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官场讲良知的不多，就是讲事实,不随意构陷他人的也不多了。我以为这是小说《对口词》的主要视角。
《对口词》很像是原汤原汁的办案记录，全篇由对话构成，写山树林局长被双规前后，秘书冯远飞与纪委潘处长的三次询问记录，不同凡响的是潘处长这次的工作对象冯秘书不落窠臼，坚守尊重事实的底线，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详细揭发和陈述山局长的腐败行为，就是已知的事情也是被挤牙膏挤出来。特别是冯秘书不与潘处长合作，诈称山局长外边有情妇，以便以此击溃山夫人感情，促其揭发丈夫，打开全案缺口。冯秘书对此“有不同看法”“心理通不过”，让潘处长十分恼火，他决定利用询问笔录中冯秘书陈述的有数次分有土特产的情节，将冯秘书整掉，冯秘书也做好了被抓捕的思想准备，如此冯秘书危矣！
戏剧性地转折是：分管政法的齐副书记在听了潘处长的情况汇报后先是一怔，后打了个哈哈哈。齐书记笑说在当下像冯远飞这样的格涩角色，也算得是濒危物种，稀罕哩。可没等再说下去，被秘书长的电话叫走了，没再回来。没法，大家只有从他说出口的那句话进行领会：既然齐书记比做濒危稀有物种，是意在保护的。这样冯远飞才逃过一劫。
读者先是为冯远飞的脱险庆幸，庆幸之后，纠结也会随之而来——一个尊重事实不肯构陷他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贪官的知情人和秘书，这样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你如何梳理？抑或根本就不用梳理。不用即成的观念，特别是权力语系解读文学创作，正是尤凤伟小说的独特魅力。尤凤伟对主旋律话语系统和宏大历史场景的回避，正是为了通过那些易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包括官场小人物），再现他们无力无助的生态。
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言：“一种非公众化的、严肃的批判性立场，一种对民间生存尤其是弱势生存的体恤性立场。这种融批判与体恤于一体的精神立场，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度匮乏、又亟待拥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当他将全部叙事自觉投向民间社会的时候，显然不是为了发掘民间社会中丰厚而广袤的叙事资源，而是试图还民间生命一种表达的权力，让那些在公众场合失去话语主宰权的人们道出生存的真实状态，展示他们内心的苦痛、迷惘、焦灼与愤懑，传达他们对尊严和道义的强烈吁求，并以此来重新审度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和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书写姿态——尤凤伟小说论》2014-07-11小说选刊）
无论是写抗日的《生命》，写土匪的《石门夜话》，写运动的《中国：一九五七》，写当下的《泥鳅》、《衣钵》、《中山装》，尤凤伟总能以一种无法回避的疼痛，将历史和权力穹顶之下小人物置于矛盾尖锐冲突之中，“让他们饱受内心的折磨与煎熬，然后再通过无法回避的价值抉择，展现出他们潜在的精神向度及其人格魅力。”（同上）我们常为这种“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所驱动，难以释怀，我们随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穿越历史和现实的烟云中的悲欢离合之后，忽然会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我们忽然会感到未曾有过地发现，未曾有过地疼痛，未曾有过的凄楚，未曾有过地迷惘和期待……
这就是尤凤伟小说化平淡为神奇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