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当代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信阳事件”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大跃进”的失败也为文革的发生埋下了种子。某种意义上,解剖“信阳事件”,也是解剖“大跃进”,是对共和国走的那段弯路的沉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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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张向持著,线装书局 2015年5月第一版,56.00元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在河南信阳地区,曾因大面积饥荒,发生大批群众被饿死的惨剧,史称“信阳事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信阳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和一些80后、90后谈起饿殍遍地的惨状,常会引来惊诧怀疑,以为“天方夜谭”。在遗忘渐趋频繁之际,新近读到的张向持先生的《圣殿》一书,算是一次适逢其时的提醒。

《圣殿》被誉为是“首次全景披露了1959年至1961年的信阳大饥荒”。为了写作此书,张向持历时十年,六赴信阳,采访了百余位“信阳事件”亲历者。我敬佩作者敢于直面历史,触碰重大历史题材的勇气,书中记述的许多真实案例亦让我时时长吁,泪满衣襟。然而,于子夜时分读毕全书,仍感到有些意犹未尽。

最大的“未尽”是该书缺失了最能够反映“信阳事件”沉痛之处的核心数据。什么是“信阳事件”的核心?以信阳事件亲历者、时任信阳行署办公室秘书余德鸿的话来说,“‘信阳事件’的核心是饿死人的问题”。那么,“信阳事件”饿死了多少人?据余德鸿的回忆,中央在知晓信阳发生大面积饥荒后,中央监察委员会曾派人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调查,最后在报告上写上了“饿死了105万人”。这个数字也得到了党史的间接认可。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信阳事件”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一个沉痛后果被提到:“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当时信阳地区的人口大约在850万,据此推算,余德鸿所言的饿殍百万,当不为过。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能够反映“信阳事件”的数据和案例需要记录下来。比如,当时信阳地委为了不让饥民外流,各处皆设关卡,扣压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件。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人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群众,但也未能如愿。

至于《圣殿》一书中为何会有这些缺失,可能缘于立意、题材、写作手法三方面的限制。在立意上,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挖掘信阳人民在面对大灾大难时闪现的人性光辉,追索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题材上,多年来,“信阳事件”一直被视为“禁区”,是始终无人触及的重大敏感题材。在写作手法上,作者采取的是报告文学,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的写法。三重限制之下,《圣殿》的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些限制我能理解。客观地说,相比于许多人云亦云地谈论信阳事件的文章,《圣殿》一书在立意和题材上,都有不错的突破性。尤其是在立意上,相比于长期以来铺天盖地对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人几乎一边倒的鞭挞,作者挖掘出了许多基层干部在执行极左路线时的矛盾和纠结,有着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同情。此外,更是对许多基层百姓、干部的人性光辉事迹有浓墨重彩之笔: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不惜官位、一次又一次为民请命,许世友将军密送军粮,县委书记杨守绩巧立名目向国库“借粮”施粥,民政厅小职员张富辗转赴京陈情……

“评判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的,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王海光)书中所展现的人性的光辉,昭示我们后来者在回顾历史人物时,尤忌偏狭、极端,贵在公正、持平,毕竟人性是复杂的,任何非此即彼、非恶即善的道德判断都值得警惕。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谁也难以保证自己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至于所谓“敏感”之说,事实上,近年来在相关党史、地方志、文集中,对“信阳事件”多有记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年“信阳事件”的三位重要当事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行署专员张树藩、行署办公室秘书余德鸿,都在罹患重病之际,留下了有关回忆,此后陆续在《百年潮》等刊物发表。进入新世纪以来,也有十多篇研究论文发表。

“大跃进”是当代史上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信阳事件”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大跃进”的失败也为文革的发生埋下了种子。某种意义上,解剖“信阳事件”,也是解剖“大跃进”,是对共和国走的那段弯路的沉痛反思。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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