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女士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痛切地刻画了母亲范元甄在中共党文化绞索下那扭曲的灵魂，及因她的乖戾暴虐给家人造成的伤害。这篇文章中的“这样一个”，看似指范元甄一人，实际上蕴涵着一个“类”，一种对“革命女干部”的人性解剖。
范元甄在“红色恐怖”降临己身时，不惜出卖丈夫以求解脱；为“表现”自己的“革命”，捏造事实，害得弟弟英年早逝；妹妹病危之际，在妹妹脆若游丝的生命上捅上最后一刀；至爱亲朋无不遭受过她的告密陷害，无不经受过她各种各样的伤害。用李南央的话说就是：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范元甄现象，是中共“红色恐怖”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范元甄现象的核心是：讲政治，不讲亲情。范元甄在中共的“绞肉机”里，为了自保，为了自欺欺人的“原则”，对亲人落井下石、揭发告密，无所不用其极；事过境迁，又对致使自己既受其害、又害别人的时代悲剧及其祸首，进行着歇斯底里的卫护。她也只能通过这些无谓的挣扎，用自我欺骗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理籍慰，用此来反抗自己荒芜一生的空虚、众叛亲离的孤寂和良心回归的不安，对抗那一步步绞紧的扼死心灵的悲哀的绳索。
“获罪于天，无可祷也”。范元甄把自己陷进没有退路的绝地，与心死这个人生最大的痛苦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不敢回首、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自己良心的她，必然时时忍受良心的咬啮，这种痛苦远甚于悬梁自尽了此一生的江青。中国有句俗语：天无绝人之路。是啊，真正让人走到尽头的绝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而使人走进绝路的，必是人心，必是人心中最阴暗的那些东西。
无独有偶，近日翻阅老鬼先生的《母亲杨沫》，从他那半尊半讳、溢美为主的追忆母亲杨沫的文字里，不难看出杨沫身上范元甄的影子。杨沫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从常理论应当珍惜与张中行的恋情，应当给予老鬼兄妹自己曾经渴望的母爱，但在“革命”之蛊的毒害下，她把这些人生中至为宝贵的东西如鄙履般丢弃。
老鬼在谈《母亲杨沫》创作时，谈了母亲杨沫灵魂扭曲的过程：“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这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老鬼在谈到类似他们的干部家庭时这样说：“困难时期在家里吃不饱，父母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却不给孩子吃……每逢我看到一般人的家庭生活那么和谐，彼此那么关心，就特别羡慕。可我们干部家庭里，讲政治，不讲亲情啊。政治一出问题，马上就跟你划清界限，大义灭亲。”
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这些违背人伦的东西能畅而行之呢？这就是因为“革命”必须吃掉它的“儿子”。嗜血成性的共产文化必须吞噬掉人性中的善，诱发出人性中的恶，让人性恶在相互的吞噬中酝酿出一个以恶为荣的世界，“革命”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推而广之，构建起以邪恶为秩序的世界。“革命”群体，是共产之毒刻意培育出来的“花朵”，是胁迫人们追随，是向邪恶导而向之的鞭子，在他们身上，恶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
他们那些违背人性的作为，是否完全出乎自愿呢？不是。不能否认，他们陷身之初，大多数人是被共产文化虚幻的影象所迷惑，对共产文化描绘的美好未来有着近乎痴迷的憧憬，狂热地追随着魔鬼的笛子跳舞，最终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大多数人互相把别人送上魔鬼的祭坛的行为只是为了自保，只不过覆巢之下卵破的程度、先后的顺序不同罢了。那个紧跟伟大领袖的“革命”“大文豪”郭沫若，在儿子被迫害致死的前夕，连求救的勇气都没有，“四人帮”倒台后，视自己自然生命高于一切的他，不顾自己病情饮酒祝贺，就是例证。
他们参加“革命”之初，大多抱一腔热血，为改革时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何在以后的岁月中，唯共酋鞭子指向是瞻？为何对相比来说温和得多的国民党横挑鼻子竖挑眼，反而在以后中共罪恶滔滔的历次运动中，只闻诺诺不敢谔谔，何由前勇之颇而后惧之甚乎？面对震惊世界的“六·四”血案，这些当年几乎都曾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弊政的年轻时的勇士们，何以连与中共屠夫们不同的声音都没有？难道段祺瑞枪杀几个受中共蛊惑冲击总统府的学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虐杀，中共用坦克装甲车把人碾成肉浆的屠城就是应当拥护的善事？
无它，积威约之渐也。他们当初怀抱一腔赤诚，奔着头戴绚丽晕环的邪恶而来，及至清醒已身陷其中，自己已经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此时一切的理想化为泡影，惟余乞求苟延残喘在邪恶中自保。残酷的内斗，使他们鲜活向上的思想追求破灭，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天性在邪恶的环境里变态疯长，使他们成为邪恶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既是邪恶的受害者又是邪恶的帮凶。经此劫难，如江青害人终害己万念俱灰者有之，如范元甄把捍卫邪恶作为自己当初行为理由和以后生存理由的有之，如郭沫若彻底断了脊梁苟且一生者有之，如杨沫在晚年人性有所恢复的有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初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则灰飞烟灭了，只剩下苍老的躯体和余烬般的精神喘息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里有一个不被人们察觉的幽暗部分，人的行为无一不是它冲动的结果。但它只奉唯乐原则，必须把它置于自我、超我的约束下。明之王阳明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圣经》里也有人被魔鬼诱惑犯罪的描述。可见，人心至少是脆弱的，是必须时常加固道德的藩篱才能坚固的。
人类重大灾难，大多是由于人性恶的共振引起的自噬。遵守心中的道德定律，是遏制人类兽性萌动避免这些灾难发生的唯一办法。而守住心中道德定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恪守住真，真之所至善萌生焉，真是人类一切美好价值的基石。
我们中国人，在虚假、暴虐的文化氛围中成型，身上浸染积聚了过多的毒素，仁爱、宽容、谅解、尊重他人的成分稀少，而这些又恰是中国走出专制建立民主的基石。建立民主、自由、博爱之社会的努力，不应把着眼点只放在政治层面，文化重建——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尤其显得重要。
因为，幸福的社会必须有合乎人性的制度来保障，合乎人性的制度必须由正常人格的人去运作，正常人格的人必须有健康的人性，健康的人性有赖于真实向上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里恰恰缺少这些。
代表着暴虐残忍的“革命”、“共产”党文化之蛊不除灭，博爱、宽容、平等的人文价值观就遥遥无期。
2007-12-24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