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街头少年
文革中的街头少年

随着电影《老炮儿》的上映,老炮儿一词迅速蹿红,炙手可热。老炮儿在北京俚语中,是指那些提笼遛鸟、无所事事但讲义气、有担当的老混混儿,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顽主。关于顽主的形象,我们在王朔小说和一些影视剧中经常看到,其实那就是老炮儿的前身,简单地说,老炮儿是年老的顽主,顽主是小时候的老炮儿。

以电影中六爷为代表的这批老炮儿,他们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革时期——要想了解老炮儿的前生今世,就要从那个年代说起。

首都红卫兵“打流氓”运动

1966年7月27日,首都各校红卫兵在展览馆召开大会,会上红卫兵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此江青评论:“基本如此嘛!”这便是文革中著名的“血统论”的最初由来。

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刺伤红卫兵和外交人员事件,本来的刑事案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在公安部长谢富治授意下,北京出现了镇压流氓的高潮。北京各级公安机关根据谢富治的指示,凡是在公安机关“挂了号”的人员,哪怕只是轻微的违法犯罪,都由派出所提供名单和地址,由红卫兵抓到各学校实施群众专政。所谓的群众专政说白了就是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北京胡同里的小混混被红卫兵定为流氓,打死打伤,这一事件就是文革初期著名的“打流氓”运动。

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大多是干部子弟,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红卫兵成为“打流氓”的主力军。红卫兵眼中的“流氓”其实大部分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孩子,都是些普通市民和小业主的后代,文革爆发后,这些半大孩子也不上学了,无所事事,整天在街上游荡,打架斗殴。他们的父母都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有的当过旧警察,有的当过小老板,有的赌过博,根据“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论,这些孩子也成为贱民。这些孩子当中出来混的就是顽主,在1966年8月,北京城所有的顽主都被扣上流氓的帽子,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毒打。

来自北京各机关大院的红卫兵有种天生的红色情结和优越感,如果说以前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对这些胡同里的小混混就敢往死里打了。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讲,他曾在东安市场看见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肉都会翻出来。红卫兵打人方法和工具也都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狠毒之极,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这些原本规规矩矩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没有人性的恶魔?

因为“打流氓”运动,以大院子弟为主的红卫兵和以北京顽主为主的“流氓”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也为日后双方的火并埋下了伏笔。

文革时期的大院子弟

大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特有现象,在北京城里有无数的部委和军队机关大院,里面五脏俱全,俨然一个缩小版的社会,而在这些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就被称为大院子弟,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官二代”。对于这些大院,诗人尹丽川有过很直观的描写:“我年少的时候路过那些朱红色的门、白底黑字的门牌和绿军衣笔直的守门的士兵,那些戒备森严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以为那是我永远无法深入之地。”

大院子弟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正如尹丽川所言,这个圈子是局外人“永远无法深入”的地方。部队大院长大的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是有身份的。有个男孩子,长得很精神,和我们混,说他是‘北炮’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灯泡厂’的,然后他就从我们中间消失了。”在干部子弟圈里,父辈是哪个部队、哪个山头的非常重要,两个素不相识的大院子弟第一次见面,问的第一个问题大都是你爸爸是哪一部分的。这些孩子一般都将时间坐标定在抗战时期,新四军系统的要问是几支几师的,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是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看似几句简单的对话,但如果没有点党史军史方面的储备,马上就会露馅,而大部分大院子弟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对于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是无师自通,这也是他们与平民子弟最大的区别。

对于文革时期的大院子弟,都梁在长篇小说《血色浪漫》中有一段形象的描写: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几个小子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正想办法寻点儿开心。钟跃民头上戴了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自行车车把,一条腿跷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住地面,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骄横之气。袁军站在一旁,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马裤呢军大衣,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

就像小说中的讲的那样,大院子弟都喜欢穿军装,因为他们的父辈一般都在部队工作或者有过军队经历,孩子们就从家里翻出爸妈当年的将校呢军装穿上。我们都知道,1955年部队授衔时,中高级军官配发的制服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还有俗称“将校靴”的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至于将军服就更考究了,不但面料高出校官一个档次,而且还配发了水獭皮帽子和毛哔叽风衣。文革期间,解放军不同时期配发的军服成了干部子弟的“标配”,从孩子们衣着上,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父辈的级别。关于那个年代的时尚,一位有亲身经历的朋友还透露了一个细节:“1968年时不时兴穿绿军服了,讲究穿一身蓝。这是因为父母级别高的老兵(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能混一件将校呢的上衣穿,但呢子招土,也不好洗,所以往往外面套一件蓝涤卡的上衣,后来干脆穿一身蓝;当时最时髦的是穿白回力球鞋,10元一双,相当一双皮鞋价了;戴剪羊绒皮帽。帽子加衬里,戴时要露出衬里的白边来。”

老兵们的座驾也与众不同,他们爱骑一种全链套、装有电镀后架的”永久”牌自行车,这种自行车俗称“锰钢车”,价格不菲,产量有限,需凭票购买,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到,《血色黄昏》中钟跃民和袁军他们骑的就是这种自行车。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就连说话腔调大院子弟也与众不同,同样是在北京长大,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得一口北京土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是标准的普通话——难怪有人说,北京话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老舍笔下的平民版,一个是王朔笔下的大院版。

北京顽主

196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老红卫兵的父母大都遭批斗和关押,曾风光一时的“红卫兵纠察队”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这些制造“红色恐怖”的少年一夜之间沦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理想瞬间破灭了,无人管教的大院子弟开始淡出政治运动,变得玩世不恭,他们骑着自行车,军挎里随身装着军刺、钢丝锁,出没于北京街头和大大小小的影剧院、溜冰场,拍婆子、打群架,寻衅滋事。而那些被他们欺压的胡同子弟此时也渐成气候,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由于出身不同,再加上1966年8月那场“打流氓”冲突,大院子弟和北京顽主似乎成了天敌,只要见面就会动手。虽然是敌对双方,但他们的审美观却惊人一致,顽主们也喜欢老兵的将校呢军装和锰钢自行车,而这些配置却又是高干子弟的特权,有钱也买不到,于是顽主们就找机会从老兵手里抢,并且屡屡得手,这就是后来北京顽主和大院子弟装束大同小异的真正原因。

两方势力冲突的高潮是“小混蛋”之死。“小混蛋”是当时北京城最有名的顽主,真名叫周长利,1968年6月被几百名大院子弟围殴致死,死时还不到20岁。周长利家境贫寒,父亲是工人,家里有六个孩子,周长利是老大,据《一九六八年的北京江湖》介绍:“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八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周家后人说,周长利在学校学习不错,人缘也好,爱踢足球,还特别喜欢吹小号,是学校军乐队的小号手,上学期间每天都在西海边练习吹小号;他特别懂事,家里弟弟妹妹生病都是他背着去医院,跟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好,大妈、大爷总挂在嘴边,还经常帮街坊老人干活;他还跟人学过大成拳,据说学得不错,能空手对付四、五个人。

“小混蛋”的故事先是在民间流传,后来被搬上银幕,第一个扮演“小混蛋”的是王朔,后来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又完整地再现了“小混蛋”之死。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几十年后人们仍对其念念不忘?一篇名为《“小混蛋”之死》的文章道出了其中缘由:“1966年夏,几名顽主中有头脸的人物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拟定了四条规则。当时,一个人用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不许追到别人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小偷更换偷盗区域)必须经过顽主。四、不抬人(不报警),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小混蛋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道德基础。”今天看来,这几条写在黄草纸上的规矩其实就是北京顽主坚守的江湖道义和底线,也是电影《老炮儿》中六爷一直追求的“一码归一码”的公平与合理。

1980年代后,与“小混蛋”同龄的那代顽主先后铜盆洗手,淡出江湖。他们,就是今天的老炮儿。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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