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香燕《长歌行过美丽岛》

长歌行过美丽岛多年以后,美丽岛事件尘埃落定,漩涡中心的人物个个都出版了厚厚的回忆录,如同好莱坞大片“英雄归来”的情节。但是,若要我推荐关于美丽岛事件的书,又只能挑选一本,我的答桉恐怕与众不同,我会说那是唐香燕写的《长歌行过美丽岛——写给年轻的你》。唐香燕是《美丽岛》杂志编辑及美丽岛受刑人陈忠信的妻子,知识分子气质十足的陈忠信不处于党外运动的核心位置,虽然坐了四年牢,并不属于受军法审判、判刑最重的群体。而此前唐香燕只是一个热爱文学、性情浪漫的外省家庭的小女生,对于政治并无太大的兴趣和太深的关切。但恰恰因着这种“边缘性”,使得这本书既有当事人的历史现场感,更有一种超越性的视角。

这本书不是为了争取或奠定作者及其家人的“历史地位”而写的,它是母亲写给儿子、跟儿子分享自己的生命历程的文字。读着书中的很多段落,让我想起自己在十八岁离家到北大唸书时,母亲从四川的小镇给我写的那些讲述家族往事的信。这样的文字,有水晶般的透剔与单纯,而没有刻意经营的匠心。难怪儿子陈函谿读了之后会说:“我爱看他们那些好友江湖重逢,长夜相聚,天南地北,肝胆相照,无所不谈。……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最严峻的挑战与上天的不公,度过最黑暗的夜晚,一同迎向朝阳的晨曦。”历史就是这样永最简单朴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有一天,邪恶像毒蛇一样闯进来

我向来对于高调的英雄主义向来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的人性观是建立在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软弱之上。那些自诩为英雄的人物,在自传中将自己塑造得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物,要么是过于自恋和自大,要么是惯于说谎、自欺欺人。同样是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施明德,就两者兼而有之。这种人,千万要离他远远的,否则会被他灼伤。

反之,我喜欢阅读那些呈现真实人性的文字,帕斯卡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芦苇不是钢筋,芦苇是柔弱的。唐香燕生动地描绘了当听到警察粗鲁的敲门声时的自然反应:敲门声突然响起,她起床穿衣服,却找不到袖子,慌乱中怎么也穿不进去。丈夫在旁边帮她穿上外套,并在她耳边说,“不要慌”。丈夫被带走之后,她“刚想要哭,就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从身体裡面涌出来。但是不能哭,不能浪费时间,全身的力气同时朝上奔,把快要冲出来的嚎啕大哭硬在喉头拦住”。最能打动人心的,从来都是这样诚实而朴实的文字。

专制政权刻意营造一种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恐惧氛围,这种精神氛围比荷枪实弹更加可怕。那时的恐惧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恐怕后人已经难以置信了,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据说一对党外夫妇在大逮捕开始后就跳上火车,然后两三个星期没有下火车,不断的南来北往,不断的更换列车,后来实在受不了火车了才心一横下车。”唐香燕坦然承认:“怎么不怕,怕得要死,我们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也记得刘晓波后来回忆六四屠杀之后被便衣警察抓捕的场景,他并不掩饰当时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的细节。而我在被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走时,也一度恐惧得如哮喘病人般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大脑中惟一能思考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要我拉到荒郊野外活埋了?

恐惧感毁灭正常的人性。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如此描述西奥塞古统治下的罗马尼亚社会:人际关係日益恶化、一切都始终悬空在积聚和爆发之间不能动弹、生活裡充满了拖延,怀疑和恐惧像肿瘤一样疯长、精神分裂症状全面爆发、私人生活被一步步缩减乃至最后消失、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个被称为权力的恶魔在阴险地不断扩张。在家裡,在思想上,在婚床上,到处是黑暗的权力。在这个黑洞裡,是恶魔般的残暴和根深蔕固的愚昧、无限的空虚、人性的丧失、人的动物化。谎言变得越来越猖狂、绝望伴随着疯狂、顺从掺杂着愤世嫉俗。而前辈作家王鼎钧眼中的台湾社会,宛如一望无际的荆丛,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那时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话暗中流传:“你心裡想的、最好别说出来,你口裡说的、最好别写出来,如果你写出、最好别发表,如果发表了、你要立刻否认。”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鼎公多年来如履薄冰:“我极力避免写信,也不和别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的剪成碎屑丢进公厕的马桶,我不保存来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烂捣成纸浆,再借倾盆大雨冲走。特务抓人,顺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

恐惧与邪恶是一枚硬币之两面。唐香燕书中的若干细节亦可与马内阿和王鼎钧的描述彼此印证。其中有两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第一个是:“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洗手间的抽水马桶非常肮髒,秽物没冲,是有人进来用过,不想冲乾淨。”显然,那个私闯民宅的特务故意这样做,既有羞辱的用意,也有警告的信号。那个特务并不认为他是在做一件坏事,反而有一种顽童搞恶作剧的心态。是愚昧导致专横,是专横激发出人性的阴暗面。第二个故事是:有一次,她去探监,一名负责审查信件的人主动对她说:“唐小姐,你的信写得实在太好了!”那么,她该怎样回答此人呢?怎能感谢审查信件的人?她只能点点头,表示听见了。而这个细节则表明,即便是从事最不堪的刺探他人隐私的工作的人,内心深处也仍然有可能保有一丝同情心以及对文字之美的欣赏。

爱为什麽高于正义?

书中最精彩的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动盪美丽岛:侧记唐文标》。唐文标不是美丽岛受刑人,其本行也不是文艺,而是一名留美回台的科学家,却跟党外人士和异议作家圈关係密切,是“来去赤条条无条挂”的大侠式的人物。我最早知道唐文标的名字,是从文坛前辈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年代》那本书中。唐文标喜欢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们的灵魂还有甚么值得称述的话,那就是它燃烧得比别人热烈”,尉天骢说,这句话也正可以形容唐文标自己。在唐香燕笔下,唐文标是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朋友,是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的人物。

当然,那个时代不仅仅有一个唐文标。陈忠信桉定谳之后,唐香燕送给两位律师各一套参与编辑的书,那是他们承担压力后,惟一得到的一点物质回报。唐香燕感叹说:“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们那个时代才会有的事,灿如明星宝石。”这也正应了尉天骢的书名“我们的年代”——“我们的年代”这个说法,多么沉重,又多么骄傲!这让我想起中国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我是一名八十年的“迟到者”,我考入北京大学时已经是万物萧瑟的一九九二年,只能从残存的文字中追寻缕缕的微光,比如阅读查建英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一个分文不取,甚至掏钱帮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人权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共当局的铁拳下艰难地捍卫法律的独立与尊严。

当历史的那一页翻过去之后,或许后人看到的只有诗意和荣耀,即便当事人的回忆,也常常是举重若轻。唐香燕用白描手法记述了丈夫被抓走后,她跟一群难属相濡以沫、併肩作战的往事。读到这样的段落,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被软禁、被绑架、被施加酷刑的日子,我妻子的处境比唐香燕还要糟糕:陈忠信是被警察“依法”抓走的,之后唐香燕还能自由行动,与其他难属一起商量对策;而我是被秘密警察用黑帮式的方式绑架走的,我妻子继续被非法软禁在家中几天几夜。因为恐惧和焦虑,短短几天时间,她那乌黑浓密的头髮掉了差不多一半。当我获释以后跟她再次相见时,才知道伍子胥一夜白头并不是夸张的典故。

坐牢的囚徒,日子当然不好过;而监狱外的亲人,承担着更多的压力与苦楚,正如唐香燕所说:“女人得接下先生的生命重量,为他照顾家庭,整顿物业,甚至为他继续他的政治工作。”政治犯的难属当中,有代夫出征,在政治上打出另一片天地的铁娘子,更多的则是操持家务、奉养老人和抚育儿女的平凡女子。在唐香燕笔下,有一位容貌端庄细緻的太太,在先生入狱后才发现先生在外另有家室和孩子。“她的泪水,掺和了多重的伤心。”在公众眼中的民主先驱,未必是忠诚的丈夫,在妻子眼中高贵的丈夫,才真正有高贵的人格。还有一位热情勇敢的女子,只是受刑人的恋人而不是太太,却不弃不离,以“未婚妻”的名义去监狱送食品和衣物。后来唐香燕与她偶然相遇,她说,对方的家人不能接受她,因为她不是单纯的女子,有过丰富的情史,甚至还有孩子。唐香燕永远都记得“她在暮色晚风中真情流露的惨惨一笑”。

最勇敢的,不是十二月党人,而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唐香燕写道:“回想起来,大难来时,这些女人,不论是太太还是情人,没有一位背弃她们的先生、情人,没有一位扔下人生的重负不面对。”在人权自由路上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刘晓波,充满感激地写了一篇题为《心牢裡的女人》的文章,讚美那些沉默而坚韧的良心犯的妻子。没有经过苦难的淬炼,没有看过血肉模煳的人生,就不可能明白“爱永远高于正义”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许多单单以正义为政治理想的人,往往轻视和忽视爱的价值,于是,他们迅速沦为其反对的独裁者的孪生兄弟。因为,没有爱的、自以为是的正义,岂不是另一种独裁的开端?

最好的疗伤,是从伤口中取墨

每一个与黑暗对抗的战士,同时也是黑暗的受害者。每一场与黑暗的殊死搏斗,战士都会筋疲力尽、遍体鳞伤。而最深的伤口,非关乎肉体,乃关乎心灵。

当陈光诚一家逃离中国之后,我在其获得“杜鲁门-雷根自由奖”的晚宴上与之相遇。当我们谈及他的英文版自传和中文版自传时,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说,最后一次校对文稿时,她要非常有勇气才能完成,那意味着再次体验当初那地狱般的折磨。但完成之后,她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彷佛从重创中慢慢痊癒。是的,回忆和写作是最好的疗伤方式。

我的评论文字常常有金戈铁马之声,也就是某些“理中客”所说的“偏激”,那是因为我与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中共政权狭路相逢,惟有如此才能阻止它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但我所心仪的最高境界的文字,是王鼎钧、高尔泰式的澄静而平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最让我讶异的是,唐香燕远远没有那么“老”,其文字却已然臻于“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的境界。或许,这些文字最初设定的对象是在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的、与台湾民主化同步成长的儿子,所以才会如此娓娓道来、打动人心。

书中有两个细节,一反一正,一荫一阳,共同呈现出完整的人性。第一个细节是,美丽岛大审前夕,当局委託一名高官关先生(关中)与难属接触。有一次,唐香燕受众人委託,打电话去联繫,接电话的或许是关家的女佣,说去请示主人。在等候的一两分钟裡,唐香燕从话筒中听到麻将桌上洗牌的声音,听到女子的笑语漫谈。那是一个星期天,有人的星期天祥和安好,有人的星期天愁肠百结。果然,对方说主人不在,明天再打来。唐香燕感概说:“他们可以选择不听。他们随时可以更改。他们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已经被一张很大的罗网圈围起来,他们比我们更知道罗网裡面每一个角落的事情。”多年以后,唐香燕在电视上看到关先生因为女儿跳楼自杀,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再次想起当年的那一幕场景,澹澹地写了一句:“原来关先生是会喊痛的人。”她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只是引人往下思索:当年,企图对反对派处以死刑时,那些高官显贵为何从不思量受刑人也有家人,也是人子及人父?人要“爱人如己”为何那么难?正如罗青作词、李泰祥作曲的那首被齐豫传唱的诗句“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另一个细节则温暖人心。陈忠信的好友、作曲家赖德和作了一首《前奏与赋格》,作为新婚礼物送给陈忠信和唐香燕。陈忠信被捕之后,国家音乐厅有首场演出,唐香燕独自去聆听。作曲家在台上解说,前奏意味着新娘的聪慧,赋格象徵着新郎的悲剧性格。“现在新郎出事了不能来,新娘子一个人在台下。我们一起陪她来听为她和她先生做的这首曲子。”那个晚上,美好的音符和美好的人性充满了那间大厅。不过,如果要比较威权体制与极权体制之差异,可拿另一个细节来参照:被誉为“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家王西麟为天安门母亲写了一首交响曲,在公开演出前夕却被叫停,他只能到国外去演出,并将CD送给天安门母亲们。

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写过一本不拘一格的人物列传《黑暗时代的人们》,《长歌行过美丽岛》可称之为台湾版的“黑暗时代的人们”。面对不同的黑暗,反抗的方式却是一样的:让自己的生命像星辰一样发光。唐香燕写道:“人世残酷,人生多艰,但流荡于时间与空间裡的音乐所捕捉与呈现的是多么的超脱与纯粹。前奏与赋格,其实是爱的礼赞,是送给所有沧桑生命的礼物。”是的,有音乐和文字,有爱人和友人,有爱和悲悯之心,就能坚持到黎明到来的那一刻。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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