政府及李鸿章迅速抛弃了这一独立计划和允诺的支持。郑士良等人英勇作战,仍被广东巡抚德寿武力镇压。此为惠州起义。

惠州一役后,孙中山又继续他的流亡生活。

这时节,随着中国社会被迫进一步开放,留学生人数骤增,以及社会各阶层矛盾集聚、加深,人们对改良、维新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剧烈变革的呼声高涨,南方会党异常活跃。

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经檀香山而至美国,得到留学生和华侨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主张激烈革命的活动和地方组织越来越有魅力。比如,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及他们的《苏报》;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1902年兴中会谢瓒泰、李纪堂和洪福全(洪秀全之侄)的广州起义筹措;1903年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成立“华兴会”;1904年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1904年4月,武汉革命青年联络新军成立“科学补习所”(后更名“日知会”)。

伴随激烈变革的呼声和各激进团体的勃兴,成立全国统一协调组织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

1905年7月30日,日本东京,孙中山、黄兴等70余人召开筹备组党会议,确立党名为“中国同盟会”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

8月2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主张激烈革命的团体数百人举行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除那时还没有留学生的甘肃外,全国各省均有人参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组织诞生了。

同盟会设总部于东京,国内设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各支部按省设分会;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

同盟会一旦成立,在留学生、华侨和国内知识界以及下层民众中产生剧烈反响。仅一年,列名参加的达一万余人。

革命的狂飙,让慈禧及清廷的统治的破旧房屋吱嘎吱嘎响动摇晃。但此时的慈禧还有时间洗牌和发招。

再说自立军失败后的维新党人,有的又匿藏起来,伺机而动。康、梁等在日、英等国的庇护下重新流亡海外,从事政治、经济、外交准备。保皇势力在侨界、学界仍有巨大影响,并不断发展。拥护和参与维新保皇的著名人物有徐佛苏、蒋观云、杨度、严凤阁、籍忠寅、雷奋、陈时夏、刘崇佑、汤化龙、张国溶、罗杰、唐尚光、甘德番、蒲殿俊等90 余人。这些人与国内地方实力派人物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不少人都先后回国,以各种关系和自身才智进入当地上流社会,对地方实力人物的价值和政策取向影响不小。

一时间,洋务人物倾向维新,藏头匿尾的维新人物再度活跃。也正是这些人成为各省后来的立宪派首领、咨议局议长、副议长及骨干份子。

1902年起,国内立宪呼声高涨,部份有眼光和斗胆的官员上书奏请赦免康有为、梁启超,寻求和解,以此压制日益蓬勃的激进革命情绪。

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保皇维新势力乘机煽起立宪优越论调,说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先进的君主立宪,而俄国实行专制。他们预言,如果不适时实行君主立宪制,革命的灾难难以避免。在康、梁们的积极鼓动下,张謇等在国内的立宪派四处游说,海外使臣孙宝琦、张德彝、胡维德奏请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立宪,两江总督魏光焘奏请立宪,云南总督丁振铎奏请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来奏请立宪了。

1904年6月21日,为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70大寿,慈禧降下恩旨:“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理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体开释;事犯在此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

1905年1月,俄国革命爆发,立宪派再次抓住机会,以骇人听闻的语言,描写俄国的恐怖情况,促使慈禧集团闻俄而心悸思立宪。他们宣称:赫赫积威的俄国专制政府,竟被人民一旦倾覆,萎靡、垂亡的中国专制还能硬撑多久呢?

与其别人来立宪,不如我自己贪天之功——摇身变变摘桃子!

及此,袁世凯奏请立宪,慈禧太后恩准所奏、五大臣出洋考察,呼之欲出。

但新史家们给我们展示的却是历史的碎片。

六)没完没了

如果更多地了解一些历史的知识,我们或许还可以发现,五大臣经过一番考察后,虽极力主张立宪,但他们似乎提不出一套在中国实行立宪的具体方案。这时,他们想起了或被提醒想起了那些数年前和数年来致力于君主立宪宣传的人们。考察团的实际负责人端方派出特史熊希龄──早在时务学堂时即与维新派关系密切,此次出洋考察的协从人员,翰林院庶吉士─—自欧洲考察途中折返日本,秘密找到立宪理论家梁启超、杨度。

梁启超苦斗20余日,撰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折和《代五大臣考察政治报告》。杨度则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

五大臣回国,原则上依梁启超们的设计奏请。老佛爷不悦,她老人家和袁世凯们自有一番考虑:标准化专制政体难以维持,但真的君主立宪内阁制,显然要敲打自己的脑袋,考量自己的嘴,斫断自己的手,顶着自己的前胸后背,还要砸伤自己的脚趾和大腿。所以要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以此来拖延,理由也很容易敷衍: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不能乱,太快了容易乱,现成的例子就是沙皇俄国,他们太快了,所以乱了,所以大家没饭吃了。

慈禧这老女人和袁世凯们很清醒:这不是什么政体问题,就是要纠缠于人事。如果要说有所设计,那便是:稳定自己,压倒一切。

光绪被压死在慈禧这亲爸爸女人驾崩的头一天,慈禧这老女人在有生之年得以善终,袁世凯终于不必担心光绪来算旧帐。对于其他维新党人,袁世凯很快又成了中国拿破仑,引领大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就慈禧和袁世凯以及代为筹划的才子们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高明至极的设计。

可惜总设计师慈禧要与光绪去另一时空区间恩恩怨怨,纠纠旗手袁世凯大人以及隐匿幕后的才子们差点儿输个精光。小溥仪坐在龙椅上心神不定,他常常感到尿憋得心慌,急急地要找一个地方自在方便,但除了一身的不适应,他并不能表达更多,留给民间的笑话是:完了!快完了!回家,回家。

立宪党人似乎迎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时代,急急地要去上流社会吃茶啜羹。

对于大清中国的更多人而言,他们的感觉是:是这么回事?

他们终于失去了忍耐的好脾气。因而孙大炮和革命党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屡败而还能屡战,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差点儿输个精光的袁世凯抖落蓑衣,“足疾”痊愈,披挂得和拿破仑一样,纵身一跃离彰德,重现江湖,以及北洋军阀也参加进来,把刀光剑影耍弄得跟艺术一样。

奴隶的幸福时代彻底结束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红烧、清沌、水煮、油炸、干煸的时代牵连不断,没完没了。

第三部分 重返今日

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有一个很难让人弄明白的现象──平反。

一伙举着锄头、杠子从树林或蔓草或田埂冲进龙庭的人非孔骂秦,文人学士立即高唱替天行道、造反有理。一伙从屏风后或天花板上杀出的刀斧手坐上龙椅,文人学士立即赞美王莽新政的良苦用心。深感龙榻摇晃的专制暴君郁郁寡欢,文人学士必恭请三代圣王和孔孟来弘扬稳定和秩序。

平反——平反——平反……

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让我们如何重返今日呢?

一)为谁平反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和四个现代化,至80年代末,也算十年生聚。以对毛泽东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为基础的这个邓小平试玩版经济改革和四个现代化蓝图,又以封杀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全面现代化呼唤为代价,终于宿命地显露出它的先天缺陷。

无论是御用的文人、学士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联想起那个清末的洋务运动和戊戍维新。

经济改革似乎走到了尽头,社会矛盾迭起,民众对政治改革的企盼无法回避。慈禧太后的洋务派及其它顽固势力与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们的维新派的矛盾冲突,克隆式地重返今日。

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胡耀邦先生被罢黜,继任的赵紫阳先生及其智囊们举出新权威旗帜的一角;而另一面则是“退居二线”的新洋务势力和原教旨者们的联盟。

深得民心的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成为“五四”运动70周年、戊戍维新9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双方大冲突的导火线,并于是年即1989年6月4日酿成骇世屠杀。

一边是绝对的理性与非暴力。

一边是坦克和子弹的冰冷意志。

畜牲……

北京呆了!中国懵了!世界震惊!

赵紫阳们被清洗,政府的新班子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情关怀下迅速拼装。无须等到秋天,人们就被通辑、追捕,人们就逃亡或有尊严地走向监狱,人们就自发的搜寻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并安慰他们的亲人,人们就在毫无预先设计的状况下开始秘密或公开的抗争,人们就从课堂、校园、研究机构中消失,人们就被公开或不公开投入监狱。

国内、国际社会在帮助部分人们逃亡。国际社会在谴责和制裁。

政府的新班子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鼓荡起阶级斗争的风帆,准备誓与别有用心的和平演变势力斗争到底。在强大而统一的新闻攻势和坚硬的钢铁威慑中,秩序被制造出来。

但这种制造出来的秩序,似乎使秩序制造者更感压力和恐惧。东欧与前苏联的迅速演变,使这种压力和恐惧加剧。

鉴于东欧和前苏联的迅速演变需要消化以及海湾战争的爆发对国际和平演变势力的牵制,鉴于绝对封闭的环境和无限压力并不适宜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大陆和平理性力量的聚集成长和可能出现的大崩塌的危险,也由于施压各国在这个大陆利益的不均衡性,特别是日本政府趁其它国家的制裁施压保持距离从而意图独自占有中国市场的野心而形成的影响,国际社会需要调整压力结构和方式。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讲话,对极端保守甚至倒退的江泽民发出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警告,新班子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宣称多元和对话,以及要努力多方面与国际接轨。改革的船帆似乎又升起在桅杆中,经济再次复苏。

被子弹攒击的玻璃换掉,被坦克辗压的路面修补,被人血涂抹的街道冲洗,有关的建筑需要包装需要旧貌变新颜。

但人们记忆深处的烙印怎一个遗忘可以消解呢?

于是文人学士的特殊才能有了用武之地。

遵命或请命的御用文人以及抛洒秋波的准御用文人,担当起文化重建的光荣使命,慈禧太后和袁世凯被推陈出新。

除了短命的同治,正史中的慈禧绝了后,或许是天厌其毒。过去野史把她说得极淫荡,如果当真那般,或许能够留下一点儿野杂种孽根吧。袁世凯是有后的,不知道对这回平反招魂有什么意见。袁世凯和慈禧当日该是处心积虑好劳烦,800万两搞定的慈禧墓好象给土匪出生的军阀孙殿英炸开了口子,尸骸什么样、如何处置我们并不知道。皇帝洪宪袁驾崩后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大家骂骂而已。以人性人情忖度,袁世凯和他的后,慈禧和她的可能野杂种孽根,或许不愿劳烦自己或老人家出来演作配角儿的戏。

试问问:到底要为谁平反?袁世凯和慈禧?

二)重返今日

戊戍维新的事业并未以谭嗣同们的人血划上句号。它书写的是那个老大帝国需要转型的巨大惊叹。

康、梁在鼓吹勤王,列强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慈禧的高招是让有特异功能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来为自己出气,代价是皇家男女以及阉儿们的玩物或者叫做“国宝”被掳掠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拍卖会待今日中华的爱国者和爱国企业去竞价收购而已。

不,还有慈禧的醒悟:新政加预备立宪,拖它个十来年。至于我死后,管她妈的洪水齐天。

预备立宪的消息传出紫禁城的墙垛,那些可能有资格进入谘议局的文人绅士异常振奋,手舞足蹈兼大呼小唱地襄助庆祝大会。康有为在海外也喜滋滋地说: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梁启超郁郁寡欢──死对头似乎踏进了自己航行的同一条河流。

如果慈禧是一个不讲语言风范的泼烦妇人,她会喜乐无边地笑骂:任你这些乌龟奸似鬼,又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文人学士云:兵法曰,金蝉脱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一旁的武士说:我们练家子也会,叫做二两拨千斤。

袁世凯把眼一瞪:妈拉巴子,说那么复杂。哼!老子丢根光骨头,让他几爷子抢得累死,打个半死。

孙中山略一定神,瞧出破绽:君主立宪或预备立宪,全是上流痞子的野餐,下层民众的苦难和大汉族情节都是革命者的巨大武器库。他抑扬顿挫地宣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他还将它们概括发挥成三民主义理论并四处宣讲。他的语调激烈,他的头高昂,他的大炮更威武,以至压住了他的声音,模糊了他的身影,并把他和他的三民主义分隔得越来越遥远。

百年跨越,我们怎样重返今日?

“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的发生,往往不是在专制政治的败坏和压迫处于极点之时,而是发生在统治者被迫改善政治、压迫有所减轻之日,因为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并不能一定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而当痛苦已经减退时愈感到痛苦,减除痛苦的心愈迫切。这正如清末,当慈禧们在戊戌政变中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天下士绅噤若寒蝉、苟且偷生,纵有孙中山边陲一角的起义、立宪党人租界内的沉痛呐喊和海外学子的喧喧嚷嚷,也只能反衬整个士林和一般民众的怯懦、麻木及茫茫原野的荒芜、沉寂。而一旦统治者被迫扯起‘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招幡,可笑地在自己的脸上抹一层‘开明’的油彩,那么也就亲手酿成了动摇统治者根基的不可逆转时势。”

这种托克维尔式的思考和结论,并不属于袁世凯、慈禧,也不属于1989年及其稍后的年月。血腥、残骸、硝烟、恐怖的喧嚣一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咚咚擂。无所畏惧的人们在行动:他们有些愤怒,有些激动,有些粗糙;他们并无多少预先的政治训练,甚至无法较清楚地阐述民主的涵义。但正是这样的人们,以孱弱的脊梁和并不优美的姿势,肩扛着阻挡我们民族希望之光的沉重闸门。而正是这孱弱的脊梁和并不优美的姿势以及正义、良知的支撑,让恐怖和压迫制造者感受到实在的恐惧和压迫。

1992年后的中国大陆新旧领导核心在“稳定压倒一切”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又不失时机地对外要对话、要多元、还要与国际接轨。市场在有特色中建立,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被认可,有权的、胆大的、有权兼胆大的在党的号召下先富起来,在这豪华的庭宴间分得一杯半盏或冷或热酒水的智慧的人们也中产阶级或款儿爷了。

新的核心似乎比89年已故和打入冷宫的前改革领袖更开明。胆子大,步子快,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够得上新词新句带有新味儿。除去血迹、血腥味儿时时让人触目惊心和新的异端迫害外,便完美无缺似的。有只为消除这血腥味儿和隐匿新的异端迫害的忠诚派,也有以为拍拍哄哄就能骗得新的核心向前看一厢情愿的糊涂前瞻派,无不想把这些政治侏儒的新的面孔打扮成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师。但这化妆师却并非常人能胜任,只好伸手抓出慈禧和袁世凯来抵挡支撑。

谁也无法阻挡慈禧和袁世凯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手笔选择。奈何慈禧和袁世凯别有情怀。

时间之矢一旦发射,假设和从头再来便让人为难,何必如此这般死乞白赖地经营一个身首异地的平反呢?

一切专制者都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甚至作配角也不情愿,甚至在幕后作主角也要情不自禁地跑到前台。

一切专制者都不是纸老虎而是真老虎。是老虎而不吃人,那便是或者被人们囚入了笼子,或者被驱赶到特别保护区,或者是遭遇了手持驯兽武器的驯兽师。

嚷嚷着“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慈禧老佛爷和袁世凯大人们,便是这一类吃过人而且绝不承诺放弃吃人、又不得不暂时压抑自己兽性、兽欲的真老虎。略略细看,你会发现他们的喉咙里伸出手爪子来了,以及牙缝里还有人血和人骨渣呢。

今日,离预备立宪的距离还很远,竟然把老虎等同于真善美,弄得跟布老虎纸老虎一般乖乖,请随便猜猜:是弱智还是为老虎布菜?

三)东西南北细分辨

“六四”屠杀,不是大陆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句号。它书写的是民众追求人权民主、自由和宪政的坚强意志。

1992 年后的变化,使这种转型需求的形势复杂化。

首先是体制内的分化和演义。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是以对毛泽东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怒人怨和经济崩溃的有限否定为基础展开的;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和新洋务势力相互依赖、相互摩擦的二元格局的执政联盟。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对人类历史与文化的进一步比较和反思,以及全面现代化要求的真情呼唤,执政联盟内又分化出民主改革势力。原教旨主义的屏气敛容,新洋务势力与民主改革派的短暂蜜月旅行,给80年代前期的中国带来蓬勃生机;纵容原教旨主义者对民主改革派的一次次攻击,使新洋务势力自我堕落成为80年代后期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羁绊。1989年的屠戮以及苏、东巨变,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新洋务势力只有招架之力。此时,他们似乎明白了一点时势,以“‘防左’甚于‘反右’”为武器,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调整对外政策,主张多元,宣称对话,与国际惯例接轨,对原教旨主义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有限打击。

此外,10年的光阴移转,并不只是日月星辰的无意识交替,体制内人员及思维结构的变化不容忽视:原教旨主义者无法抗拒地泯灭于自然力,目前和较长远未来的发展的形势又不能不令不需要急着去见马、恩、列、斯、毛的人们去思考和忧虑;深受现代教育熏陶的新人携带着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思想真谛及普适性观念进入体制内并在体制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型管理人才,与对外部世界毫无知晓、毫无反应的满清官员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和影响,使单纯现实利益和纵容堕落来维持的纽带脆弱化,和平变革体制的要求和力量静静悄悄地生长,令一般情绪对立的人们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生长。

这一切使这种和平变革力量的作用既不可忽视又不容夸张。一般地看,它的发展将随着体制外和平理性力量的壮大和激端对立情绪的消减而发展。它的削弱将随着体制外和平理性力量的萎缩和极端激进对立情绪的泛滥扩张而发生。

这一形势的复杂化,体现在它使准自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分不清上下四方。准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崛起的中产阶层看到了经济的繁荣。他们以为这种繁荣和机会来自执政当局的善良恩赐,幻想这种恩赐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有时很容易被御用文人们裹挟着发出乡愿的声音:给他们时间(好象中国人很吝啬时间似地),一切都会好好的。这种乡愿声音初听起来有些道理,因而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很具煽情的本领。但专制集权势力嘴里时时呼出的人肉人血的熏人气息和经济繁荣肥皂泡一样快速消失,终将使这种泛滥止息于河堤之下。

这种形势的复杂化,对体制外的民运力量也极具考验。

以往的诉求已经得到部分实现,不少人却在冷漠中埋着头白吃了午餐。这足以将本来就缺少人权、民主底蕴或不自觉滑落而至的前民运人士和投机分子淘汰出主航道,甚至推向非理性对立和激进的泥淖。

群众也会因此忘却有限社会进步的原因和动力。

极端、激进分子,曾经寄身民运阵营并与之同路同行。但他们对民主、人权、宪政真是缺乏认识或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最终无法忍受韧的战斗的寂寞以及现代民主得以实现时的权力和利益的理性分割,因而急急地以看似高尚的情操和果断英勇的行为去颠覆旧的专制以建立自己的专制。他们还一味夸大自己一方的作用和努力,而无视社会进步的综合动因,甚至会阿Q、假洋鬼子一样——不准(别人)“革命”,其情绪和意见将是短命而尴尬的。

但是,应该明白,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理性得以普遍遵从,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反之,这个结论将是尴尬可笑的。

因为曾经寄身民运,他们的表演把戏,将会混淆视听,给民运带来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史上,每一次理性、渐进变革努力遭到极端顽固、守旧势力阻挡时,这种极端、激进情绪总是泛滥成灾,从而迟缓整个社会变革的进程。

和平理性的政治力量有一个缩水的时期。但它却因此迎来了纯洁队伍、坚守信仰、显示责任和底气从而赢得国内国际社会正义、良知的广泛关注、理解、支持的好时机。公开、理性、非暴力、良性互动或多元互动的原则和主张,对体制内改革力量的理解、鼓励和协作,对广大民众利益的真诚代表和维护,对中产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真情交流和互相扶助,对国际社会正义、良知的准确回应,对曾经同路的激进极端分子的警惕,对顽固倒退的专制者及其帮闲的坚决的舆论打击,必将迎来和平变革的光荣盛大的庆典。

四)未来犹有可期待

历史的假设徒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但人类的未来可以预测和展望。

同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不同人群,可以在不同时代上演情节相同的历史悲剧。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及王朝更迭对人和人的辛勤劳动创造的贱视、毁灭,一个轮回连接一个轮回,都足以为此证明。

慈禧和袁世凯的别有情怀,以及其它的政治力量的瞎掺和,由此丧失了20世纪初和平转型的好时代,为孙中山及其以后的其它各种极端势力的主张和杀伐提供了契机,将中国社会变革的重担生生硬硬地推托给第21世纪和第21世纪的人们。

今日各种政治力量,上流社会、中间社会、下流社会,既得利益和利益被剥夺的群体,文人学士和准自由知识分子,或蒙上双眼,或睁只眼、闭只眼,或两眼望天望地盯着自己鼻尖,等待人权民主、宪政共和的免费午宴或直通便车,无不显示出无良知、无立场、无责任、无作为的酷劲,更不用说那些指鹿为马、掩耳盗铃、颠倒黑白是非的别有用心,让理性的力量勉为其难的苦撑。

这酷酷的扮相,足以将惯作顺民而终为暴民的民族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正义良知呼唤的冷漠背叛,对下层民众的煎熬视而不见,对腐败的全面投降,新的灾难和扫荡就不可避免。中国民众从来都不缺少这种智慧和能力,中国民众还可能展示这种智慧和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梁维新党人以及其他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预见和努力,慈禧和袁世凯们的真顽固和伪开明,对今天的人们应该留下有益的教训。

历史的假设徒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但人类的未来可以预测和展望。

同样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人群,可以在不同时代上演情节相同的历史悲剧。

天真的塌下,绝不会单挑高个子来为难。

天塌下的时候,能苟活下去的,只有鱼、虾、螃蟹、黄鳝、泥鳅、田螺、河蚌这些杂碎。

我们是否可以避免这种悲剧与荒诞?

这需要看我们为此作怎样的思考和安排?

2000年6月 成都东门街某医院

后记

1999年10月,我辞去教职,离别娇妻稚子,应诺到成都协调四川民运内外事宜。我知道,我在乡村已经很久了,城市与我彼此陌生,特别是我的方言土语,成为交流的障碍,我所能做的是多听、少说、多思。后来,我发觉自己还可以写一些文字性的东西,这种发现自2000年元旦始,到6月,就写下这一篇比较长一点的东西。我一直自信这篇文章及其观察、思考涉及的历史和内容对于当下的人权、宪政和共和的民运努力有些意义,但因为篇幅长,总找不到发表的地方,能够看见的人很少或者删节了许多内容,我一直为这篇文章的归宿烦恼。

2002年12月被江泽民打劫入狱(同时入狱的有何德普先生、赵常青先生、姜力均先生、戴学忠先生和桑建成先生)。2003年2月,我被转入亚洲第一大看守所——成都市看守所与死囚犯们关押在一起。晚上可以看被称做劳改频道的CCTV1的电视节目,后来遭遇上《走向共和》的连续剧。其中的内容,与我的这篇文章涉及的,是一件事。也就是说,关于给袁世凯和慈禧们平反的浪潮,最后达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文化的最高和最后形式(除中共中央直接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外)。同时在一份偶然得来的报纸上看见了宪政研究专家网络大虾王怡先生关于此电视节目的评论。

我想,出去后一定把我这篇文章找到,给我更多的朋友们交流交流。

逢袁红冰先生的《自由圣火》开办,并且可以发长一点的东西,但愿能有发表的机会,与朋友们相见。谨此后记。

2005年10月7日 四川遂宁

《自由圣火》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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