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启蒙的重要策源地,为中国输入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方知识和价值体系,也为中国的异议者提供了最佳的政治庇护。

香港特殊的地缘关系,即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香港正是国父孙中山的学生生活和革命事业的重要场景,而我们相信,香港推动中国进步的角色和作用,至今仍方兴未艾。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秋天,年方十七岁的孙中山,因在夏威夷言行激进惹议,被大哥孙德彰送回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永宁乡大字都翠亨村家中,竟又和同乡陆皓东折毁村里北极殿玄天上帝神像闯祸,难以见容于乡闾,遂被家人送来香港,入学英国基督教国教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主办的寄宿中学曰字楼孤子院(Diocesan Home & Orphanage)。这所学校位于香港岛般咸道及东边街交界现在般咸道官立小学的位置,一九二六年迁校至东九龙旺角现址。曰字楼孤子院当时还没有正式的中文校名,民间习以校长为俾士(George H. Piercy)而称之为俾士书院,校方因而将中文校名订为雅驯的拔萃书院,开设有关于西方知识之各个新学科。该校今名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是香港著名的完全中小学。

孙中山入学曰字楼不久,即觉自身国文程度有待加强,课余跟随基督教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学习经典,区凤墀为他介绍了刚到香港传道的美国公理会(纲纪慎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牧师喜嘉理(Charters Robert Hager),而由喜嘉理在必列者士街公理会布道所福音堂为之主持洗礼,和陆皓东一起正式皈依基督教。孙中山自署教名为「孙日新」,典出《大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区凤墀以「日新」的广东话谐音为孙中山起了别号「逸仙」。

孙中山在曰字楼待了一学期,就在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四月转学到位于中环歌赋街的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同时搬到福音堂居住。中央书院是香港政府官办的第一所英语中学,该校后来改名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一度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战后在铜锣湾高士威道现址重建,原址即今东华三院基恩小学。而当孙德彰知道孙中山在家乡砸庙又入基督教的种种离经叛道行径后,就在十一月借故把他召到夏威夷,留在身边工作,在位于茂宜岛(Maui)上茄荷蕾埠(Kahulu )的商店里当店员,并且收回原先赠给孙中山的产业,让他没钱回到香港继续学业,以便留在身边就近看管。孙中山找到先前在夏威夷阿湖书院(Oahu College)读书时引他认识基督教的老师芙兰‧谛文(Frank Damon)帮忙接济,方得以借到美金三百元溜回香港,孙德彰事后后悔对孙中山管教太过严厉,等到孙中山回到香港,就把原先孙中山名下的产业还给了孙中山。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四月,孙中山奉父孙达成之命返回家乡,与同县的卢慕贞结婚,八月再回香港中央书院复学,到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夏完成中学课程。

关于升学,孙中山本来想投考军事学校,又想研究法律,最后选了医科学校。他的想法是:当医师可以救人济世,赢得社会信任,该一身份可以掩护他的政治革命工作。在喜嘉理的推荐下,孙中山旋即到美国公理会在广州所设立之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博济医学堂习医,读了一年,听闻香港医师兼大律师何启捐资于上环荷李活道兴建纪念亡妻的雅丽氏利济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及其附设之香港华人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该校师资和全英语教学环境较优,香港地方亦较自由,便于鼓吹革命,便毅然决定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一月转学该校,成为该校第一届医学生。一九一零年(清宣统二年)香港大学成立,将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并入为医学院,二零零五年起即定为今名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孙中山在校期间,因学业表现杰出,于大学二年级时曾获得屈臣氏(AS Watson & Company)公司颁给之奖学金。课余他则自修中西政治人文史地,以崇拜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起义,而有「洪秀全」的绰号。他与学弟陈少白,以及翠亨同乡杨鹤龄与杨介绍认识的尤列,因常在一起放言革命,被时人称为「四大寇」。该校教务长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对孙中山极为欣赏,日后孙中山在伦敦为清朝驻英国大使馆非法拘禁,就是被康德黎营救出来的。

孙中山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五年学习后,于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七月,以第一名「特殊优等」的评等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并获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亲自颁奖表扬。他成为第一位在香港取得医师执照的中国人。

孙中山的学校正式教育主要在夏威夷和香港的西式书院中完成,他皈依了基督教,学校里近代知识与观念的洗礼,以及目睹英国在香港的治理成就,都使他益发坚信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当予已推翻。

作者为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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