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狱后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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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05年3月3日星期四,一转眼,我出狱就3个月了。

在监狱中,从被人们称为《劳改频道》的电视上看到“私有财产”未加上“神圣”2字地“不可侵犯”地进入修正的宪法,看见“人权”和“人文”的字样也进入了,我有点高兴。能不高兴吗?为了这种修改,我的许多朋友被批量地推进牢房,在监狱中熬骨炼髓。现在,这两个目标,尽管以彆彆扭扭、丑丑陋陋的形式出现,但毕竟还是实现了。还有一个原因,“如此看来,这一张小鬼牌,比较而言,要开明一些……”我在放风场的水磨石地板上坐着,惬意地靠在墙壁上,想象着这次出狱后将沐浴着开明的阳光雨露的幸福滋味,自言自语或者静静地想象。

“呸!做梦吧你,书呆子。你以为这张小鬼牌是什么东西?哥哥我在西藏当武警战士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大呢。1989年2月,你说你哥哥和那小鬼牌在那里干什么?北京、上海在后面好几个月呢!老鬼和大鬼,城府深深,奸诈着呢!”把我从梦中拽回来的是一个职业杀手,已经判了死刑,等待执行。

因为不配合,办案的国安将我从省看守所里转过来,说是要把我和重刑犯关在一起,扬言让他们折磨我,因而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人称“恶人谷”的三大队里。这队里关有不少待决的死刑犯,所以被冠以“恶人谷”的美名。我与不少死刑犯同住过,他们对我多很友善。和其他死刑犯不同,“西藏武警”特别暴戾,情绪极不稳定,有一次因误会与我发生冲突,居然扬言在24小时内随时攻击我,害得我好几天不合眼地防备着。

那时我想,他把我从美丽的梦境硬生生拽回,肯定是临死前的愤愤不平而已,我何必与他计较呢!

“亚自由”了3个月,师涛先生出事,刘晓波先生、余杰先生出事,张林先生、李国涛先生出事,赵昕先生看着看着也出了事,还有许多的拘捕、监视与跟踪,还有一个为这一类朋友提供法律援助叫郭国汀的律师也有麻烦了……

“武警英雄!你是对的,尽管你打破了我的美好梦境。你上路了吗?走好,你!”

还有多少人要被抓?还有多少人将被弄进黑牢里熬骨炼髓?还有多少妻子、孩子、恋人、老父亲、老母亲要在牢狱外担惊受怕、日夜哭泣?──无法预料。

人们在电话里问我在监狱里的情况,我的答复让自己感到词不达意。

象赵昕、张林、李国涛这种人,象刘晓波、余杰、廖亦武、王怡、杜导斌、刘荻、杨子立、黄琦以至于李柏光、孙大午诸君之类,什么时候被弄进去都是有可能的。为此,我预备写下一些文字,希望为那些还在努力要让现行宪法文本承诺过的权利真正实现而终将被弄进去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垫一个底,希望它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因此这些文字看来很类似于《入狱须知》。

我已经被抄家10余次了,也已经被传唤、留置羁押于派出所、关进收容所、看守所10余次了。因此,我的这些文字无意对抗谁谁谁们,而只是希望为那些和我一样不断被骚扰、被迫害的人们,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已。鉴于经验,我也作好因而再被打入黑牢狱的心理准备。

一、过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

我入狱后,一网友在他的《感受江湖》之《天外飞仙》中,把一阳(作者的网名)与叶孤城、东方不败放在一起言说:“天外飞仙只能是天外飞仙,永远成不了世俗之人。他虽是英雄,可英雄是成不了政治人物的……一定要象东方不败这样的流氓英雄才能做……”他实际上是在惋惜象一阳那样呆头呆脑的好青年、好网友去参与政治,注定会以悲剧结局。

我们何尝要热衷于去搞什么政治呢?我们只是想找回一点做人的尊严、重新获得做人的一点起码的权利而已。再说,搞政治又怎么呢?政治又怎么了?无非是被流氓与禽兽们搞得乌烟瘴气了而已。如此地乌烟瘴气,我们才不得不要出来说说话!否则,懒得理会。

卧龙岗上闲谈者的滋味不错。这可以想象。他们也不需要什么代价和智慧。不过,想想也会。

与流氓禽兽们打交道,要嘛你也跟着流氓和禽兽起来,预备另类的失败和投降;要嘛你得练就一门金刚不坏的绝技——坦坦荡荡、诚诚实实地做人。

90年代中期,我和好友刘贤斌谈到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符合了萧雪慧老师的一句话:坦荡、诚实地去做人——过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遂宁市的部分警察闲谈起贤斌和我的时候,常常也把这句话联系在一起。

不是什么矫情不矫情的问题──一个被败坏到极点的社会需要改变,我们所盼望的次好社会对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如此。

当然,它的现实功能还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之类。

有好事者曾经讨论过,从法律的角度讲,应该是“不做亏心事,不准鬼敲门!”我们还无法做到要对方“不准!”、“不敢”,那就先“不做”、“不怕!”好了。

要想把中国社会弄好,让那些流氓禽兽在这片土地上收敛一些,你不要把自己变成流氓和禽兽,也搞起东方不败老毛那一套机巧把戏,也不要管它悲剧不悲剧以及注定不注定。就历史文本呈现的情况而言,中国人是习惯阴谋诡计的。这样的兵法、那样的短长术,多如牛毛。

“奇正”之术,人们只看见“奇”的方便,没有多少人领会“正”的妙处与博大。刘贤斌如此说。傻哩吧唧、笨笨向前,弄不死它,也吓跑它三魂四魄。如果这也叫参与政治,这就是一阳或欧阳懿模式(当然有刘贤斌的功劳在内)之问政、议政的攻击与防卫武器。

二、在你被抓捕前先建成必要的通讯联系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到:“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当初老师讲解,说先生的意思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统治者打着“仁义道德”(或“以德治国”)的招牌吃人,一贯地吃下去。

一贯地吃下去,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存在呢?苟活着的,无非是些吃人生番与奴隶、奴隶娃子而已。某一天,奴隶娃子试图要求作人的样子和权利,自然又是在被吃之列。

100多年来,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要改良、要立宪,到孙中山要共和;从蔡元培要相容并包、胡适要自由主义,到罗隆基、储安平对“党天下”的批评、鄙夷;从任畹町张扬人权、魏京生呼唤“第五个现代化”,到86选举权的要求,到“蔚蓝色文明”的梦想;从89民主、98组党,到21世纪的重建宪政……对于吃人者一族而言,这些都在当吃、必吃之列,越吃越成癖上瘾,不吃对不起祖宗老子。

如果你真想要找回一点做人的尊严,真想拥有一点写在宪法文本上的做人的权利,被抓捕几乎是必然的。而且,这种抓捕常常突然而来,让你猝不及防,给你自己和家人以难以抗拒的压力。

不要相信你的作为是有法律根据的你就是安全的。这常常使你失望。也不要指望你和亲友的沈默会赢得对方的善待与宽容。

你的办法是在你被抓捕之前建立起必要的通讯联系。要保证通讯工具的通畅,要在抓捕来临的短时间内让你的亲友知道你失踪了、你被抓捕了,然后有尽可能广泛地引起媒体和其他机构、人士的注意。

无论什么样的小偷和强盗,都有遮蔽自己的行为的本能。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比较安全而你的对手多少有所顾忌。谁说只有大清的官吏怕洋人,那些习惯于鱼肉百姓的官吏,都害怕按照国际惯例行事的压力呢。

流氓和禽兽们把中国社会挥霍败坏得不成样子了,为了继续挥霍下去,就只有求救于外资(包括资金、技术、管和理)。但是,外资只有在中国市场贫弱与不足时才有利可图,万一中国社会朝不保夕,就无利可图了。所以,中国社会与国际的融合,符合外资的利益。既然他们有需要引进外资,而外资需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稳定才能赚钱,外资就会干涉他们过度胡作非为,从而有利于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知识份子的维权与免于遭受迫害。

国内和国际的关注,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知识份子的保护很重要。对迫害者而言,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压力,不得不考虑。而这一切的达成,与你自己和亲友的通讯畅通与否密切相关。它关系着你会否成为关注的中心,大大决定着你事发之后的命运:外界关注越强,你遭受的的压力与迫害就越小。比如,“六四”后各地学生领袖的刑期,北京的的一般少于其他地区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充分认识和把握最初24小时的重要性

最初是留置询问,有时也叫做传唤,有时伴有抄家。它的时间限度为24小时。抄家是比较常见的事情。一般的知识份子喜欢保存一些自认为有收藏价值或意义的东西,比如日记、手稿、书信、通讯录、照片之类的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莫须有的揣度下将会成为构陷你或者与这些东西有关联的一切人士的证据。有时则会引发一些没有必要的怀疑,从而增加困扰。因此,为了不让你觉得重要的东西成为你或你的朋友犯案的证据,你最好什么也不要保存。非得保存不可时,就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我和刘贤斌是同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那一届的同学是历史上升学情况最好的。但许多人都仅仅因为和我俩是同学,或因为抄家时抄到平平常常的一封书信、一张照片的原故,至今饱受档案限制之苦。这一届、这一班的同学的前程因此而暗淡无比。我入狱前、在狱中和出来以后,外面的朋友需要我的照片,我和家人就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一直没有寄送,而我也早就养成了不照相的习惯。如果什么也没有,他们通常就会扣押一些书籍。这不很重要,只是让你在需要翻阅、查找资料时不方便而已。这其实也可能另有好处,那些来抄家的人或在单位可能接触到这些书籍的人会喜欢阅读而从中学习也说不定。开个玩笑,一不小心从这迫害者群体中走出一、两个保罗式的兄弟也说不定。呵呵。

24小时内能否出来,首先要看来自最高当局的意思,然后要看你自己如何应付了。如果这些小鬼原先来抄家只是要给你敲打敲打作个警告,而你不小心说错话或做错事。那你就可能被他们顺便得到立功向上爬的机会而苦了自己。

在这个时段,他们对你的审讯是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通常採用疲劳和车轮战术。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加以应付。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建议你参考一下米兰。昆德拉写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书我是在看守所的最后一段时间阅读到的。

你可以阅读第5部:《轻与重》,细细阅读它的第5章。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如何伪善地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达到诱供的目的。他写到:“接着,他开始向托马斯细加解释说他一直非常敬重他,说象托马斯这样一位能干的外科大夫却委屈在乡下诊所开阿司匹林,部里的人都感到惋惜。他甚至,尽管没敢大声说出来,委婉地向托马斯暗示,把一些专家无情地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连警察部门也表示遗憾。”

“托马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夸他了,于是非常专心地听着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说话,很吃惊地发现矮个子对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连细节都清清楚楚。面对奉承,谁也挡不住!托马斯也一样,禁不住把内务部的人所说的也当真了。”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因为他太没有经验。面对一位友善、礼貌又对自己十分恭敬的人,很难时刻提醒自己对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诚的。要想做到不去相信(而且是持续地、执拗地、毫不犹豫地),不仅要作巨大的努力,还得经过特别训练,比如经常接受警察审讯什么的。但托马斯正缺少这样的训练。”

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诱供专家。在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异议人士的国安部门里,豢养着不少这样的专家。

你必须明白你此时的处境:不会有谁吃错了药,会有事没事那么好心情在这时候陪你玩儿呢?这是你必须明确再明确的事实。在这里,零口供无疑是你最好的选择。

在这里,他们会乐意告诉你此时有什么权利或没有什么权利吗?不会的!诱供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全部的目的。你面前现在有两类看起来完全不同类型的干事的人:要嘛非常客气、心很好的人,要嘛吃铁吐火、暴躁蛮横、毫无文化的流氓。两方面配合着施加心理压力,压向他们需要的目标。在回答了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和家庭地址后,你就得考虑好对付他们的法子。对付后者,你找机会使他先暴躁起来,局面一僵,他自会无功而返,而你就不需面对心理上的强压。对付前者才是你需要付出精力和体力的关键。常听到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宣示。而现在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犯罪,你坦白什么?你没有犯罪,你怎么会抗拒?又从哪里生出什么从严呢?这里需要你重视自己的沈默的权利,勇敢地运用你的逻辑思维与之周旋。

更重要的是,在司法的程式中,现在距离“从严”、“从宽”还很遥远。同时,这类的决定,也不是这帮子国安朋友所能够决定的。记住,他们的责任仅仅在于找所谓的“证据”来让最高当局能够对你构陷。在法院方面,如果不是最高当局来命令,只要稍微懂得“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官,都不会为难你。而真到了那时,这些负责诱供的人早已经在高唱革命歌曲——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呃……

沈默,或者近于沈默,拒绝回答问题,这就是零口供。让迫害者自己去找出他们所谓的“证据”吧!——果真他们能够找到证据,他们还用得着在这里与你这个“阶级敌人”套瓷、比耐心吗?

有时,他们使用左绕右绕的闲聊把你套进去,另外的人在旁边记录,然后篡改你的本意,让你签字。对此,你得千万小心、在意啊。

《刑事诉讼法》第95条明确规定“自行书写”的权利。你自己书写,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你的本意,他们也无法给予篡改。让他提一个问题或许多问题,然后你拿过纸笔,写上“是”、“不是”、“不知道”、“不回答这个问题”等等回应。请别忘了这种最好的回应方式。

如此,24小时的时间和努力都已经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他们会不得不让你出笼,走上回家道路上。

四、刑事拘留,想家还是不想

到此,如果他们还不释放你,他们会让你签字画押,把你正式刑事拘留,把你再关押30日。

先要看看他们以什么名义拘留你: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吗?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吗?看见“煽动”两字你别慌:这种迫害,顶齐天也不过3、5年。如果是后者,麻烦大一些:这不仅仅是言论的问题;他们要把你往高处顶。因此,留置询问期间,不要给他们藉口让自己陷入后面这种状况中去。

如果认为没有油水可以榨取或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等待上峰指令,他们就会直接弄你到拘留所或看守所去。

如果认为你还需要经受诱供的考验,他们会把你单独弄到一个陌生、秘密的地方关押,慢慢施加压力。

要去的秘密地方有两种:偏僻、恶劣的某个乡村派出所,或者豪华的宾馆、高级看守所。这又分单独关押或混合关押两种情况。混合关押的压力小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心理素质好、有亲和力的人,其他嫌疑人会安慰你、帮助你。当然,国安们会说:不配合就改变环境!

单独关押的压力大,可能是一个3、5平米的什么肮髒角落。他们很少来理会你,让你独自呆的时间很多。你可以面对的只有你的便桶,以及冬天的寒冷或夏天的酷热、蚊子。饭菜很差、从一个洞里塞进来,你要强迫自己吃下去。洗澡、洗脸是种奢侈的愿望,有机会、没机会你不要在意。

更多的是寂静。这时,你会出奇地想家人和友人的安危,还有他们为寻找你的揪心与绝望。对方能够准确地抓住你对某个个别家人的担忧,不断地用这一人性的弱点对你施加压力。我常常以背诵“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爬出来呀,给尔自由……”

或者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青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食指:《相信未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来排解自己的压力。有时,我也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微山湖上静悄悄,鬼子的末日快来到……”,但这种歌唱必须要有调侃的味道才有意思和够带劲。

这段时间你可能被转来转去,也可能就出去了,难以确定。“其实,我有点累了,其实我有点忙乱了,其实我需要休整休整理一理思路呢。”──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其余的想法多余: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更多的人在关注你、在营救你、在向那些人施加压力。你现在是一个受公众追捧的人,不要你自己付一分钱广告费,这一点,你应该感谢那些极端自私、肮髒、愚蠢的人们。

五、自我保护与通信

一般情况,拘留所和看守所可以通信和接受钱物。现在,你可以和家人联系,告诉他们你现在羁押的所在地方;不要让他们绝望地担心。你可以写信要衣物、被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书信不会让你写得太长,会经过多次检查,敏感的话题自然不行。我坚持每周给家人写信,为了多写一点内容,我在同一个信封中分别给妻子、儿子各写一封。这样的处理很人性,不会有障碍什么的。相反,这种人性化书写,会得到检查者的理解与同情。

拘留所呆的时间不会很长,管理相对混乱一些。

直接管理你的是犯人或嫌疑人中挑出来的耳目,叫“值日”、“组长”、“牢头”或“老大”、“哥佬倌”什么的都不重要。他和你的基本关系是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最直接的关系是经济关系──他会试图让你向家里要来尽可能多的人民币供他胡吃海花什么的。不要向家人要太多的钱,家人也不容易,你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不要也可以,能够撑下去。但最好要200元吧。这样,你在里面会不上不下,身体不会坏下去。

混合关押不会把你和其他政治犯、良心犯或者嫌疑人关押在一起。哪里来那样的好事呢?

每到任何一个地方,人问你什么案子,你可以坦诚地、心平气和地明示你的政治嫌疑犯身分、或者异议人士、或者人权民运人士,或者乾脆叫“政治犯”、“反革命”更好。这当然很重要:你显现自己和其他被关押者的不同,会得到比较不坏的待遇。

我的脚刚踏进成都市看守所308监室的铁门,“将军们”(充当打手给你下马威的其他在押人员)围了过来,骂骂咧咧地把我推到墙角下面壁站立。一个个凶神恶煞地嚎叫:“妈拉巴子的,老子拳头饿了一个多月了,拳头都捏出水来了!”就要动粗。领头一个问什么案子、犯什么事。我如是回答。“不准动手,全他妈滚一边去。”老大吼了一声,众人鸟散。我被叫到老大面前闲聊,很是客气。一顿暴打免去,检举揭发交代余罪也免去,其他相应的优待也来临。这种情况我经过和听说过许多次,所以心中有底,能够熟练应付过去。

如果时间充足,你可以说89运动呀,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呀,人权呀,宪政呀,自由写作呀,签名抗争呀,废除收审、废除劳教、减少死刑、改善监狱人权状况之类的事。不要急着一下子说完,漫不经心地说更好,要考虑当时听者的兴趣和耐心。一般情况下,听者都是在监室里有地位的人。这种热闹带来的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轻松气氛的蔓延。

加上你是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有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有亲和力而不自视清高,有时还能在有意无意中给人提供人生或法律方面的建议。要明确你是在夹缝中寻求相对宽松的环境、而不是来制造无序的局势。你在这里的状况不会坏到哪里去的。情况好一点,狱警或同牢们会给你相当的关照也说不定。

派出所的警察、拘留所和看守所的警察,只负责你在那里的关押管理,好象仓库保管员一样。你大可不必满脑袋阶级斗争之类的东西,要试着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工作,不要与之发生冲突。这对你个人,乃至对所有象你这样的人都有好处。人家会说:“又胡乱整人了!还在整人?”相反的情况,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尊重任何人对你和其他将来被迫害进去的朋友都是重要的,更不要说这是厚道为人的根本。我在各色各样的监狱中没有吃太多的苦头,甚至得到一些理解、帮助,要嘛是来自于我和家人的祷告或吉人自有天助,要嘛来自于这种思考和实践努力。有时,那些办案的国安会因此受到这些警察的鄙视和软钉子或冷遇。那些能够出去的幸运者说不定还会为你的家人带去你平安、幸福的消息。如果你在监狱里或在审讯中遭到虐待,你的情况也才会有渠道传送,从而得到来自外面的关注与解救呼吁。

六、黄琦模式

我这一次最先被独自关押在一个风景区的一家派出所,然后进省看守所,没有经过拘留所的考验就被弄到市看守所去“夹起”。所以,关于拘留所的艰难和经验全是来自于对许多人的经历的间接认识。不过我相信,有许多经验具有普遍性。

不同的监狱、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人员构成,有些情况是不相同的,你遭遇到的情形也可能不同。由于国内、国际的压力,监狱里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情况是趋于好转,个别偏远一些的下级监狱的改变状况还不够大,在此不详述。

现在,我需要说说黄琦的情况和黄琦模式。

黄琦比我早两年出事。那时的监狱情况糟糕许多。我进成都市看守所在“非典”前后和“五条禁令”颁佈前后的情况也大不一样。加上他的事情好象与地方势力的利益直接相关,情形与我大不一致。

进市看守所我就开始打听黄琦的情况。直到2004年1月9日合并监室,我才知道大概情形。这与我在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杀手”有关系。杀手在六区关押了许久,并关押过许多监室,与同样关押了许久和关押过许多监室的黄琦,曾关在一起或从旁瞭解赫赫有名的“硬骨头黄琦”的许多事。

黄琦在进监狱之初就遭到“夹磨”和虐待,没有退路。他只有走在与我不同的路上,进行他自己的抗争模式,从而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他被警察和被指使的犯人殴打,只好以个人的血肉之躯搏击。后来狱方又採取怀柔方式,让他带组和给宽松。被激怒的他继续勇敢地向前,甚至和其他在押人员一起抗争、要权利。他被殴打得不行,伤痕累累,镣铐重重,被不断地转换监室“当新鬼”。但他仍然挺住、抗争,使监狱方面侧目、让避。据说他2003年底“上山”了,刑期5年。除了在监室内,我一直被看得很紧,没能见到他一面。他似乎也该快出来了吧。

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许多时候都一味闪避。但真遭遇到黄琦那样的情况,我也就只好象黄琦一样——挺住、抗争,从而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需要补充一点,如果你在审讯中遭到逼供,特别是伤痕累累什么的,你要向看守或住所检察方面报告,请求制止、作书面的记录和证明,为以后否定你被逼供时留下的意志力承受之外的书证提供必要的依据。

七、长长的等待

刑事拘留30日后,要嘛回家,要嘛被逮捕。这时该转入看守所,等待新的审讯,或由国安方面把材料上交检察院、并提请追究刑事责任。检察院根据国安方面所提供的材料和意见,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或要求国安方面继续取证补充材料。

一般而言,进入拘留所和看守所后的审讯压力相对减小。这时候的你已经能够应付国安方面的审讯了。况且,隔着铁栅栏的审讯,你可以闭目养神、打瞌睡。审讯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材料很快上到检察院。

随着法治的深入、国内、国际对人权保护的呼声高涨、以及要求在政治领域实施改革的正义性质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检察院与后来将要参与的法院一样,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极为郑重,参与的热情普遍不高。他们很明白这类案件本身的虚妄和人为侵害性质。他们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一再要求补充材料,力求随着时间的拖延而避免卷入到这样的侵害当中。最好是国安方面知难而退地放弃,或者最高当局不再过问,或者着令中止侵害,从而不追究或象征性轻判了事。

正因为此,整个案件的终结时间一再拖延。你需要长久地等待。如果追究不可避免,最后的判决大概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才能显现。当然,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看守所里,一般案子3、5个月就了结了,人来人往如过江之鲫,而你却还在原地呆着呢。

我在狱中和出狱后,有许多朋友打听我在里面是否受到虐待。我曾经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当时的意思是:我争取到一些宽松,在监狱里没有被殴打过。现在,准确地说,1年多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虐待:不足50平米的监室,10平米的放风场(放风场不是人人都能够去溜达的),将近40个人;从早8点到晚8点、甚至晚10点的盘腿团坐;晚上侧着身挤压着入睡,不能起来解手,解了手回去就没有办法再找到睡下去的地方(想一想渣滓洞的“一脚半”的空间,那些人真是福气。);水煮的蔬菜里有大便或卫生纸的影子会影响你的食欲;不能生病,生了病给你一些“鸡瘟药片”糊弄一下──所有这些本身,就是最强度的虐待。如果判决来得快,执行书下达就“上山”,据说情况会好一些。这是很多人不愿意上诉的重要原因。

长长的等待中,你需要有耐心和亲和力,在艰苦的环境中求得宽松,避免各种冲突。只有这样,你才能减少对个人的损失和伤害。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对一个特殊的人类群体,尊重他人,保持适度距离,不沾染坏习气对自己极为重要。如果时机和举措得当,你或许能够为自己所在的监室的宽松和文明改进的实现作一点努力(如“非典”时期,我建议我们监室捐了一点款,上上下下满意,我们监室的管理状况得到一些好的改变)。

多思考一些问题,找尽可能多的书籍阅读,总结以前的人生经验,巩固以前的人生成果,并且坚持身体的锻炼,所有这些对你重返社会十分必要。能够如此,监狱里的苦难也算不得什么。

八、物质支撑与书籍

餐餐水上漂,是一个问题,身体被拖跨,精神就难免沮丧、颓唐,所以必要的物质或经济支撑很有必要。

看着一个个友人被弄进去,我曾想,如果我避免不了进去的命运,我又没有为妻儿留下积蓄,1个月家里能够给我50元钱买生活必需品就足够了。入狱后,我的家人试图说服我,每月给我300元。我最后坚持只要200元。与其他人相比,算是中等。但这需要精打细算才行。

由于多方面努力,我所在的监室比较文明,公摊只有5%,算是整个看守所里最低的标准。我常常和几个恶习少、经济来源相当的人组成一个“围子”。这样可以在中午、晚餐中买一个菜,哄着自己多吃一点米饭,从而保证身体对营养的必需。如果一个人,这点钱是不够的。(注:我对经济上的计算是以当时成都市看守所的情况进行的,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些差异。)

其实,要减少开支的其他办法也是有的,比如最初的时候,你可以让家人给你多寄,你就可以与牢头之类的人们吃喝在一起。当然,条件是你把他(们)养起来,然后你会得到当老大的机会,你就可以象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民公仆”一样,想着法子去榨取后面那些想爬上来的人的油脂了。我个人以为这不是好的算计,不足取,就不取了事。我一直不要家人给我太多的钱,就是从根本上断绝了自己滑到这险路上去的可能。我想我有些癡愚和矫情了,就算是吧。

不上不下着,有一个好心态,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尊重和宽松的环境,就该好好地读读书了。

书籍的来源靠亲友邮寄。政治性太强的书籍不行,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书籍不碍事。特别是思想性强的书籍,不会收不到,获得的启迪更多一些。自己有一些,与别人、别的监室有书的人互换,就丰富了。时间在精神的享受中,在文化的积累、积淀中悄悄溜走。这是一种特别的福气,需要把握和珍惜。

九、亲友的理解和帮助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还需要一个过程,其具体的表现是:人们的这种需要还处于心理上的渴望和惧怕实际参与的阶段。这就决定了阻碍这种进步的极端利益集团的强势与不惮恐惧和拒绝遗忘的另一方的相对弱势情势。循序渐进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须,当然也适合社会民主化转型实现的推动。几百人的呼号与呼应,已经是现阶段的重大突破与成就,而那些呼号者注定要被对方给予最大限度的各方面的打击。一个次生存环境的保护的存在很有价值和意义。13亿国人的大事,难为着这些处于弱势的倒楣的呼号者和他们的家人。我一直不主张家人直接参与或参与得太深,希望产生一个这样的次生存环境是众多考虑因素之一。

在狱中的人最盼望家人平安,因而最渴望收到家中来信。这种来信还有一个价值,它说明你这个人没有被整个社会抛弃,从而使你在监狱中得到尊重和相对宽松的位置。有些家属没有体会到这一点,特别是被判刑期较长的友人的家属,或者他们的考虑更多的是太多的苦难与无望,只好以暂时不要想起、暂时的忘记来减轻眼前的压力,所以,其他朋友的理解和帮助——写写信、寄寄明信片或几本书籍重要至极。传递失踪、被捕、被虐待、被枉判的消息与接受採访、呼吁营救、写写你亲人或朋友过去的善良为人的文字等等很重要。

一个坦荡、诚实的人,一个对家人、亲友友爱的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责任心的人,有许多事情可以让你用最平常的文字去怀念、去书写。他们确实值得你去帮助或表示敬佩、同情。

我在监狱里的宽松,与这种理解、帮助也很有关系。判决下来只有8个月的残刑了。在只有6个月时,我被以50元钱的价格分配到比成都市看守所更差的下级监狱——彭州市看守所──去劳动。我妻子告诉狱方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一个据说是反酷刑、反虐待的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人士一直关注我在狱中的命运,并要求在2004年9月底直接见到我本人。这些关注让当局和狱方很谨慎,以至于成都市看守所经过近3个月的监室秩序的整顿努力后,9月22日,在我只有两个多月的时候重新转回成都市看守所,等待那些可能无法阻挡的查看的来临。临到出狱前两日办刑满释放证时,干部问:“欧阳懿,听说联合国里有你的亲戚?”我笑了笑,说:“没有,有几个朋友在联合国属下的非政府组织里办事!”

持不同政见者、自由知识份子之类的在押人员、良心犯人,一般眼睛都近视,进去前所戴的眼镜一般被没收了,生活、学习极不方便、极艰难。所以,家人、亲友得到具体的联系地址后,第一重要的是想法送一副合用的近视眼镜进去。眼镜一定要用树脂镜片,镜框、镜架也必须是塑胶的。玻璃镜片和金属框架在禁止之列。十万火急,赶快办理。

衣物、被子不要太好,能够保暖就行。太好的东西难得得手,常常被跑行道的“红毛”们偷偷换去。衣物上不要有金属或玻璃的扣子或其他装饰,拉链的也不好,全要被剪刀绞去,一个洞连一个口子,反倒不如塑胶扣子的好。特别是裤子的拉链被撕去后,很难找到针线缝补,裂着口子显得不雅观、没有尊严的样子。

社会的进步是需要许多人的真情付出才能实现的。家属和其他亲友的这种理解与帮助极其重要。现在回想当初那些“右派”或其他什么“反革命”的家属或亲友被人强迫着脱离夫妻、父子、兄弟关系的情形,你就会明白他们“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残酷与良苦用心了。好在社会已经进步到现在这样的状况了,尽管他们也还暗中压迫家人和亲友,但这种压力越来越可以被忍受了。

谨把此文献给为我们社会的民主宪政转型作出一份努力的一切人们。是为后记。

2005年3月8日于四川遂宁

《北京之春》200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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