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读方孝孺、黄宗羲
明朝是中国民主思想萌动的时期。刚刚从蒙古铁骑的马蹄下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尝试着从程朱理学的泥淖里拔出腿来，用较为实际的眼光来观察探求问题，逐步把注意力从空谈的假主义，转到实际面临的真问题上来。
方孝孺在他的《深滤论》中，把历代帝王想尽办法克服制度漏洞企求江山永固，但终不免陷入一治一乱这个历史循环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方孝孺先分析了帝王加强皇权的谋虑方法：“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秦“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而王莽卒移汉祚”，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兵权……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历代帝王殚精竭虑防御祸患，但终不免“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至明末清初，有着国破家亡惨痛经历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君王、国家、人民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首次把君王之国家与人民之天下分开。黄宗羲目睹明末惨烈的内乱和其后更甚的蛮族入侵，作为曾立志有为于世的士子，背负明朝“孤臣孽子”的包袱，身处异族统治的尴尬境地，痛定思痛，对中国历代的帝王统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大胆对君权天授的理论提出质疑。
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一反历代迂儒认为天经地义的忠君爱国谬见，提出君、臣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为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认为“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第一次从理论上理清了天下、国家、君、臣的关系。
中国自古没有公认的价值体系，没有善是恶非的为人标准，尤其在欺下媚上的儒家说教成为窃国大盗的历代帝王的手中大棒后，更是价值错乱是非颠倒。明代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摆脱传统枷锁的羁绊，切中人类进步的脉搏，着实不易。这是中华民族首次洞悉前途命运，企图告别苦难历程的理论探求的开始。这也是中国士子，第一次从思想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突破儒家毒害国人千余年的忠君谬误的阴霾，开始摸索着找出一条新路的尝试。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结晶，已隐隐透射出民主自由思想萌动的曙光。惜乎，这一从中国文化中孕育的刚破土的民主自由萌芽，经过满清文字狱文化严冬夭折了。
自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至今，已逾三百栽矣。他们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经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自由知识分子鼓吹宣传，“西风”逐步得以东渐。不成想得是，马教借着西风走进中国，上帝没站住脚，撒旦却成了气候。中共建政后，对民主自由的残酷斩杀，又使中国进入更为惨烈的严冬。
今日中国，已处于自由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进入自由世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可悲的是，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的是非标准仍未确立──我们的文化仍然有着重大地缺陷。更为可悲得是，有些肩负开启民智使命的民运朋友，至今仍戴着儒家的眼镜看问题，还抱着儒家腐朽的烂棺材当香饽饽啃，真不知他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我为中国现今的文化状况及某些朋友感到可悲，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先哲九泉之下若知，亦当胸怀怆然。
2006-12-20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