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演变,一部神的历史

研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宗教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拓展,会涉及到全球性问题。反过来,又由于全球化进程体现为“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之特征,就会涉及中国国家治理以及作为国家制度体系范本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著名异议人士,也是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最有影响的异议人士吉拉斯,曾愤怒地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进化,“从本质上,它不能进化成民主主义”【注一】,因为这种统治模式复制了中世纪模式,“人们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甚至,人们不愿意去思考新东西,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也因此被禁锢了”【注二】。我承认这一判断的真实性,也认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过去且现在经历的“改革困境”——有些人称之为“改革已死”【注三】——这样的巨大窘境也是对吉拉斯判断的再证明。

从更宏观的历史看,进化(to evolve the gradual progress)即演变(evolution)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列宁主义暴政可以拒绝演变,但是它没法抗拒整个人类在社会制度暨政治文明方面的进步。基于evolution本意上,而不是要回溯到自然科学如进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那么,对演变的深化理解应当是狭义化的,即中美关系的“两种焦虑”的政治文化含义:美国对这个世界充满道德焦虑,此为其世界霸权的唯一逻辑出发点;中国(大陆)对自己的制度充满焦虑,此为其国家核心利益的唯一逻辑出发点。

演变如此之重要,或者说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基本上就是人类的思想逻辑。事实上,就算在被吉拉斯判定拒绝进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内部的和平演变也悄然发生。尽管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成为政治灰暗、社会停滞、思维僵化的政治符号,但是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远比此前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恶的严厉谴责更有意义,更是内部和平演变的推动。因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为人道主义哲学打开一条通道,以至于人道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终于将列宁主义暴政赶下神坛。也可能勃列日涅夫仅仅是个政治机会主义分子,,远不能看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伦理性后果。这一点恰如邓小平主导了中美和解而未能预见到苏联会因此而解体一样。换句话说,开启于毛时代后期的中美缓和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和平演变的成功操作,最终由于中共的帮助,美国和平地击败了最强大的冷战对手。正是逻辑结果如此,邓小平政治后期才出了极力维护中美和平外交关系而又在国内大力反对和平演变的矛盾。无论勃列日涅夫还是邓小平乃至于戈尔巴乔夫,也无论里根还是撒切尔夫人乃至于老布什,他们或可称为强人或可称为伟人,但他们无一例外地不是神人,更不是神!就是神也不拒绝和平演变,相反,神的历史就是一部和平演变的历史!

一、由《圣经》回溯《诗经》

现在,我们就回到人类思维最宏大的宗教哲学上进行一番描述,看看和平演变为什么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精神特质。

说到“神”这个字眼,人们首先联系到“唯一性”,即神的历史始于一元。非一元神的观念是“前(神的)历史时期”的东西。基督教里的一元神观念根源蒂固,但又是个颇有纠葛的神学问题,因此,公元三二五年由罗马皇帝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s of Nicaea)专门确立耶和华(上帝)与耶稣(上帝之子)的统一性信条,即圣子与圣父同性。包括圣灵在内的三位一体(Trinity)之真正形成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毫无疑问,耶稣对古老犹太教的改革是一次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和平演变,也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上帝在现实世界的化身而被当时的正统教派所嫉恨,以至于假殖民统治者之手而外死了他。然而,这场代价最小的伟大和平演变(一人之死抵了万民原罪)却带给现实世界一个比神学深刻的宗教哲学问题——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信仰对象即彼岸的救主是两位——二元神出现了。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在结尾部分说耶稣升天后坐在了上帝的右边【注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同样性质的事情,只不过它是一场革命的结果。公元前十二世纪晚期,中国古代的城邦政治【注五】进入了鼎盛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姬周体系推翻了殷商统治,从而开启了“宗子维城”【注六】统治模式。姬周的新城邦制度在宗教上进行了重大演变,就是将殷商一元神(祖先神【注七】)改造成二元神。殷商的祖先神被称为“上帝”,是他们确认的始祖,而后按程序补进后死的最高统治者而成一个系列,但归究还是一元体系;姬周不废除殷商上帝观念的同时,又把自己的祖宗列为新的最高神祇,从而与革命后留下的“上帝”并列。当然,在这个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基于非和平胜利的;还有,胜利者虽然将自己的祖宗列为新的最高神祇,但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是高抬“上帝”。比方,时而模糊地称“文王的圣灵有升有降,不离上帝左右”【注八】;时而又警告自己的整个贵族体系说,“殷商统治者在未失去民心之前,还是与‘上帝’的旨意相符的”【注九】。宣布自己是新的最高神祇又维护旧有的最高神祇,是政治生存与发展战略,乃至于一种秘术,所以,不会理直气壮;相反,所有的理直气壮的历史性记载都是后人不断补续的而非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基督教里面,最初的福音作者马可【注十】里说耶稣升天后坐在上帝的右边,但是,其后的《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都回避“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只说升天【注十一】。显然,制造新的最高神祇即推出二元神论既必要又不那么理直气壮。作为稳秘策略的基督教二元神之发生学证据,亦可见于经典文献:最初,在彼得承认耶稣是救主基督的当初,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注十二】;后来,当耶稣这个新兴教派已经有了强大的基础后,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注十三】纵观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内含其神学及宗教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和平演变的历史。它诉求和平演变,有些演变不免会出现暴力与战争形式,但是和平是其宗旨,演变是其手段。迄今为止,它的最大和平演变成果不是人类社会制度,尽管后者亦为成果之一。最大的成果是把“天国”从人们认为的天空(云端)给拉回到世上,即建立世上天国的愿望成为普世原则。质而论之,冷战时期的美苏角力也是最终谁能将天国建在世上的问题。或者说,谁建立了人们认可的世上天国,谁就取得了道德的终极胜利。显然,苏联败亡了而美国(广义至西方)世上天国的构建并没完成,此即为美国道德焦虑而不是制度焦虑的唯一根源。世上天国的基督教的终极想象,即如《圣经?新约?启示录》所说的新耶路撒冷(Vision of the New Jerusalem【注十四】)。在这个终极理想完全明晰之前,作为新兴宗教势力或曰犹太教最坚韧改革力量的基督教,耶稣的宗教观念引路人“施洗约翰”与耶稣本人均模糊地感觉到了世上天国的必要。前者高呼“天国近了”【注十五】,后者默默祷告“神的国降临”【注十六】。建立世上天国不只是基督教乃至其文明背景希伯来的终极理想,中华文明中亦有之,如《诗经?大雅?绵》所描述的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沿着渭水向西走,直到岐山脚下”【注十七】。就历史事实看,这是因受强势民族打击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迁徙,意义与希伯来民族的逃出埃及相当。希伯来人逃出埃及,到达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注十八】。岐山脚下与流奶与蜜之地都是理想的生存之地,亦是世上天国的雏型。在中国日后的古典文学创作中,岐山脚下的远古代范本就成了《水浒传》的水泊梁山,水泊梁山无疑是落魄文人即《水浒传》从话本到成书那么一个历史跨度里的底层人士理想的世上天国。更为有趣的是,《水浒传》小说的名字主体“水浒”二字就出自经典诗篇《绵》。中国人的天国想象没有希伯来文明乃至今天西方文明那么具有宗教理想性质,而是直观为“过得更好”的生活信仰,也能更直接地与很近晚的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照。换言之,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完全可以微缩为中国两宋之际俗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注十九】

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没能实现“遍地苏杭”,而当今的中国仍在为“遍地苏杭”而努力。“天堂”一词在正式的中国古典词汇里没有出现,表现地方富庶安乐多用“天府”一词描述。从两宋之际俗谚之有“天堂”一词或可发现希伯来文明对中国有所影响,不过,这只限于大历史逻辑的推测,而无文献考古来印证。同理,也没文献证明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以至于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更加有趣的是,至少现在还无从印证耶稣及其所创立的新宗教集团,对早于他们的中国二元神宗教进化是否了解。如果仍依大历史逻辑看,《诗经?大雅》里的文王常在上帝左右显然是《圣经?新约》里耶稣坐在上帝右边的“范本”;而《圣经?旧约》里的寻找流奶与蜜之地的艰难奔程又是《诗经?大雅》定居岐山脚下的“摹本”。

虽然我用了不短的篇幅进行文明比较,但根本目的在于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待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特有和平演变现象。作为苏联制度的复制品中国在努力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亦即继苏联之后是与美国进行世上天国的竞赛。世上天国的第二季是何结局,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统治集团想要世上天国的社会效果,但不想要和平演变的政治现实。因此,其制度焦虑的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的道德焦虑程度。依我从事战略学与实证政治学的经验来判断:中美构筑“新型的大国关系”即使不是完全的虚构,也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互骗诡计;结束这场互骗游戏的路径就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接受和平演变,随着中国的制度焦虑感的消失,美国的道德焦虑感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下降。然而,这一切不那么容易发生,“新型的大国关系”仍然是皇帝的新装。与经典童话不同的是,“骗子”也没穿衣服,更有甚者,观众也是全祼的。数百年后,人类伟大的历史学家们书写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这段历史,会笑得发抖。因为“那个”时代的科技相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而言,如此之发达;反过来,“那个”时代的思想对于“那个”时代的科技是那样的落后,就像蚂蚁与大象的对比。

二、软背景,作为一个关键词

说到“背景”一词,在中国语境里十分容易理解。比方说,两个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又同时毕业的学生,A的父亲是种地兼在城市季节打工的农民、母亲是农村集市小摊的摊主,而B的父亲是商人、母亲是政府官员,那么,B的就业概率不仅比A大,而且找到好工作的概率也大。相较之下,A或是找不到工作或是找个较差的工作。就算同时达到学生们热切希望的公务员考试合格成绩,在最关键的面试阶段,B能顺利过关而A则被刷掉。对于这个抽象了数以百万计的案例比喻,中国百姓会说:“A的背景不如B的背景。”进而一种类似宗教箴言的劝慰随之而来,其曰:“命苦别怨政府,点背别怨社会。”然而,若干年后,A成为杰出社会人士(比如是网络名人或叫意见领袖并兼营收入不错的小公司),B则成为普通人艳羡但杰出人士看不起的庸庸小吏即某个低级职位上的官员。在这个个人社会价值差异的产生过程中,伴随着A和B的软背景变化,或者说在类似于软实力的能力积累过程中,A超过了B.

人与人之间的最后差距是软背景的差异,尤其哪些人生起点大致相同的人在人生终点时的差别,完全可归为软背景的差别。依托社会学原理,我发明了“软背景”这个词汇【注二十】,它确指“由知识积累起来的个体发现力与话语权力”,而且“软背景,不但提高知识的吸收量,而且还自己生产知识与价值”。需要进一步描述的是:(一)通过教育积累软背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可以被称为“继续教育”,但一定不是套路化的学位或职称之类的学习;(二)基本要义是根据兴趣学习,在一般知识消费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知识【注二十一】。就个体交际而论,看似联系密切而软背景差异大的人之间只有应酬,永远不可能产生友谊。而将“软背景”这个词汇应用于国际关系同样有效,最明显的是民主国家之间因为软背景接近而容易沟通,从而节省了国家间的交易成本。也许“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战争”不是理性真理而只限于信仰真理那么一个层面,但这个判断至少在最大程度上说明了国家间软背景的重要性。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二十一世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无疑,但二者的软背景之差异一如我们刚刚比喻过的中国语境中的A和B差异。美国的软背景明显好于中国,但它有道德上的焦虑;中国的焦虑亦基于自己的软背景,但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制度上的。简言之:二十一世纪的最重要国际冲突是两种焦虑的冲突。

尽管我难以认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反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但他关于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差异的判断还是值得借鉴的,即“两者的主要差异并非经济,而是道德与宗教”【注二十二】。美国社会与国家的宗教支撑问题无须细论,但粗略地看一下从鲍恩(Borden Parker Bowne)开基人格主义哲学(一九〇五,The Immanence of God,上帝内在论),到新托马斯主义巨匠马利坦(Jacgues Maritain)的“世界政府”观念提出(一九四九/一九五一,Man and the State),不难发现美国已被赋予米迦勒(Michael)的道德责任【注二十三】。米迦勒是《圣经?新约?启示录》中的天使长,更是上帝力量的代表。他最初负责执行上帝将亚当与夏娃赶出伊甸园的命令,最终又战胜了“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REVELATION 第十二章第九节)的大龙。在西方宗教性题材的画作里面,米迦勒与其所率天使通常是“以头盔、铠甲防身,手持利剑和号角”【二十四】。

尽管美国没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世上的米迦勒,但其全球霸权则是以传统中的天使长精神为终极依据。其具体的战争行为之合法性基于国内立法,而战争行为的正当性无疑是“米迦勒的道义责任”。由于巨大的道义责任难以解脱,美国的道德焦虑不言而喻。因此,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限制性接触战略,乃至于不曾多有变化的和平演变设计,都是道德焦虑的表现。美国的道德焦虑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消失,相反,原来合作压垮苏联的伙伴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膨胀,使美国的道德焦虑程度进一步提高。

三、寻找“打闷攻”机会

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在波兰尼的“宗教与道德”差异上是两种普世观念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即今天民族主义所愿意继承的遗产那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终点也是一种“历史的终结”,但它并非终结于永远固化的民主而是与柏拉图哲学王那样的理想类似,即这个世界应该交给“修身、齐家、治国”三项都做得好且是逻辑地做好的中国政治精英来治理。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版的普世观或中国版的哲学王统治是十分可怕的。首先,作为无神论的统治体系它自然地否定了“上帝”符号的政治哲学意义;其次,它对于美国基于对个体权力的尊重之俗世价值不屑一顾【注二十五】,或者说,就算予以“一顾”也不过是如同美国“同魔鬼携起手来”【注二十六】策略之举。美国的普世观念被自动赋予宗教支撑的道德性质。人格主义通过拟人化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借着这个强烈道德意义的存在符号推及宇宙与人本身的神圣化,人的生活成为绝对价值。世俗功效则是解决了教义与尘世的协调难题,形成一种弹性的社会危机的精神层面化解机制。新托马斯主义(以马利坦为公认领袖)在美国人格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本土化地推进了“宗教哲学—政治道德”结构,由此产生了上帝主权论。由于只有上帝才握有主权,国家的所谓主权完全可以废弃。国家主权的废弃未必通过战争,更可能是在全球各民族合作基础上产生“世界政府”模式。

既有“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之内逻辑存在,但美国在苏联解体而与“魔鬼”彻底分手后又面临极为复杂的国际挑战。一是,伊斯兰世界也有自己的普世观念且不太容易融入“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逻辑架构,“911事件”不是偶然;二是,美国希图借经济全球化来最低成本与最快速度推进的政治整合,遭遇了有史以来最难解决的搭便车难题,中国只想从中获利而不愿分担任何责任,知识产权纠纷、贸易(汇率)摩擦无法避免;三是,美国的多盟友板块结构遭到比冷战时期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东亚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由原来的两个难控点(台海与朝鲜半岛)扩到大到了四个,钓鱼岛海域与南中国海加入其中了。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事实而军事崛起即便不是一个虚构,也是被一些特定心理所夸大。如,二〇一一年初,时任中共党首与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访美,《华尔街日报》在一月二十日发表社论《红色恐惧再度袭来》【注二十七】,甚至把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造成的科技暨军事压力相提并论。事实上,中国本身的制度焦虑感对统治集团暨(仅限于其体制的)政治精英造成的心理压力绝不亚于美国道德焦虑的后果。不管中国多么高喊民族主义,这个主义都是假的,仅仅限于统治技术的口号而已。因为社会不公难以调整、政治腐败严重而无法遏止,这两大有内在联系的因素已经完全地消解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注二十八】。由民族主义策略实质性地失败,中国的统治集团面临着两项随时可导致制度体系崩溃的压力:一个是主动挑起的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争端已经没有国内退路,只好敷衍为“留给后代解决”,但这也为“党指挥枪”变为“枪指挥党”提供了机会,寻求利用政治发言的机会来实现希特勒式的无暴力政变【注二十九】可能性大增,最终导致全球政治奇观——法西斯第二季;另一个是被迫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大国对抗中找到将对手一击致死的机会,因此不对称战争手段的开发就成了必要选择,从而避免了常规战争的绝对劣势,但由此也造成了美国与中国在网络领域的绝对不信任。美中在网络领域的不信任或曰威慑性平衡难以建立,是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

进攻性现实主义不仅是美国弥补防御性现实主义(维持大国均势)不足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制度性焦虑的最高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战略思想,勿宁说是一种战术手段【注三十】,它很类似于中国象棋中的“打闷攻”的极小概率袭击即利用对手不经意、表面很小但损失致命的那种失误,发动迅速攻击而致对手完全没有了反抗的机会。它也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与《旧约?圣经》中的巨人泥足之喻,也就是说任何一强大的攻势体系总会存在难以弥补的小缺点,而此种小缺点一旦被对手看出并击中,整个体系便轰然坍塌。中国的制度性焦虑明显地是担心自己被美国(广义为西方)“打闷攻”。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或泥足是自身没有制度优势且又难以获得自我更新的机会,长期下去,必然会产生中共第五代党首习近平所屡次警告的亡党亡国之后果也即重蹈前苏联覆辙。不仅前苏联的覆亡仍被当作当代史的教训来看待,而且二〇一〇年底由突尼斯小贩布瓦齐齐自焚抗议引发的茉莉花革命,由于波及性至今未消(后衍生为阿拉伯之春)更是中国统治集团最为忌讳的事情。一方面,在开放性相对提升的舆论环境里,“茉莉花革命”作为新闻术语有可能成为禁忌,如卸任政治局委员十年的李铁映就明确主张“媒体不能照搬‘阿拉伯之春’等词汇”【注三十一】;另一方面,采取最现实的对策而不惜公然违背人权原则,对街头和平抗议采取传统但被动的政治打压,如对公民领袖人物丁家喜与赵常青的抓捕【三十二】并判刑。

中国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焦虑并非一种纯政治理论推理,以上两个实证足以说明问题,而即便是上指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也没法回避这点(以凸显美国道德焦虑的正当性),尽管该社论并没有使用“道德焦虑”与“制度焦虑”这样的术语。该社论提到中国内部问题时涉及到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治制度缺乏自我修正机制”【注三十三】。不能自我修正(包括对传统进行修正)必然会延续过来的维稳政策,但是维稳政策不得人心以致习近平不得不用“平安中国”来替代“综合治理”此一维稳核心术语。在网络舆论实质影响民意或民意随时可在网络平台反映的情况下,维稳政策无疑会引发小概率型社会崩溃。许多观察家有此同感:“我们知道中国必然会出现大崩溃,但不知道由什么事件引发。”质而论之,李铁映提出的新禁忌也是这种心态支持下的政治行为。

结语:制度高地效应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即二十一世纪,中美两国在差异巨大的软背景下会有巨大的冲突。但是,冲突的形式选择热战的可能性很小哪怕是非核的常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网络战争,尽管美国曾宣称对网战对手将实施现实军事打击。中美之间的冲突之所谓巨大,是因为道德焦虑与制度焦虑难有共同认可的互惠性解决方法(交集),并且它们会以“温战”【注三十四】形式呈现胶著状态。当然,基于历史的现实逻辑也在变化,同时解决中美的两种焦虑“难有”解决方法但并不是绝对没有。一者,因为和平演变中的“演变”或曰演进是人类的天道之所在,否则,人类就不可能实现从马镫到互联网的点式技术突破;二者,和平演变不只是美国(广义为西方)针对在前的苏联与东欧、在后当今中国实行的低成本应对战略,而且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全球和平演变。尽管如我这样被中国现体制维护者指为“自由主义极右翼”【注三十五】的学者从感情上不太接受卡尔?波兰尼以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事实上,两个作为“现实主义新乌托邦”学术人物【注三十六】理论在西方影响之重大,说明西方内部自有其和平演变的力量,尽管那种演变并不是以“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为目标的。

在全球和平演变中,美国解决自身道德忧虑的办法是“重回一九四五”,就像当年迫使蒋介石邀请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旧金山会议那样,帮助中国民间的自由力量以切实实现“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注三十七】的社会设想。简单地说,中美之间真正的战略平衡选点不在于台湾、朝鲜半岛与钓鱼岛海域、南中国海,而在于中国民间的力量是否足以促进一个低成本制度演变路径的生成。深陷塔西佗陷阱的中国统治集团对美国的“制度高地效应”之惊惧远远超过了对美国常规武器遥遥领先情状的惊惧。“打闷攻”式的非对称战争仍有可能且中国也可能赢得此种小概率战争的胜利,但是中国却无法摧毁美国的制度。假定美国遭遇“打闷攻”式打击,实际地面战争或(与)海洋战争并没有爆发,美国也可以经过一段时间后恢复到被攻击前的实力水平。

美国的制度高地效应用中国鹰派战略学家的话来说是“在一部分知识群体那里,开始形成两个‘凡是’:凡是美国做的,都是对的;凡是美国说的,都是真理”【注三十八】。站在中国鹰派战略学者的旁边(而不是其绝对对立面)来看问题,显然说明这两个“凡是”是美国软背景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制度压力,因此,中国的制度焦虑的程度难以降下来。然而,从全球和平演变的视角看,美国必须帮中国解决制度焦虑,全球才有真正的和平即消除中国采取“打闷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就人类所有战略博弈的历史来看,意愿与实施技巧之间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正如美国一九四五年施加压力迫使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接受共产党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一样,受益的共产党(至今仍拥有这方面的无形资产即联合国之初创贡献)并未如美国盘算而成替代蒋介石政权的美国盟友,反而进入苏联阵营成为重要的对抗力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进行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构成了全球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调整还应当继续,也两种焦虑冲突的逻辑需要。

注释部分

[一]是为吉拉斯原话,参见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研究》,第一百九十三页;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二。
[二]同[一]是为著者对吉拉斯「好像在中世纪」判断的引伸(诠释),第一百四十九页。
[三]首先提出「改革已死」论断的中国大陆学者是陈永苗。参见其发表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的文章《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四]此段原话:So then the lord Jesus, after he had spoken to then, was taken up into heaven and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MARK,第十六章第十九节。)
[五]中国正统学术体系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城邦政治,而认为它是经典的农业社会。据我的研究结果,中国古代城邦政治不仅存在而且十分发达。可参见拙著《给历史放把火》,第一百七十二页至一百八十四页(第二十一章〈祖宗曾经拥有的城邦〉;拙著版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〇一二)。
[六]「宗子维城」是十分古典的说法,而较为简单的描述是:从最高统治者天子(王室)开始,居住在最大的中央城市,其以下嫡出之子分别居住在规模稍小一些的城市;嫡子之下又有嫡子,依此下推而又居规模稍小的城市。当然,一些应到次级城市的王室亲族可以不出居其所有的城市,而是在其出生的城市里从事政治服务。次一级贵族在上一级城市从事政治服务,也是「宗子维城」的内容构成部分。
[七]标准的学术表达是「祖帝一元神」。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能史(第一卷)》,第七十六页;侯赵杜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
[八]参见《诗经?大雅?文王》。对于《文王》篇,有英译者将本意的king wen 意译为Heaven Decree(天堂的裁决)。至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之原句,则译为:king wen will e’er abide , At God’s left or right side。参见许渊冲英译《诗经》,第五百三十一页;许译版本: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三。
[九]同[八],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Ere it lost people’s heart, Yin played its ordained part.),第五百三十四至五百三十五页。
[十]名义上《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又称“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公元七十年之前成书,但是完整的《马可福音》到二世纪前半叶才最后定型。
[十一]参见《路加福音》原文:While he was blessing them, he withdrew from them and was carried up into heaven。(LUKE,第二十四章第五十一节。)再有,《使徒行传》原文:When he had said this, as they were watching, he was lifted up, and a cloud took him out of their sight.(ACTS,第一章第九节。)
[十二]与[十三]均见于《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与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十四]具体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至二十二节,特别是:showed me the holy city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God.(REVELATION,第二十一章第十节。)
[十五]原文: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come near.(MATTHEW,第三章第二节。)
[十六]原文:Your kingdom come。(同上,第六章第十节。)
[十七]同[八],The migration in 1325B.C.(率西水浒,至于岐下。Along the western side of River Wei came he to the foot of Mount Qi.),第五百四十一页。
[十八]原文:and to bring them up out of that land to a good and broad land,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EXODUS,第三章第八节。)
[十九]网上有多种关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译法,我认为较好的是“Up above there is heaven, down below 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

[二十]参见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日博文《软背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关键因素》。该文亦录入我的散文集《我从来就不喜欢鲁迅—从政治异见到文化异见》,第一百〇五至一百〇七页。散文集版本: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二〇一三。。
[二十一]这段核心性论述亦在[二十]指文章中;文集,第一百〇六页。
[二十二]参波兰尼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汉译本,黄树民译),第四百二十四页;黄译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三。

[二十三]较为哲学化的分析可参见[二十]博客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博文《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美国?——米迦勒图式的哲学面包》。
该文最初是我写于监狱中的读书笔记,写成于二〇〇二年七月。

[二十四]可参见代彭康、陈邦俊主编《圣经词典》,第十七页(〈天使〉条目);代陈编版本: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

[二十五]细节「故事」是:一九九一年三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率团访华,在后者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就人权与宗教自由后谈判中,「李鹏指出,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以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五位总统访华时的讲话及所签署的文件,从未说过中美关系的基石是人权」。参见宫力主编《如何与美国共处——冷战后中国对美方针与中美关系》,第七十页;宫编版本:九州出版社,二〇一〇。

[二十六]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一)在与老朋友约瑟夫?戴维斯谈及与苏联结盟对抗希特勒德国时,引用了一个巴尔干地区谚语。据说此谚得到了东正教会的首肯。谚语原话是:「我的孩子,在严重危机时候你同魔鬼携手同行是可以的,直到你过了难关为止。」罗斯福的改版说法则是:「我不能采纳共产主义,你也不能,但为了过这个难关,我将同魔鬼携起手来。」转引自约翰?加迪斯( John Lewis Caddis)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译析》(汉译本,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第一页(第一章〈序言:凯南以前的遏制〉,第一至二十四页);时李樊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二〇〇五。

[二十七]新华社《参考消息》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译介该社论,《美国人不用恐惧中国崛起》,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八]可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三年五月号文章《「屌丝思潮」逆袭民族主义——官员财产公开意味中共垮台》(作者:罗士妥)。

[二十九]同[二十二],第三百九十五页:「法西斯主义者的策略经常是当局的默许下安排一虚假暴动,使权力被武力淹没了。」

[三十]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著《大国政治悲剧》(汉译本,王义桅、唐小松译),第十六页:「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就是会抓住这一机会。」王唐译版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三十一]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转引人民网消息《李铁映:媒体不能照搬『阿拉伯之春』等词汇》。

[三十二]参见博讯网二〇一三年五月五日评论《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作者:郭飞雄)。

[三十三]在此「最重要的一点」之前,社论还提到:「他们的经济仍然深深地受到腐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不成熟的银行系统的困扰。」

[三十四]我首先提出「温战」概念,但并非在国际政治学方面,而是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为背景的经济学专业分析。具体可见拙文《中国将被迫接受休克疗法—中美经略对话与中国汇率崩溃》,载于[二十八]指杂志二〇〇八年七月号;或见[二十]博客,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转载。

[三十五]对我的「自由主义极右翼」之定性,可参见冼岩文章《「焦国标现象」引发自由主义极右翼与民族主义对撞》,载于《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二〇〇五年五月三日。进一步的回应是我发表于美国中文网刊《观察》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八日文章《冼岩(或民族主义)的知识缺陷》。

[三十六]「现实主义乌托邦」是我对波兰尼思想的界定,而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哈维深受波兰尼的影响。这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能看得出来。之所以称波兰尼思想是「现实主义乌托邦」,原因是:其一,他坚持认为「管制和调控」的强力政府控制在减轻古典自由主义市场之损害的同时,个体自由仍能得到保障,那种犹如可分配物品似的保障;其二,对这种保障,他似乎信心不足,又想用「道德自由及思想独立」来维护自由的路径(其实,这是对市场社会的遗产继承)。但是,这恰如经典的乌托邦那样,一边要实现宗教自由(至少不能对异端采取暴力压制),另一方又要经过选举确立哲学王那样的最高权力独裁。

[三十七]这是二〇一〇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一个经典命题。其同名著作(文集)由劳改基金会(华盛顿)出版,二〇〇五年第一版,二〇一〇年再版。

[三十八]参见《环球时报》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日文章《鹰派兴起是中国之福》(作者:程文亚),第十四版〈国际论坛〉。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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