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水:NGO何以成为维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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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NGO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近年多被取缔和打压,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最新的消息则是,六月十二日公益人士郭彬、杨占青分别在广东深圳以及惠州被警方抓捕。其中,郭彬是在儿子病床前被带走。两人均是公益组织益仁平前工作人员,被抓的理由均为“涉嫌非法经营罪”。即将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反西方价值观,是政府最新祭出的两大运动式维稳利器。并非针对境外,而是防止官方假想的组织化本土渗透。这其实是闭关锁国的恶法和意识形态选项,以对抗假想敌西方社会,阻止中国大陆社会的开放和进步。

对NGO打压常态化

近年被取缔、查抄的公盟、传知行、益仁平、立人图书馆、蔚之鸣等等一大批境外和本土草根组织,涉及环保、教育、医疗、艾滋病救助和劳工权益等方面。民间组织既是政府缺席的有益补充,也是地域及行业的自组织。这些民间组织与半官方慈善公益组织,区别在于是否官方行政管控。前者多为民间自发组织,有的依法註册登记;后者准官方运作和管理。

另据有关数据,海外NGO在中国大陆开展工作的有三千多家,多涉及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艾滋病救助等方面,但多遭打压,外方人员多有驱逐。核心仍在是否被政府管控,并非从事的公益行为本身。

网络检索上述被关抄公益组织和人士,大陆最为知名的百度搜索,一片空白,而在GOOGLE有关资讯铺天盖地。可见,官方既忌惮亦心虚。毕竟公开打压、取缔非营利公益组织有悖国际通行规则.近年唯有俄罗斯、印度出台相关法律。苏联“老大哥”已亡,衣钵传人依在。

假想的敌对渗透

大陆后极权制度决定了制度性不安,总是时刻寻找潜在的敌人。中共本身无论理论资源还是名称等组织形态,甚至接受资助,都是来自西方,但在对待公益组织──无论西方和本土的,都被放大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或被视为接受西方资助,全然一副实用主义面目。此外,中共发家即从最隐秘、最底层的民间社会发韧,逐渐壮大,但社会条件今昔有别.中国大陆社会最为末梢的基层权力触角村党支部、派出所,实际管治即便非常偏远、闭塞地区,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境外的公益组织,都难以逃避基层权力监控视线,哪里拥有假想的渗透能力?官方将公益组织政治化、敌对化,实际上是对民间社会和弱势群体最大的戕害。

在一些大城市社区,存在政府购买某些公益组织服务的行为。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政府要打压一部分公益组织,又出资购买一部分公益组织?仍是管控思维在作怪。大陆已有《民间社团组织法》、《民间组织管理条例》和《社团组织法》,法规不可谓不齐全,却又出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多此一举.

选择性执法的政治实用主义

二○○八年四川地震,可说是中国大陆民间社会首次集体亮相,包含众多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本土民间组织,深入救灾军队和政府力量不及的偏僻村落实施救助,它们均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在一些遭受调查的民间组织,参与查抄的警察和民政人员都曾承认,民间组织是加入官方维稳的有益力量。可事实是,上述草根组织的部分发起人和管理者,大多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逮捕,有的已被关押一年多。可见,官方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将公益行为政治化,体现多变的实用主义.

迄今,尚未看到官方关闭、查抄的上述公益组织有哪些敌对行为?更未看到接受哪些西方敌对势力的资助?西方基金会和国际性组织,资助大陆官方的学术、生态、交通等项目不在少数,有的就在北京设立办事处。那么,大陆官方应该提供哪些西方非政府组织是敌对势力,哪些属于友善组织,这个名单应该公诸于众。再者,在所在国合法註册,进入中国大陆即违法,官方标准依据是什么?如此操作的话,那些未经註册登记的大陆民间组织,首先仅是未登记註册问题,其次从警方公开部分信息判断,不存在商业经营行为。那么主管人何来“涉嫌非法经营”罪名?政府明显是选择性执法。

打压将导致强力反弹

NGO本意是草根组织,包含非政府、非营利等要素,但大陆法规将国际通行的这些要素模糊化处理,以民间社团或民间组织名称取代,容易罗织罪名并误导社会公众,本质上是将公益组织污名化、有罪化处理。长远来看,这对于社会进步和公益事业百无益处。那些被捕的民间智库和公益组织人士,许志永、郭玉闪、何正军、郭彬、杨占青和保释的女权五姐妹等等,他们都是无罪之人,应立即获得释放和解除保释。

作为政府补充和民间自组织,公益组织在人权倡导、公民社会塑成,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陆官方曾经标榜的“大社会小政府”,正是通过这些公益组织体现出来,而非仅仅是一句空话。在非民选政府的社会,公益组织发挥的恰恰是粘合剂作用,可有效建立官民良性互动模式。官方不但不应打压、抓捕,而应鼓励民间组织充当缓冲器和稳定器作用。取缔和打压公益组织,只能引致民意反弹。

境外敌对势力和民间反对派,对于公益组织的此种假想敌思维,只会让政府作茧自缚,错失历史机遇。公民觉醒和维权运动,必然是中国大陆社会未来选项。官方打压和取缔境外和本土草根组织,是非常愚蠢、短视的行为。它切断了官民沟通的渠道,并且将增加社会矛盾和管制成本。制度性不安,只有获得及时释放出对于民间的善意,才可能是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维护,更快融入国际社会。制度宪政转型将是历史的选择。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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