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威尔和海明威都驾驶着救护车在历史中离我们远去时,才终于看清了这场战争中到底可敬的是什么。即:向每个人与死亡有尊严的对抗而致敬,只有活着才能为尊严而死。

“战线延长之后,战争的本意反不很明白了。”这是胡适1923年冬日在上海为绩溪同乡汪孟邹先生汇编《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做序言中的话。虽然,先生当年所指之“战争”是为由丁文江与张君劢二人所引发的“科玄论战”。但也道破了某种“战争”本身的实质,在此不妨“取义断章”。因为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实在是胡适这句话最好的佐证,且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战争不但与革命发生了混同,所谓战争之“本意”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宣传的幌子”。

在民国的语境下谈谈这场内战绝不是肆意的攀扯,作为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是很有些发言权的。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本身从定义上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内战”范畴,其不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场“伊比利亚沙盘”预演,参与战争的(幕后)主权国家,组织派别以及所秉持之主义理论的数量之多,利益关系之复杂也是历史少有的。当时中国亦有不少人赴西参战,站在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正义大旗下。国内的报刊亦对战况有大量的报道,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第一书记的夏征农先生于1937年编著了名为《西班牙的内战》的图文册子由良友图书公司作为“图画知识丛刊”之一种出版刊印。这场战争对于当年之时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为了更好的介入这场战争,两位在内战中都驾驶过救护车的作家记录下的文本资料是不容忽视的,即: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及其他》,以求看清这场关于致敬的内战。

首先,要给西班牙内战定性是不易的,其到底是战争?还是革命?亦或是二者同时进行着?

“革命(revolution)”的特点是剧烈的,突变的和反复的。作为一种社会变革运动讲时常表现于对已有政权的推翻,它在发生的某个阶段必然是“违(宪)法”的,并常常诉诸群众性的暴力以达到使发起者自己成为中央权力本身之目的。

而关于“战争”,马克思哲学中对其最基本的定义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其实,这条定义是相当宽泛,仅将其归结为一种偏重于手段化的,矛盾的产物,并未直接关乎正义,和对权力冲突产生的法理溯源,只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局面。

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就显得更有深意:“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一种政治行为。 ”这里出现了关乎“敌人”概念的表达,那就说明有一种潜在的“立场正义”(这无关乎普世的正义界定,仅仅是出于某种政治身份认同)。其次,强调战争是“政治”的行为,浮现出“人”的价值角色,而有别于一切自然界动物间为了食物和配偶的本能争斗。

那么,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区别不妨大略总结如下:首先,战争大都是国家间,集团间,部族间的,而革命多为一主权国家内部各力量对统治地位的争夺;其次,战争更多关乎所谓正义的界定,革命则更关乎权力(利)的诉求;再者,战争表面上更在乎某种价值观念的引领(如“反法西斯”),而革命多由某一阶级利益的受损而号召;最后,战争可以是主动的,侵略性的,而革命从诱发根源上讲大都是被动的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从来不缺乏革命的战争或是战争诱发的革命。西班牙内战之所以复杂,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革命与战争的混同。为什么是混同的?有必要从其发动和参与的主体说起。

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第五章对这场内战中的政治派系做了相当精到的评述,主要有一下几种势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动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者联合会,和自由青年团;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社会主义党,总工会,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下文简称“马统工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以及后来被斯大林定为并要消灭的“托派”,即马统工党。 可见这位日后BBC远东部主任置身于战争中超常的冷静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这些肩抗不同理论大纛的政党和工会组织成为了内战中战争与革命并发主要的参与者和受害者。理论并没有作为统一的政治理想而凝聚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战士,反而让他们受到刺激的是每个派系间因实际利益的纠葛产生的内斗和谋杀。甚至继续像病毒般分裂成更多细碎的组织。

乔治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写到:“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这是共产党的媒体宣传,他们主张先赢得所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再进行革命不迟。不得不承认这个策略是一针见血的,更因为苏联为共和政府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兵力支援更具话语权,且依时局来看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战略。讽刺的是,后来也是因为苏联面对希特勒在东线发动进攻的威胁而急于取得英法等国家的信任,不得不在1938年撤除了对西班牙的支援,从而直接导致了弗朗哥的胜利。

在这里出现了首次因意识形态的让步而影响到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全面变化。法国担心这个仅隔一座比利牛斯山的国家成为“红祸”蔓延的起点,同时也担心斯大林与希特勒将会暗中达成协定,试图用整个西欧的沦陷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和平保障。其实,斯大林也有同样的顾虑,英法政府自战争开始时表现出的绥靖主义态度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担忧。于是1938年9月在伦敦,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会议,通过了不得给予西班牙内战双方以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的决定。斯大林心里明白,英法相较于让弗朗哥独裁西班牙来说,更恐惧和厌恶的是一个赤色的共和政府和无从枪杀的赤色幽灵的渗透。

这种恐惧与当时由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而取得的成就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不无关系,阿诺德·J·汤因比对这一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情绪的描述是颇为准确的:“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用于‘战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这种惆怅也并未因二战的最终胜利而消除,“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的状态中,未能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全面的民主制度之中——这一失败如今成为我们沉重的负担。”这是丘吉尔1949年4月1日的一段讲话内容,可以看到这种恐惧程度的严重性,所以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斯大林在“革命”的环节只字不提,并且是由西班牙共产党最先起来防止革命的,当斯大林进一步意识到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左翼共产党分子手里握着大量由自己提供的武器时,一场关于剥夺“枪杆子”的“内战之内战”——巴塞罗那电话公司夺权事件的爆发就在所难免了。

奥威尔也记录下了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言论,似乎也很有说服力,尤其对于近乎教条的唯理主义者来说,因为这在一切在逻辑上貌似是行得通的。 “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群真正再用无政府主义方式思考的人在叫嚣着,他们认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革命实际的爆发要高于一切,没有一个具体的国家利益来作以考量。而斯大林不得不为整个苏联的政治利益考虑。

于是,无政府主义者们又扯出了民主的大旗,将其以各种表现形式绘制在海报上,视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为一丘之貉,尽情地宣泄着将“战争”与“革命”混为一谈的逻辑快感。

关于斯大林与托派的分歧给奥威尔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怖,直到日后写作《1984》和《动物农场》时不断犯恶心。所以,今天不得不感谢乔治在将自身经历高度寓言化时所承受的痛苦。这种分歧直接造成了后来电话局事件中马统工党的两难境地,由于与无政府主义的联合不得不对发起暴力夺权的斯大林捍卫者举起武器,但又不愿和属于斯大林派的加泰罗尼亚统一工人党发生冲突,所以导致了两边不讨好的局面,后来遭到加(泰罗尼亚)统工党的反扑。乔治·奥威尔当时就在马统工党的队伍里,并参与了电话局的保卫战,为马统工党在马德里的总部大楼站了几天岗。从此他更深刻的意识到“起初,我忽视了战争的政治意义,直到这时才迫使我不得不注意它。”此时,不得不为其与胡适那句话的不谋而合感到惊讶。

关于后来受斯大林控制的警察组织对马统工党展开暗杀和屠戮在这里不想涉及太多,仅以该党创办者安德烈·宁(Andreu Nin 1896——1937)的下场作一斑以窥之,斯大林的特务在西班牙共产党的配合下密谋,先是把电话局摩擦事件的责任归咎于安德烈•宁,并将整个马统工党在宣传中定性为法西斯的第五纵队。1937年6月16日,从马德里来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安德烈•宁,在审讯中对他动用了极刑,6月21日,在马德里西北部的森林将41岁的安德烈·宁活活剥皮致死。而此后,西共对外界宣称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在柏林杀害了他。

在这里又有一种极权主义的恐怖升腾了起来,一切都远非战争和革命这两个词所能涵盖的,如果我们将这场内战称作一场代理人战争的话,那它不仅代理了国家间的利益,意识形态的对抗,还代理了某个暴君所施加给个体命运的具体残暴。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可以试着揣测奥威尔的性格,他或许是个颇为严肃却又不乏黑色幽默,寡言而善笑的人,对政治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却少于在酒吧和人聊起。对政治的嬗变有了某种以毒攻毒的残忍,长于擦拭武器却又少于射杀的人。

书中除了显示出他优秀的政治批评能力外,一些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桥段反倒是别有寓意的。比如西班牙人会把对着你开枪仅仅当作一种玩笑;民兵里的孩子会无知的将手榴弹扔入自己战壕里的火堆中而仅仅用恶作剧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西班牙人会向你承诺一个永不到来的明天。乔治坦率地说,有时会觉得这场战争像场充满了荒诞的闹剧,但是这种荒诞却遮掩不住那些真真正正血淋淋的残酷。也许战争带给他更多的改变在于认识到了政治性的不可把握,没有一种源于人类理性制造出的立场是一成不变的高贵。

相比于奥威尔,海明威的个人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也正是这种植根于个人的视角让他能超脱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对整场战争做出具有生命尊严的评价。他能通过马德里却柯特酒吧里形形色色的人表现出生活仍在继续着,一切远没有仅剩下生存这个终极命题那般乏味。他的酒吧里允许法西斯分子来混入人群,他能理解到,也许那个法西斯蒂只是出于对战前酒吧生活的怀念,但是,出于战争中的责任又不得不暗中举报了那个人,他知道那个人最终会被处死,但又不想让其在临死前得知是酒吧的侍者揭发了他而生出对酒吧不必要的憎恨。可以看出海明威很善于在政治的人和人本身之间寻求平衡,做出平淡而又回味悠长的调和。

在《蝴蝶与坦克》一篇中当作为人的蝴蝶遇到作为战争的坦克,把那种荒诞的无力感表现的淋漓却无丝毫宣传的味道。《在山岗下》是最为出彩的一篇了,似乎在这里才隐约找到了那个应该为之致敬的东西,而海明威却偏偏通过一个看清了在注定失败的进攻中逃离的法国士兵表达出来。当然,逃跑系于战争本是最不耻的,但“(他)不是出于懦怯,只是看穿了一切”,“这位法国人断然脱离这次进攻,带着非凡的庄严,而我了解他,他是个好汉。但是,作为一名士兵,这些监督作战的人竟然追捕他,而他决心逃避的死亡,却在他登上山岗,既无流弹又无炮击,最后走向河边的时候,还是临到了他头上”,“那一天走向胜利最近的也许是那个法国人,他昂首前进,离开了战争。”至此,我不得不致敬,海明威让一个人本位的灵魂从纷纷扰扰的战争,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极权暴政中走了出来。

也许,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作为个体在命运中能够做出具有尊严的选择,并在做出选择后与死亡对抗,这才是人的尊严和价值所在。

当奥威尔和海明威都驾驶着救护车在历史中离我们远去时,才终于看清了这场战争中到底可敬的是什么。即:向每个人与死亡有尊严的对抗而致敬,只有活着才能为尊严而死。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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