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按：这份手稿是我到北京採访的四十日报导实录，四月份的材料大约是在八九年七、八月期间整理，夹杂一些印象和记忆。五月份的材料是照录採访日记原文，二零零九年初整理。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的逝世把压抑了的学运再度掀动起来，年轻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在悼念胡耀邦的时候把压在心底里的抑郁都发泄了出来，他们很单纯地要求中共接受他们的诚意，可是中共却瞧不起年轻人简朴的请求，这腐败的政权早就暴露了它丑恶的一面。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北京，我在香港电视新闻看到三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请求李鹏出来接他们的请愿信。李鹏没有出来，学生下跪了，其他同学都哭了，叫他们不要跪。
这种下跪，在封建皇朝中，是老百姓跪请圣上的表现，根本就不能打动本来已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的在上位者的心，更何况他们已想当然地要践踏人民，要人民永不超生地活在底层。你下跪，他们不会感动，但却明显地反映了人们未能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上尊下卑的不民主、不平等，正好就在下跪时，把奴性充分地显露出来了。
中国人甚么时候才能站起来呢？中国人怎么样才能鼓起勇气去挑起历史重担，解下封建的枷锁呢？
我们期盼着中国人站起来的日子，我们也相信中国人终于会站起来，而我亦想亲眼看到学生唤醒群众去对抗横蛮无理、暴虐无道的虚伪政府。这失信于民、造谣生事、制造动乱的荒唐政权，终有一日会被平民百姓推倒垮台。我们等候着这历史时刻的到来。
我在悼胡之后才到北京，那时候正是四二七大游行的日子，在飞机上我知道肯定会错过这历史时刻。后来学生告诉我，他们如何悲壮地走上街头，临行时留下遗书。老师哭着要同学不要上街，可是大家都抱着准备流血的心情，虽然知道这政府一定会镇压，而且也听到早已调派重兵入京候命的消息，但学生给四二六社论激怒了，誓死也要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污蔑他们单纯的学生运动。
我当时遗憾错过了这个震动人心的游行场面。没想到后来赴京採访四十天，每日每夜我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更加感动和震撼人心的场面。只可惜，最后人民要付出血的代价。我真正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最需要记者见证历史时刻，在六四之后最应该继续揭露真相的时候，我失魂落魄撤离天安门广场，仓皇受惊告别首都北京。
后来，我们听见有人毁屍灭迹，有人伪造历史，有人掩饰事实真相。他们为所欲为，还指责我们造谣，但我们却无法即时反驳。在军队坦克暴力镇压的威吓下，我们可爱的民族精英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流亡的流亡。到底怎样才能够保护及保存国家宝贵的人才呢？四十年来，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残了，不能再把我们剩余下来的少许希望都一举赶尽杀绝，救救我们祖国的孩子，救救我们祖国的精英，保存我们祖国的希望，让我们合力建造美好的新中国。
出发赴京前的准备
一九八九年四月，首次赴京採访，一切都不熟悉。赴京前找过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我说：想採访五四运动。当时还没发生悼胡事件，他便已经对我说：“没甚么好採访吧！两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还是不要去。”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新任中共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八九年七月十一日说：“井水不犯河水。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不会在港澳台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这讲法，张浚生在那时候就提醒过我，说我们香港记者的採访，往往会用香港的一套来看大陆，这不行的。
悼胡事件发生后，我结识一位在香港大学作交流生的北京大学校友，作个中间人好方便我到北京后找同学做访问。在倾谈中，他说基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民主自由等开放思想较有传统，校长丁石孙在这方面也没太大的压制，所以几次学潮都是由北大带头。他又说，八六学潮之后，学生普遍有一种情绪的压抑，其实搞运动的气氛早已是蠢蠢欲动的，所以政府亦已严阵以待，“四五”
当天发动不够，“五四”会是时机，但期间要坚持则很困难，刚巧胡耀邦逝世，马上成为很好良机，令学生不满的情绪得以宣泄。
另外，我又刚好透过浸会大学的讲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香港做研究的清华校友，他分析，如果没有悼胡事件，令学生借机而起，中国也会有经济改革的危机出现，而且学生也实在不会忍受太长的沉寂，即使没有悼胡，学生也好有可能会在七、八月展开一场学运。总的来说，自年初方励之上书邓小平，希望正值八九年是中共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及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呼吁特赦及释放魏京生等民运份子开始，到知识份子联名请愿，陈军被逐等等事件相继发生，民主运动的醒觉意识己被触动，结果把八九民运藉悼胡事件，演进为北京学运，再扩大至全民参与，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峯.
访京的第一印象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踏上飞机之前，听着收音机广播北京学生被《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激发上街游行的经过。已经上京的报馆同事警告说，这次不是闹着玩的，周围都有不安全和被监视的感觉，赴京採访绝不轻松，是会有危险的。
我对北京很陌生，在七、八年前还念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旅游到北京逗留过五天，对北京的一切一切，都不熟悉。至于中国新闻、政治、经济、历史等等，我连基本常识也没有，所以这次前往北京採访，是亳无把握的。
我原先是希望做一期专题，探讨五四运动，后来变成特派记者，在北京跟进悼胡后的学潮发展和亚银会议，然后才可以构思专题内容。正因此，在亚银会议后，大多数香港记者都离开北京，我还继续留在北京做专题报导，没有间断地全程体验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经过。登上飞机的时候，心想，在傍晚抵达北京，或许仍能适逢其会的，游行队伍不会那么快便散去吧！到北京国际机场，才不到五时，可以赶得及的。不过上出租车时，司机便已经说：“去北京饭店？路堵得很厉害，我试试看吧！”然后，问：“你知道学生在游行吗？他们的队伍很大，交通都给堵塞了！”我回说知道学生在游行，反问他会否不喜欢学生闹事，弄到交通大乱？他说：“学生闹事是没错的，他们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我不了解北京情况，所以会很小心的，没向司机透露身份，也没借题发挥的继续发问。在未进市中心时，交通尚好，我欣赏沿途风景，城郊树木葱绿，人们自在悠闲，学生示威游行没有影响郊区的安静详和。
抵达市区后，司机说：“你瞧，堵住了！”然后他表示要绕路，又行了一段路，经过北京站，再一段路，他说：“看！路口有学生的旗帜。”绕了一圈，“糟了！又没路行。”经过人民大会堂，很多军车泊在路旁，还有很多公安坐在地上休息。天安门附近的一带，路都堵塞住了，司机不耐烦，一见塞车，就绕一大段路，再看有没有办法。如是者，五时许离开机场，兜兜转转的走了很多路，七时许才绕过中山公园，在北京饭店对开的一条横街停车，司机说：“小姐，真对不起了，公安不许转入饭店，我只能在这里停，你步行少许路吧！”
然后，他开价二百元，我没有人民币，他帮我折算，要收我三百八十元港币，我说：“那么贵？”他答：“路程远嘛！”又说：“你来公干的吧，可以开数，要收据吗？”当然要啦！他给我一张没有写价钱的收据，说：“你自己填吧！”他的语气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受惠吧！我想，开天杀价和“报大数”是两地贸易往还的特色吗？心照不宣？算啦！反正讲价也无谓，司机本来说好可以帮我拿行李到北京饭店的。我付钱后，他说不放心随便把车停泊在路口，我只好“死死气”自己提行李，狼狈的走过马路到北京饭店找同事。
进北京饭店，问服务台的时候，因为我记错房间，所以电话接不通。服务员问：“你是找谁呀！”我吞吞吐吐，不好说，因为普通话不灵光，人生路不熟，摸不清他的用意，只告诉他房号。他说：“没这房间，你是不是记者？这里有房间住了记者的。”
我吃惊他竟然这么神通广大，知道我的身份还能点出我想找的房间，便对他说是的，我的同事姓甚么。他便对我说：“我早知你找错房号的了！”然后指示我如何去登记入住的房间。我不知道，我们在北京饭店工作是否应该隐瞒身份，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北京饭店的房间和电话都安装了偷听器，到底这是否多疑呢？但毕竟太难说了，这国家一直是没有个人私隐和自由的。
踏进房间，同事很累，因为一整天跟着学生游行，场面壮观。她对我说：“你错过了历史盛况，他们的队伍已过，政府答应对话，他们便解散了！”我问她：“服务台知道你们的身份，没事吗？”她说：“我们的行动，很难不给人知的。”
来京初期，我们非常小心谨慎，谈一些採访计划都是压低声音，怕有人窃听，打电话出外时，不谈内容，只说，出来见面后谈谈吧！有时候，我也感到不舒服，既要保护被访者，又要保护自己，做事总是吞吞吐吐，很不畅快的。这夜，我甚么事也没干。第二天也不知道可以做甚么，想：打些电话碰运气吧！
4.28
误打误撞进入北京大学採访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首天工作是尽快认识这次学生运动的背景。
激情过后，我才到京，总感到气氛怪怪，很不是味道。同事各有各忙，她们熟路、线多，我却还未上手，派不上用场，不知从何做起。
早上打电话找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问他对北大学生和北京学潮有何反应，能否安排一个访问？他的回覆是：学潮期间在外开会，不知内情，但他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因为还有很多渠道让政府和学生有所沟通的。至于接受访问，他则表示，没甚么好说，也不太方便，因此婉拒了。
第一个电话就碰灰，很扫兴！再接再厉，终于找到一个北大的研究生乐于跟我见面，还说三角地的大字报可能很快会给撕毁，叫我早点来了解情况。于是跟他约好在北大校园见面。当时，我对北京怀有一种恐惧，总觉得人人都不可靠，去甚么地方都可能有跟踪和遇到危险。我外出之后，谁也不知道会有甚么遭遇，会担心随时人间蒸发，于是留了字条给同事，说明自己的去处，有事的话可以追查一下。
我不能不说，早期在北京的日子，我是非常小心的，随后经过学运日夜的风雨洗礼，我对北京反而再没有恐惧，对北京市民再没有怀疑，这个城市的平和亲切感，是我最初几天在北京时，还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天给出租车司机开天杀价，车费实在太贵，心里说笨，于是问清楚同事，大概费用多少，如何安排交通？同事说，北京的出租车一般不会在街道上接客，因此外出的话，一定要包车，费用一般都要百六至二百元一整天，且要讲价。到饭店门口找车，向司机说要包半天，去两个地点。他说要一百二十元，我说：“太贵了，八十元吧！”他竟说：“行！”我奇怪，以为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会还一口价这样儿戏？难道我这个价钱仍然是很笨？
算了吧！反正这价钱比昨天低。
先叫司机去北京大学，在门口等那同学出来接我。北大校友早跟我说过，那道门比较容易进入校园，又表示，悼胡事件后，有朋友告诉他，校门守卫严格了很多，他教我，如果要说找谁，就表示找留学生，乱作一个名字可以啦！因为无论我怎么装扮，在服饰及口音方面都跟本地人不同，说找留学生就完全没问题了。
在北大南门等了一会儿，那素未谋面的被访者便出来找我。
其实他是一位北大讲师，他来接电话，我便以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后来谈到最后，他给我留下联络方法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名，跟我想找的人不一样。第一个被访者原来是张老师，他早就有说名道姓的自我介绍，不过，我的普通话真的不好，听讲都是“半桶水”，脑子装载不了太多陌生又新鲜的事物，尤其北京腔调和一些当地的政治专有名词，即使他们讲了几遍，还是搔破头皮不知所指，最后要人家给我在笔记本上写出来，才恍然大悟。
我跟张老师在校园内边谈边走，他很坦诚，尽量给我帮忙，对于我的发问也大方地回答。我问：会否有人监视，对他不利？他说，校园气氛还好，没甚么，政府还没採取任何行动，而且他也不算是积极参与者。
他给我介绍了校园的心脏地带，亦即贴满了大字报的三角地。他说，校方大概会在明天就撕掉所有大字报，相信政府会对北京各所高校採取一致措施，令学潮趋于平静。他又约略跟我讲述了学潮的背景，及发展到现阶段的情况。他说：有五十一所北京高校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学生联合自治筹备委员会，该会现时的工作是为对话作准备，因为在情绪上还未平伏，学生希望透过对话能反映意见。他承认学生之间未有统一的行动，有少许磨擦或意见不合，但是绝大部份同学都是支持这个临时联合自治会，因此，他认为，学生与政府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是要政府公开承认学生临时联合自治会的合法性。
悼胡事件中，学生跪请李鹏接请愿信后，因为得不到答覆，同学愤而宣佈发起罢课抗议。张说，此事后，校方很无奈的想动员学生复课，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同学最想抗辩的是：“我们没有违宪。”同学的一切行动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他续说，因为这社论，把同学迫上街了，由于事前知道会有镇压，而事实上亦真的有大批军人武警在京城戒备，在主要街道口设防线，所以同学在早上上街之前，老师们都劝同学不要上街游行送死，有女老师哭着唤同学回来，不要踏出校门。他表示，这次游行非常成功，因为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避免造成交通混乱，又注意提防有官方的人或群众喊不好的口号，所以统一喊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口号，引述邓小平文选的语录等，都是共产党可以接受的。由于组织良好，令混水摸鱼的人不能得逞，而且学生亦深明支持共产党是不得已的，因为短期内学生是不可能得到民主的，而现实情况是中共政府不得民心、官僚腐败，学生反对这些就很容易得到农民和市民的同情和了解。
他说，学生在悼胡时期提出了七点要求，对于官员而言，这些要求看似简单，实在不好处理。例如公布官方的财产，就算说了出来也很难核实，要核实就得全盘托出，这就难办了！此外，要求新闻自由，这是共产党最怕的。张又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五的讲话，比为胡耀邦所写的悼词还要退步，其实邓小平的时代应该过去的了，现在的学潮令他大受刺激，而学生愈搞运动，他就愈固执。他老了，再难要求他在深化改革方面找出路，但是他却要干预民主进程，令人们不敢说话。
最可悲的是，去年物价改革掀起通胀、抢购和提款风暴，政府硬闯物价关时，根本没作科学化调查。在如此的经济改革进程下，导致银根紧缩，加上贪污腐化和官商倒卖日益猖獗，人民百姓怨声载道，社会根本承受不了，如果还不实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进程，只会导致这国家更加混乱。对于这场运动，他说，要视乎对话的结果。假如不顺利的话，政府极有可能会抓捕一些积极搞组织的筹委会学生。不过，据估计，目前官方还未敢对付学生，因为怕将事情扩大。他说，发起这次学运的同学，大多数是八八年的本科生，他们最早出来搞游行，比较单纯和幼稚；而很多年纪较大的学生，因为忙于写论文，找工作单位及计划出国，从个人前途考虑，不少高年级同学都放弃搞学运。另外，年纪较大的学生都觉得这样下去是不会达到目的，所以没出来参与。
专访李进进──北大是学潮的摇篮及发源地
我到北大想找的人其实是李进进，他是法律博士生。我问张老师是否认识他，他说，知道他是谁，还表示可以带我去见他。张对我说，李进进在悼胡事件中最早站出来，他的家人知道他搞学运之后，马上叫他哥哥赶来北京劝他停手，怕他惹祸上身，所以现在李进进没有搞下去了。
来到李进进的宿舍，拍门找他时，第一次见我这位不速之客时，他竟然说，我们见过面了。但我没有印象，所以随便说，香港来京的记者很多，可能你认错了。
这开场白令双方都有点尴尬，所以气氛很不自然。我跟他说，是香港的一位北大校友介绍我来找他的。谈了几句，他说要换个地方到隔壁房间倾谈，而邻房的博士生跟他很熟络。访问时，张老师跟邻房朋友都一起听我们的交谈。
访问完后，张老师陪我离开，带我到校园三角地附近听了一会儿广播。临别时他说，李进进曾到过香港搜集资料，为他的博士论文做研究准备，他刚才说跟你见过面，可能是指在香港见过面吧！
我想了想，便慢慢记起，我是在香港大学认识北大校友的时候，大家曾经匆匆点过头打招呼，很偶然的一次因缘际会，没想到北京会再见面，我善忘，令大家都感到很冒昧。后来，我在北大再遇到李进进，便不忘跟他道歉，而通常我在北大看完大字报后，都一定会去宿舍找他，找不到人就找他的邻房，我们经常互通消息，熟络了很多。
之后，我还找他谈工人自治联合会及工运的发展可能性。他当时又重新投入运动，担任工自联的法律顾问。六月三日，即屠城前一日，我又去找他，谈到香港的捐款不应该单是照顾学生，因为这场运动工人付出了很多，而他们的牺牲亦是最多，更加迫切需要经济方面的支援。
本来，我还以为在工运方面，日后我或许可以穿针引线。谁知六月四日屠城之后，一切都是在不想结束的情况下，学运、工运、民运都被彻底瓦解，消灭于萌芽状态。返港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在港的北大校友来电向我告别，因为他申请到去美国留学，签证方面获得通融，毋须返回内地申请。他对我说，收到太太的信，得知李进进已遭公安抓去了。听到这消息，我很心痛，虽然经过通缉大搜捕之后，知道很多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没法逃，都凶多吉少了。
但是，当你得知这些相熟又很敬佩的人被抓，他们的命运跟这场运动的结局一样悲哀和惨绝人寰的时候，那种伤痛是锥心刺骨的。
总结至四二七的学运发展
跟李进进第一次倾谈时，他显得比较小心谨慎，不过他看问题很成熟和非常深入，是专门研究宪法的。访问的中途，不时会有人敲门，大家都显得很紧张，我总是很担心自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不知道秘密警察和干部学生到底有多少潜伏在校园。来北京採访，才学晓了一个名词，叫“秋后算账”，想起文革时期，互相告密、批斗、揭发和打报告的事情，令我非常不安，他们会因为和记者见面而卷入某些莫须有的罪名中吗？谁知道将来在甚么时候会来清算他们？
邻房应门，都是他们相熟的朋友，招呼进来之后，有些闲聊几句便走，有些则再约时间，他们其实也并非害怕甚么，只是因为我算是外人，而且还未熟络，不好解释。再者，李进进那时有流露隐退之意，我觉得，他原先是不想接受访问的，但碍于人情，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个对学运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这种政治斗争和整肃清算等体验的人，阐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经过及内在意义。他说，在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新闻中播出，北京大学的同学马上有反应，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几分钟内便有人张贴出来，学生的情绪慢慢在酝酿过程中，开始有批评某些领导人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报出现。四月十六日，政法大学首先上街游行和发表演说，活动有几千人参加，很有秩序和组织，而当晚便开始了静坐。他说，这次政法大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北大亦有相当大的影响。
四月十七日，北大自发地组织了游行，持着“中国魂”的牌匾旗号，约四时抵达天安门后把旗号挂上。当天参加游行的学生提出了七点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否定“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要求新闻自由；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公布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收入和财产；如实报导此次悼胡事件。
他说，学生希望将这七点要求，以请愿信的形式交人大常委会，但没人接见他们。到四月十八日早上，中央仍持不理睬的态度，亦不接待学生。他表示，学生希望见人民代表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但学生却从来不获任何人民代表接见过，直到晚上七时，人大常委会信访局才派人出来接收请愿信。
他认为，这次悼胡事件中，学生游行静坐对以后的运动将会起先导的作用，因为汲取了八六年学潮的教训，不再是闹哄哄的，而是要用合法、民主及和平的手段，争取及达到民主的目标。他更形容这次运动充份体现了学生的团结精神和成熟力量。他又强调，今次运动是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不要求政府立刻回答学生的问题及要求，因为程序上不民主，则谁也不能回答，而且亦不能要求一、两位领导人来解答，问题是要民主地解决的，所以在这一点是开了先锋作用。虽说，现在收了请愿信的代表是信访局，也只是答应传达学生诉求，他相信这七点具体要求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到此为止，他估计往后的学生行动可能会有三个可能性：一是走到最前面，要求更多；其次是出现割裂，这是以前都有的教训；其三是慢慢来，因为走到现在已是很大进步，应该告一段落，而且政治及经济等问题，单靠学运是不能为现时政治局面带来高压的。
回想起来，我觉得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可是当学运如火如荼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在五月十七日组织了北大博士班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后来还加入工人运动，为工自联担任义务法律顾问，为工人团结组织的合法地位伤透脑筋。
他继续谈到学运的发展，提到四月十九日发生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四月二十日在新华门前静坐、四月二十一日天安门广场戒严，至晚上八时有十万学生游行到广场静坐，一直留到天亮，希望能参加四月二十二日的悼胡仪式。他说，整个学生悼胡活动的过程，只有《北京青年报》和《农民日报》有较为客观的报导。
四月二十二日，学生在原来的七点要求之上，提出了修订的七点请愿要求，并且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跪下来，求见李鹏。当时很多同学都哭了，精神上受不了，感情上亦受到伤害。其实同学对领导人还存有希望，虽然有喊过较为强硬的口号，但是亦希望政府能听取同学的意见，就像小孩子对父母提出要求般，后来才知道民主是不能乞求的，所以才决定罢课，并且开始有组织地商议行动，成立自己的学生组织。这个负责领导工作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临时筹备会，只是初步展开工作，慢慢汲取经验的学生组织。但是到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词严厉激烈的社论，把这场运动定性为动乱和反党时，马上激发起学生的不满和愤怒。
他说，当天政府在电视重申北京市游行十条的规定，抨击学生搞非法组织，又不容许学生在街头公开演讲及募捐。四月二十七日，学生很理智地进行游行抗议活动，校方因为有压力，在学校官方广播中，劝同学不要出去游行，还把校园大门关上。很多同学都担心会出事，但是亦有不怕事的坚决站出来。学生出发游行时，真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步出校园的。
这次游行有几十万人参加，很多群众围观及表示支持，同学在设计口号和标语时，都经过精心选择，例如维护共产党和引述邓小平讲话等，沿途亦冲破了多个防线，包括中关村路口、友谊宾馆、白石桥、三里沟、复兴门、六部口、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
他说，四二七的这次游行，可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对抗政府的行为，因为以前遇到高压就会马上停顿下来的。在学生游行期间，收音机广播了国务院的发言，表示可以对话，并提出要澄清三个谣言：关于四二零新华门惨案、四二二学生跪请上书，及北师大女学生被车撞死等，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谣传，但对此，学生仍然是相当不服气的。
游行过后，学生还是决定返回校园，由早上八时出发，到晚上一时，游行队伍才抵达校园。这次是高压之下，学生无视政府压力，强行上街参加大游行，而政府越加压制，学生情绪就越高涨；冲破军警防线后，同学越来越有信心，而且亦争取了团结的力量。北大同学跑完一天之后，住在近南门的青年教师宿舍挂上了“生生不息”及“后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的对联，并跑出来欢迎参加游行的学生队伍回来。
分析学运的进展，李进进说，现在还不知道会往哪儿走，主要还得视乎当局怎样处理及态度如何，也就是要看对话成功与否。他说，现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代表来对话，但到底学生代表如何选出则还未谈到。他又表示，有些学校可能会在对话后准备复课，而且会解散各校自发组织的学生自治会。其实，学生原先决定罢课的主要原因是新闻作不真实的报导，以及政府的不理睬。因此，他认为今次学运的特点是，将矛头指向只有一家之言的新闻界。事实上，新闻界就此事的报导亦是有破绽的，例如官方的报导，没有记者的署名，像是要表示不愿作失实的报导，而且有几份报纸，如《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工人日报》及《北京青年报》，都有很大突破，报导比较真实，而且採用自己记者的报导，不是统一发布政府官方的消息。
他又总结这次运动本身是属于有组织地领导运动，跟以前运动也有一点重大的突破，就是依宪法赋予的权利展开合法的活动。同时，在历史意义上来看，是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人民抗争口号延续，学生在这方面广发传单及展开宣传，所以政府才会採取高压态度，先发制人。他认为，在一党专政下要求民主，只能够是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提出诉求，亦即是说不能超越历史演进的各个阶段性，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先进阶段，实行多党制或推翻共产党。目前，只能在维护共产党的原则下，由提出民主发展到逐步完善民主的政治制度。
他估计，如果政府态度和缓下来，学运就会转趋平静；但是如果政府继续高压，则学生在“五一”劳动节，或“五四”纪念日时，就肯定会发起新一轮运动；又如果政府现在就抓人，则会爆发更大型的示威活动；再如果这回一旦给政府镇压下去，估计学生仍会等待时机爆发另一次运动！
跟他们道别，出租车在外面等我。夜晚的北京被一种神秘感笼罩，我带着混沌模糊的印象，对陌生的环境产生恐惧，看不清眼前物事。但是，单就这第一天所见所闻，已觉得新相识的他们毫不防范的，亲切热情地给予我帮忙和指点，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坦诚访谈和交换意见，我疑惑冰冷的心充满温暖和感激。
吾尔开希在酒店举行记者会
回到饭店，整理了一篇稿。突然收到消息说吾尔开希召开记者会，于是马上赶去採访。中外记者云集，主要还是香港记者较多，都挤进一间房间内，吾尔开希坐在沙发上，是焦点人物。他年少气盛，意气风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孩子的笑容有不可一世的轻佻自大。
吾尔开希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一年级学生，二十一岁，父亲是知识分子，维吾尔族人。
他强调，今次是以个人身份开记者会，向记者表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临时主席周勇军，因为在四二七游行前传达错误消息及决定，已经引咎辞职。现北高联由他当主席，选举过程无可奉告，而主席职位七天一任，定期重新选举主席代表。
他表示，北高联由四十多所院校组成，北京有七十多所院校，有些院校提出加入申请，但因为未有成立自己院校的学生自治会，所以他们的资格仍在争论中。目前的工作，他说要努力争取自治会的合法地位，相信程序上，乐观估计要三天时间。他认为高自联是根据宪法成立，筹组工作已经展开，但是合法化仍未解决，如果当局不承认他们的自治组织，可以理解为政府违宪的。
对于政府已答应对话，吾尔开希说，明日会向全国学联提交对话要求，由学联传达到中央。他们希望对话的代表能够双方都认可的，学生方面要有北高联的代表，如果政府答应要求，作出正式对话的安排，学生是可以考虑先复课后对话。
他认为，对话代表应该跟全国学联平等、并存的。对话时，主要会重提七点要求和对话条件，必须保护学生领袖，而且谈判要公开，亦即记者可以参加，电视直播等，希望谈好条件后才正式对话。又表示，四二七游行可被视为学生启蒙运动的开始，而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胜利，因为面前还有失败的危机，例如政府会把北高联视为非法组织进行非法集会，又或者对个别学生进行报复，阻吓学生领导民主运动。
他透露自己和王丹二人已被政府点名。王丹被指为“阴谋颠覆政府”，吾尔开希则被指为“反革命煽动”，而他个人已作好流血准备，在四二七游行前写过一封遗书，并在出发前发表过悲壮的演讲，感动了很多同学。他又说，很高兴这次运动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游行时，他个人很激动，步行了十五小时，不断喊口号。在游行的最后五小时，他是微笑着回校园，人民也对着他们喊：“人民万岁！”、“人民感谢你们！”，期间又送麵包、送水和捐钱。他说，以前还担心人民素质不好，可能动不起来，但四二七上街有百万市民围观、支持，这是七十年来最大型的运动，相信只有文革才能相比，但这次却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且没有动乱。
4.29
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变成官方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政府以很高的效率，由全国学联组织学生代表，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即展开对话。香港传媒不相信这是对话，因为对话条件还未谈妥，但是亦有部份传媒知道，这次政府与学生的会面是正式的对话，因此纷纷致电记协及学联，欲了解详情及申请进入採访场地，但始终不得要领。结果，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变成全国学联组织的高校学生与中共国务院官员的对谈会。在召开会议之前，香港记者继续向学联争取进入会场，到正式开会时，国内的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记者，均获准进场採访，香港及台湾的记者则被拒诸门外，香港两份亲中报纸的记者亦不例外。
记者在学联大楼门前进行交涉，负责人只解释因为事前没有报名的不能进内，而且会场内已挤满人，不能安排港、台记者进去，于是记者抗议不公平对待时，该负责人承认，但始终没给予机会进入採访。事实上，部份香港记者曾联络中共全国记协，但获得答覆是需要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介绍信”才可採访。香港记者曾再致电全国学联及前往全国记协寻求协助，但再次被拒，记协方面还声称是全国学联不愿接受访问。对于是次被拒诸门外，港台记者均大感不满，虽然当晚，中央电视台广播对谈过程。
我们赶赴对话会场即全国学联，大批海外新闻传媒跟门外守卫理论。守门人说，没有事先申请一律不能採访，现在补办申请也不行。在门外守候片刻，见吾尔开希最早走出来，他说：要以离场来表示抗议，原因是全国学联不容许他在这场合发表声明，所以他拒绝学联的邀请，退出会场。他补充，这次不是对话，只能说是座谈，同学是今天上午才接到通知，毫无准备，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同学或自己的院校。
他强调，对话的实质意义应该是国务院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而北京高校学生是一个整体，而并非部份学生，所以不能称为对话。会议进行了约四个小时后结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教委会副主任何东昌离开时，没有告诉在外面久候的记者会议有甚么结果，只是说还有其他形式的对话座谈。
政法大学的一位学生代表项小吉表示，这次会议由北京市学联组织，到会发言的同学只是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北京市广大学生意见，所以只属于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席间，政府认为学生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与会同学代表则有秩序地轮流发言，问到是否肯定这次学运时，未获明确回应，政府有要求同学复课，但由于与会同学不代表整个学运，所以亦未给予答覆。
前北高联主席，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会后也被记者追问会议情况。他说，同学在里面发言机会很少，只是听他们的对答，形式上存在一种非本质的，未能解决的现存问题。最后轮到他发言提到北高联组织的问题，被何东昌等人打断，认为这是非法组织而结束会议。他希望政府能够与真正的学生代表对话，但相信此要求要一定时间后才能实现。他又说，与会同学以个人身份参加，开始时以为是进行初步的磋商及接触，商谈对话内容、途径、方式、时间、地点等，希望能安排得妥当一点，但是现在愿望落空了。
最初同学在发言时提到，对话应该在法律程序下进行，但袁木的答话则表示，对话可多种多样，也可以多次对话，中国有十亿人，每个人都很忙，不需要官方与学生对话来耽误中央领导人的时间。此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代表都是由全国学联及北京市学联召集，同学们根本不承认此官方的学生组织，而出席是次会议的大部份成员都是各校原来学生会及其他干部，政府不承认院校学生自发组成的自治会及北京高校的自治联合会，反映政府根本不愿意与学生真正对话。
吾尔开希及王丹澄清谣传
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及王丹晚上对北京市中外百多名记者澄清一些谣言，为他们个人闢谣，及对全国学联组织的对话反映意见，他们认为对话会应该要有能够代表学生利益的人前往出席，而一直组织学运及新组成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是可以作为代表的，政府现在的安排不符合这个基本要求，可知当局毫无诚意。
吾尔开希是北京市高校自治联会的新任主席，王丹是常委之一，他们希望对话能在正当途径，传达给中间人或是直接传到中央去。到底中间人是谁？他们不愿透露。
对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电视广播上的讲话，吾氏个人认为这些讲话缺乏逻辑性，而且回避问题。另外，王丹为他自己个人在四个方面闢谣，他表示：（一）他与方励之夫妇的关系属私人关系，但有人造谣说方氏两人是背后操纵及煽动这次学潮。他否认方老师是借助他的力量在北大煽风点火，因为学潮是在四二零开始发展到现在，他跟方氏两人未有任何接触。（二）有人造谣说他用募捐来的钱拿去大吃大喝，更买烟给别人抽。他说组织募捐，但钱不会经他手。至于募捐款项的来龙去脉，已公开数目并在北大张贴出来。关于这点，吾氏亦补充募捐款额是由学校自治会秘书长组织，有五位同学负责管理，有关捐款的财务报告，日后可以公开。（三）有人散播谣言说王丹是北大的坏学生，留班生和科科不及格。他解释自己八七年在北大念政治系，八八年后觉得学习这些理论很远离中国现实，反而与历史分不开，所以转系念历史，并自愿重新念一年级课程。他否认科科不及格，学业成绩单是可以到系务室查看的。
（四）北大有大字报说王丹在四一九冲击新华门时，当警察来时，他第一个逃跑。他说，当晚八时发生冲突事件，他十二时才到，冲击时根本不在现场。至于造谣贴大字报的人是谁？他说不会是北大学生，怀疑内里有阴谋。他们两人举行的记者会，在北京香格里酒店举行，港记前往召开记者会地点时，曾发生不愉快事件。事缘记者会在一间国际电视通讯（CBS）的驻京办事处内举行，该机构不知道吾、王二人已通传各留京中外记者，当大伙一窝蜂赶往酒店房间时，机构负责人以人挤为由，不许香港记者进入採访，一度闹得极不愉快。
后来，记者会移师酒店外停车场一处空地举行，百多名中外记者很合作地摆好摄影位置及围坐在地上，等候吾、王二人在记者群中举行是次记者会。在吾、王的记者会上，他俩都自我保护。离开时，吾登上出租车，对尾随的记者举起胜利的手势，好像要暗示他们将不知去向，随时有被抓的可能。他们的人身安全真的全无保障吗？政府会在甚么时候动手？
政府做了一场与学生对话的好戏，这场戏装饰性地安排加插几个持异见的学生分子在内，但又限制学生代表的发言，使他们甚么也做不到。
晚上，很多北京市民都收听、收看了现场对话的转播，当然是有删剪的，但时间也长达三个多小时。出租车司机也收听广播，颇为气愤的表示：“这是骗人的，学生别这么快便相信了！”但对话确然是展开了，学生还能闹些甚么？他们还想继续闹事吗？
4.30
学生提出的对话协谈草案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头几天，我完全摸不透学运的动向。亚银会议快要开锣，记者要分头做这方面的新闻。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也纷纷举行了，很多中、港、台知识分子云集北京。四月三十日早上，买不到报纸来看，人们对这次对话座谈会抱有极大兴趣。
在北京饭店门外，找了一部出租车，讲好价钱，只租半日，去海淀区各高校逛逛。
车行到一半路程，跟司机谈起学生运动。我说要去看看北京大学高校学生的反应。他说，刚刚经过北海公园，看到有一批学生在举行集会，很多人围观。我好奇想去看看，叫他掉头绕路。果然有几十位同学在做宣传，他们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周围有百多群众围观，谈论对四二九对话的看法。
同学们发表了协谈草案，挂在树旁，供市民参考，草案内容如下：
具体时间、地点请拟定出来，必须有实况转播。
代表：我方为临时学联代表，他方为国务院委托全权代表，不一定为总理。
一．我方条件：
1、就四二零问题：
i. 向受伤同学及市民致歉；
ii. 就新华社不真实报导澄清真相。
2、如实评价本次运动：
i. 承认学生自始至终拥护党和政府；
ii. 承认此次运动是学生自发的民主思想、人权思想启蒙问题；
iii. 以上拟同书由新闻界公开发表。
3、对本次运动中，新闻界的弊端：
i. 点名批判不真实报导的报纸、电台；
ii. 就社论的出入向学生做出道歉。
4、对此次运动后：
i. 不追究此次卷入运动的学生、老师责任；
ii. 现时临时学联组织合法化与学生会并存，或联合组织为起监察作用的自治会，承认其法人地位。
二．接受我方意见，将採取合作态度：
1、通过国际、国内新闻媒介申明热烈拥护党和政府的态度，申明学生运动是针对学生的少许差错，而採取的是和平请愿方式。
2、尽量保证不在正常时期发起类似大规模的运动。
3、限制运动在纵横面上推广、扩大，尽早复课，恢复校内正常秩序。
4、公开就冲击新华门事件道歉，对学运中伤及军警情感及肉体的行为道歉，就此次学运的社会治安、交通、经济造成的某种影响道歉。
三．停止临时时期大规模宣传活动
四．公开捐款用处，并将余款移交，成立民主基金委员会
五．政府应採取以下建议：
1、将官员财产公开，制议案提交常委会
2、新闻如实报导，允许私人办报，新闻对政府全面监察作用，列入新闻法草案，设立学生接待处，请学生代表提意见。
3、设立人大常委学生处，请学生代表对立法机关或行政、执法机关监察。
4、教育经费尽快增加，一年内达世界平均国民产值比百分之四点五。
拾遗：
一．就四二二政府对十余万学生及数十万群众态度作出解释。
二．对四二七军警清场，伤及十余观众做出解释。
来到公园做宣传的同学表示，这协议草案是根据北高联开会后下达的讯息整理出来的。他们都是听从北高联的指示，说同学们可以继续进行活动，所以早上便出来作宣传及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