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去法学院图书馆，文学院的课也不上了，成天鬼鬼祟祟地徘徊在影印机附近，看没有人用时，就去印几张，只能印几张，在没有别人靠近前，赶紧又离开。搞了好几天，《资本论》上册快印完时，影印机竟然坏了。
一
我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与《资本论》被视为禁书，绝对不准碰、不能碰的社会。比我年长一代的人，像陈映真他们，还能偷偷组读书会，偷偷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我比他们晚了 20 年，也就意味着台湾的“警总”多了 20 年时间，可以把市面上找得到的所有与马克思有关的、与《资本论》、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都收掉，把那些暗夜中聚会的左翼团体都抄获。
我知道马克思，知道《资本论》，但我的知识主要是从“三民主义”课本里面来的，告诉我马克思多么荒谬、多么错误。但我连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真的能够读到这些“荒谬”“错误思想”的原文。
小时候，我喜欢逛书店;大一点儿，学会了到图书馆借书;再大一点儿，刚好赶上了台湾图书馆陆续“开架化”的过程。于是，我又养成了进书架区游逛的习惯。
大学二年级，我到“台大”法学院修日文课，顺便就去逛了法学院的图书馆。逛啊逛，逛到了书库的地下室，一个远远就会闻到灰尘味道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人会去到的地方。我鼓起勇气，找到开关，将电灯打开，走过一排排书架。突然间，皮肤上爬满了疙瘩，因为我了解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收藏的是还没有编目的书，不是因为太新了来不及编目，而是因为这些书比“台大”法学院本身还要古老。那是日据时代，还叫作“台北法商学校”的机构留下来的藏书。换句话说，那批书从 1945 年日本人离开后，30 多年没有人去处理，就被丢在那里。
我在那个布满灰尘的地下书库里耗掉许多美好时光。很庆幸，那时我还没有气喘的毛病，可以一下午呼吸着几十年来堆积的灰尘也无所谓。那里面最多的，当然是日文书，其次是德文书。我先找到了一套书，那是日本共产党左派河上肇的五册本《自叙传》。我读过河上肇的名字，知道他出过一本《贫乏物语》，对于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有着仅次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地位。虽然没有找到《贫乏物语》，但仅是这个人的书能在台湾出现，就够让我兴奋的了。
这书非读不可，然而我怎么可能在地下书库读完那五本书呢?我决心冒险一试。那本书没有编目，但还留有原来日据时代的书码，于是每一次去法学院，我都刻意去认一下图书馆柜台的人，每出现一个我没见过的，我就拿河上肇的《自叙传》去，与我的借书证一起递给他。不多说，如果他看一看告诉我这书不能外借，我就摸摸鼻子算了，自己把书送回书架上去。试到第四次，总算碰到一个弄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他只注意到书上没有贴借书到期单，拿了一张到期单贴上去，在借书证上登记了日据时代的旧编码，就让我把书带出来了!
这个经验让我更加喜欢待在地下书库了。每次进去，总感觉应该会发掘到什么宝藏。那种兴奋和期待，30 多年后仍历历在心。
过了一阵子，反复走过书架好几趟，我早已相信应该存在的书，真的在某个底层书架上现身了。那就是分成上中下三册的岩波文库版日译《资本论》!这一次，我不敢用原来的方法了，毕竟书上印着三个谁都看得懂的汉字—“资本论”。再粗心、再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都必定会立即竖起政治天线来。而且《自叙传》我想看，《资本论》我不只想看，还想收藏。那就只有一种方法，求助于图书馆里的自助影印机。
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去法学院图书馆，文学院的课也不上了，成天鬼鬼祟祟地徘徊在影印机附近，看没有人用时，就去印几张，只能印几张，在没有别人靠近前，赶紧又离开。搞了好几天，《资本论》上册快印完时，影印机竟然坏了。
影印机坏掉了也就算了，接下来影印机厂商换了新的影印机。一看，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换上了投币式的影印机!原本每次影印完，自己算好张数，去柜台付账就好了，这下子变成得准备硬币才能影印。没办法，我每天只得先搜集家里所有的硬币，带到图书馆，直到把硬币花完为止。
一天一天印，印好的纸张带回家，小心地收藏在衣橱里。早上出门时抽出几张，仔细折成八折大小，收在书包里，等公车和坐公车时，一张一张拿出来读。公车一到学校，就不读了，担心被人家问到，被人家发现我在读最可怕的“禁书”。
热衷于游逛法学院地下书库的同时，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宝库，也是很少有学生会去的地方—“台大”总图书馆的参考室。参考室，顾名思义，是放“参考书”的。台湾的学生从小到大只认识、只知道一种“参考书”，那种中小学的课本辅助内容，帮助准备考试的书。我敢说，至少 2 / 3 的“台大”学生，念了四年大学，从来没搞清楚查资料、做研究会用到的“参考书”是什么。那么，当然不会有什么人出入图书馆的“参考室”了。
我在总图书馆的参考室，看到了一套文学院图书馆也收藏了的重要“参考书”。那是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西方文化巨著丛书》(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人类文明中的“伟大书籍大全”。这套书我很熟悉，大一刚进历史系，就被这套书激发了年少豪情，立志要将这一大套50多册“伟大书籍”全数通读。
别小看“50 多册”这个数字。芝大这套书背后的信念，除了提倡经典阅读之外，还非常尊重原书的完整性。编辑者认为，以摘要、提纲、转述的方式，是无法真正获得经典中的智慧的。将一部经典的内容“浓缩”成三言两语，让学生以为学了这三言两语就等于了解了经典，非但不是学习经典的方法，还成了破坏经典价值的最大罪人。要读，就读原书、全书，得到经典内容浸透生命的经验。所以这套书不摘录，不省略，再大部头的书，像是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都一律全文收录。为了让人好好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对于不是英文的著作，这套书都选了很棒的译本，而且用圣经纸精印，每一册动辄七八百页，蝇头小字、两栏排列，容纳的字数多得吓人。
《西方文化巨著丛书》系列第四本书，是《荷马史诗》，由完整的《伊利亚特》和完整的《奥德赛》组成。我记得，而且一定不会错，因为我的宏大志向，就是从这本《荷马史诗》开始的。第六册，我也还记得，是《希罗多德》，里面收录了完整的《历史》。第五册，则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但不是很确定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有没有被纳入。不确定的原因是，第四册、第六册我读完了，但第五册没有读完。我的宏大志向，只撑了两册多一点儿。
大二下学期，经过了一次大整修后，“台大”总图书馆重新开放。我走进宽敞明亮的参考室，看到陈列《西方文化巨著丛书》系列书的书架，眼光扫过，心跳陡然加快。一看就知道：总图书馆的这套书，比文学院图书馆多一本。那一本的书脊上，只有短短四个字母—Marx(马克思)。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手发抖，装得若无其事地将那本大书取下来，快速翻过。没错，那里，就是《资本论》的英文版全文!
于是又有两三个星期，我成为总图参考室影印机使用率最高的读者。还好，参考室的书籍本来就不能外借，影印是理所当然的使用方式，就不太会有引人疑窦的顾虑。但我还是小心翼翼，每天出门前先想好，进到参考室我可以读些什么书，干些什么事(那里是不能带自己的书进去的)。进去后，一口气找几本书堆在座位上，《资本论》一定在最底下。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起身拿着《资本论》到影印机那印15 到 20 分钟。
就这样，神奇地，在我的衣橱里，而不是书架上，有了日译本和英译本的《资本论》。我拿两个译本一句一句对着读，读完了三大卷。几年之后，我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广场找到了专卖左派书籍的“革命书屋”。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是英译的《毛泽东选集》，第二本，就是德文原版的《资本论》。于是我又对照英文本和德文本，重读了一次《资本论》，拿《资本论》当精读德文的教材。
二
累积了多年逛图书馆的经验，我相信逛图书馆比逛书店还有趣。诚品书店是很好的书店，逛诚品可以得到很好的收获与经验，然而即使是诚品书店，也不会将一些明显不会有人买的书，一直放在书架上。
图书馆会。好的图书馆、大图书馆的书架上，满满都是这种完全搞不清楚谁会有兴趣的书，放在那里等着，等着被你莫名其妙地碰上。所有这些搞不清楚谁会有兴趣的书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奇观。
1987 年，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刚好那一年，哈佛大学的总藏书量突破 1000 万册，开学注册时拿到的新生指南如此告诉我。1000 万册!哇，好了不起的数字，但在现实中，1000 万册的书长什么样子呢?
“哈佛大学的 1000 万册藏书，被分散收藏在 99 座图书馆里。”新生指南上如此介绍。我不可能走遍这99座图书馆，理所当然，从最大的开始逛起。哈佛最大、藏书量最多的，是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有将近 300 万册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好找，任何时刻进入哈佛校园，除了约翰• 哈佛(JohnHarvard)铜像前以外，最多人聚集照相的，一定就是怀德纳图书馆门前，很雄伟的方正建筑，前面有一排宽广的白石阶梯。我在哈佛的那几年，任何人都可以走上阶梯，推开厚重的大门，走进图书馆去，看看里面极其典雅、充满书香的阅览室再出来。现在不行了，门口会先查验证件，要有哈佛大学的学生证或教职员证才进得去。
是因为电影《泰坦尼克号》大红特红，才有了这样的改变。《泰坦尼克号》全片的场景都在船上，不会跑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取景。两者扯上关系，来自原本少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泰坦尼克号》的世纪海难，就不会有怀德纳图书馆。
怀德纳图书馆的全名是哈里• 埃尔金斯 • 怀德纳纪念图书馆(Harry ElkinsWidener Memorial Library)，哈里• 埃尔金斯 • 怀德纳是 1907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校友，也是纽约富商的儿子。然而不幸的是，不到 30 岁，他就因为登上了“泰坦尼克号”而葬身海底。据说他会登上“泰坦尼克号”，是到伦敦去寻访旧书。他死的时候，手中还握着那趟旅程的主要收获——第一版的笛卡儿《沉思录》。
很显然，哈里• 埃尔金斯 • 怀德纳是个书迷，更是个藏书家。他原本就动过要将手上部分藏书捐给母校图书馆的念头。他遇难之后，伤心欲绝的母亲就决定用这种方式来永远纪念儿子——不只捐出儿子的藏书，还连带捐了一大笔钱，建一座在哈佛校园中最宏伟、最醒目的建筑。这座图书馆书架的总长度，超过 80 公里，可以从台北一直排到头份，可以容纳超过300万册书。
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演后，这个典故出现在许多相关报道上，于是这座图书馆便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观光景点。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时间，连带哈佛的大对头——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也跟着出了风头。
怀德纳图书馆于 1915 年落成，正好赶上哈佛大学快速成长与扩张的时期，因而近乎不可思议的，80 公里的书架、300万册的藏书容量，在图书馆成立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就被填满了。1987 年，我第一次进入怀德纳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书架当然已经被挤得满满的了。
300 万册藏书，是什么模样?进入怀德纳图书馆之前，我有过各种想象。不过，300 万册书的意义，最后却是以我原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给了我巨大的震撼。怀德纳图书馆的主要书库一共有八层，但每一层再分为上下AB 两部分。第一次进去，我从 3A 开始逛起，逐渐往上逛。书库里基本上没有自然光，主要走道平常亮着灯，另外每一排书架前端有一个古老的开关。想要走进那排书架，就向上扳起开关，会有几颗光裸的灯泡随之亮起。
我一路逛到了 5A。走近一排书架，从最下面巡视到最上面。不对劲儿，非常不对劲儿。那一整排书架上，没有一本我认得的书!
我说的“我认得”，是用最低最低的标准，意思是“我知道这本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甚至不需要知道这本书写什么，关于什么。我能读的文字不多，但我能认得出来的文字，却不少。例如，我不懂韩文，但一眼看过去，光从字母的形状就能判断出那是一本韩文书。用这种标准，我有把握认得出来的有：中文、英文、日文、韩文、俄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加上当时正开始学的梵文。
但那整整一面墙的书，找不出一本我知道是用什么文字写的。翻身过来，背后还有一大面墙的书。这次，我看得更慢更仔细，从最下面看到最上面，再从最上面看到最下面，真的，还是找不到一本我认得的书。
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两面墙，就有几千本书，它们在我眼前，但里面所藏的知识，我穷尽一生，大概都没机会吸收了，虽然那一年，我才 24 岁。就算我活到 100 岁，都不太可能去学习这些书所使用的文字。这里，就在这里，一面注定跟我绝缘的人类文明遗产之墙矗立着。
我真的具体地感觉到渺小，面对知识世界时的渺小。对于这样的震撼，有朋友笑过我：为什么那么贪心，世界本来就很大，本来就有很多事物是我们无法拥有，无法体验的。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我同时也知道并相信另一个道理，那就是：关于世上美好的事物，我们还是会有基本的好奇与冲动;如果失去了这种好奇与冲动，我们的生活恐怕也很不对劲儿。
藏在书籍里，有多少美好事物，等着我们去碰触。若是我们不努力尝试进入的话，那众多丰富的美好，就和我们擦肩而过了。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在那两堵书墙前，我如此黯然地惊叹着，每一本书我都能轻易碰触到，但终我一生，却连自己和什么样的庞大知识与经验错身而过，都无法知道。
三
大学时代紧张兮兮、偷偷摸摸地一句一句读《资本论》时，我脑袋里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幻梦。在当时觉得如此遥远、如此虚幻的梦想——也许有一天，台湾地区会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自由阅读马克思的地方。到了那一天，对马克思理论和他的思想不再带有偏见，一定会有很多年轻人被马克思对于公平正义的热情所感动，也有很多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被马克思深邃复杂的社会、经济思考所吸引。那样的新一代，就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社会。
20 多年过去了，台湾地区早已是一个可以公开、自由阅读马克思的地方。但当年我所想象的，却还有一大部分在今天看来仍然如此遥远、如此虚幻。我查了一下美国的“亚马逊网络书店”，输入“Karl Marx”有 3730 条结果，输入“Marx Capital”有 8927 条结果;最夸张的是，输入“Das Kapital”竟然有 11765 条结果。换到日本的“亚马逊”，输入“资本论”，有2144条结果;输入“马克思”，有5568条结果。
那么台湾的“博客来”呢?输入“资本论”，有 270 条结果，但稍微看前面两页就知道，其中没有任何一本繁体版的《资本论》中译本，而且大约只有20条是真正和《资本论》这本书有关的，其他都只是书籍介绍中有“资本”和“论”，所以一并被搜索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今天的台湾地区得到了我们当年无法拥有的知识自由，却仍对这个知识宝藏彻底忽略，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我无意将马克思奉为神明或英雄。当年用那样的方式阅读，后来又多次重读，却让我真诚相信，《资本论》真的是一个经得起不断挖掘的宝藏，每一次都能够从中挖出帮助我们思考社会现实与正义理想的有用知识。
来源:《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