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心，便必有边缘，而且中心与边缘永远处于对立的力学场中；而且不仅对立，还时时发生着挤压与碰撞。“城里的拼命想出城，城外的又拼命想进城”（《围城》），此之谓“置换冲动”；“肉欲赤裸裸她向道德内部引爆，结果两败俱伤，横尸遍野”（《废都》），此之谓“胡搅蛮缠”；“骑破车丢双手还要闯红灯——因为老子活腻了不在乎头上起包七窍流血四肢散架过把瘾就成”（《撤大把》），此之谓“痞子肇皮”。故尔“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似乎只有“局外人”才晓得这些风风火火或悠悠闲闲、彻彻底底或潇潇洒洒的“推石上山”者有多么荒诞！
当然，“局外人”无疑是绝对的边缘人，甚至应该理解为整个人类的旁观者。美国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在“旁观”地球时，发出由衷的赞叹，“地球是一个蓝色的美丽的大球！”而这个蓝色的美丽的大球正被执迷不悟的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毁灭着。老子如是看待人类，庄子如是看待人类，释迦牟尼何尝不是如是看待人类呢？他们是真正的局外人，不过，他们是怀着对人类的无限悲悯，因为他们的智慧，已超越了人类的“功利”与“价值”。因此我们大可认为这些超级智者是站在天外旁观人类的绝对孤独者。这种孤独及其所发出的独话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此乐应是天上有，人间能得几时闻？”
大智慧是人类的自我放逐者。但他要向人类喊话，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眼里淌着一滴清泪。（甲骨文“独”写作眼流泪也）屈原是被放逐者，被迫过着边缘人的生活。他的眼里也充满着泪。不过那是失宠后委屈的泪，欲辩诬的泪，思君念君忠心不二的泪；当然也有人生迷惘、价值失落，甚至上下求索而又彷徨无助的孤独的泪。
东坡的大半生也是被放逐者，放逐得真正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当然被迫过着远离中心的边缘人生活。他的眼里当然也充满着屈原那种泪。不过生性旷达、一辈子都极力推崇陶潜的他，却在人生的逆境中，从庄子那儿感悟了人生的“境界美”。他用艺术抚慰他的创伤，用琴棋书画消解他的孤独，用诗和酒来升华他的泪。
张岱的大半生也是被放逐者，是被异族所放逐，作为明朝遗臣，已边缘到亡国奴的生活中。人生的实际困境，实在超过了东坡。他想到过放弃生命，但他无法放弃他的学问（《石匮书》的写作，；他想到过卖身投靠，但他无法走出艺术美对他的诱惑。人生如此两难，他当然孤独，他理应比东坡更多酸楚的泪。
余光中也是被放逐者，是一个政权把另一个政权放逐到版图最边缘的孤岛上的一大群人中的一个。既然是莫名其妙的被放逐者，心中也就莫名其妙地总感觉有点“被边缘”的失落。因此，对大陆总莫名其妙地时时溢出弃儿对母亲般的眷恋的泪。后来终于醒悟，半个世纪的隔绝，梦中的“中心”渐退，现实的“中心”早已形成，而且自己正在当中。 以上这些都是被放逐者，是政治上的被放逐，不是文化上的被放逐。奇怪的是，政治上的被放逐，却往往意外地收获了文学艺术上的辉煌。这差不多成了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学艺术“成就”的定势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唯一的例外恐怕是大陆一次又一次对知识份子的放逐与边缘化，结果是知识份子集体人格的大失落，造成一代代空前绝后的集体“大失语”。他们是一群彼此怀着戒心，却又无时无刻不想咬破对方喉管，灵魂孤独得发疯的狼。他们眼中再也不敢有泪，泪往心里流。这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所幸，极小部份幸存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发出了人的声音，找回了自我。（如大家熟知的王元化、金克木、流沙河、……）
而文化上自我放逐者的命运如何呢？张爱玲把自己放逐到另一种文化里去，结果不得不边缘化，紧接着是几十年的失语，最后在绝对孤独中悄然死去。北岛、杨炼、顾城们也把自己放逐到另一种文化里去，他们也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往中心钻，但不得不边缘化。国土与文化双重的无家可归者们徘徊在繁华的街头，就象饿狼徘徊在荒原。他们孤独，他们绝望，他们的泪不得不一次次变成空胃中涌动的胄酸。他们成了没法跟人类（他们斥之谓经济动物）沟通的卡夫卡，一夜醒来，变成一只失语的大甲虫。（完成中国“独”字的宿命：非犬即虫，或即犬即虫。）
米兰·昆德拉也是从一个阵营自我放逐到另一个阵营者。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因政治、文化的多中心对抗、中心跟边缘的对立早已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共语”破裂，这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杂语时代……因此，一方面他不媚俗，不愿他的生命回果只是甜笑，所以他拒绝（不能承受）轻；另一方面，他又是从专制牙缝里侥悻出逃者，真正的重对他依然是一种恐惧与压力，（属于中国人比喻的”胆都差点吓破的猴子“），敏感的他无从摆脱这种感觉，又无从摆脱”重“的诱惑。于是他把卡夫卡的无奈变成他独有的假笑。——沉思申自我安慰的假笑，象孤独的夜行人在荒原中所吹的小曲。
米兰·昆德拉们为了抵抗失忆，为了拒绝“轻”，找到了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这就很有一点儿当年陶渊明自我放逐、归隐田园的命意。——官场中少了一个小官，文学却多了一位大家。“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龙应台《干杯吧！托马斯·曼》）
我是先天的孤独者，我爱孤独。我给我文革前的三个诗集自作的封面，就可略见我少年时即已有这本质变态的倾向——《残萤集》：一个夜行者在荒原留下一串斑驳的足迹，有如暗夜里点点残萤；《落叶集》：一片孤独的落叶在夜风中挣扎；《乌夜啼》，一只孤独的乌鸦站在一弯残月上，正张大着嘴向着茫茫夜空号啼。从文革前开始，我不仅自我放逐到偏远的盐源彝族自治县下乡务农，而且几十年来，拒绝“中心”的诱惑。——无论这中心是极权政治的霸权文化，还是什么“新时期”的反思文化或精英文化，还是眼下市场化的通俗——庸俗文化。“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忆？！”这句写于文革中的诗句，几乎成为我灵魂寻找家园孤苦而无助的自我安慰的壮胆曲。而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孤独已成为我的癖好时，我才知我已无可救药了。
不过，连弄臣东方朔为抢救他“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格，都时时告诫自己要“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史记·滑稽列传》）以涓介于世的独立不变以应万变。身处莫测之世，孤独，也许只有孤独才能自救了。——连摇滚乐手不也在大吼特吼“这世界变化快”么？
眼下，有人“以笔为旗”，号召“抵抗投降”，发出对当前“文化的低潮和堕落”的不满。但不知怎么搞的，这位独自一人在高岗上挥舞红旗高吼“我们需要抗战文学”的自我放逐者的形象，总令我想起《芙蓉镇》片尾那个身穿红卫兵服、手敲破锣、高喊“运动了！”的革命疯子。这恐怕是因为“旗”及“旗手”对中华民族的蹂躏与掠夺给我的印象过于深刻之故，对这些中毒甚深的老红卫兵的“红卫兵情结”，（向日葵情结），心中由不得生出一股“可悯”悲情。正如我对“红歌黄唱”、“把领袖标准像化着道道避邪咒符悬在万千司机面前”的聪明人的商业技巧也同样生出一股“可悯”悲情一样。我们毕竟生活在“杂语时代”，要学会容忍，哪怕是疯子发出的声音。
加缪《艺术家及其时代》中说：
今天，创造就是危险地创造。任何发表都是一种行动，而这行动会引起一个什么也不饶恕的时代的激烈的情绪。因此，问题不在于会知道这是否有损于艺术，对于一切没有艺术或艺术的含义就不能生活的人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知道在如此多的意识形态（多么多的教堂，怎样的孤独啊！）的治安之中，创造的奇特的自由如何才是可能的。
几十年来，我为了创造“奇特的自由”，吐“思”作茧，自我放逐自我封闭。这无疑是一种变态，——孤独的虫对“自由。的创造性变态。或许，这也正是庄子”蝴蝶梦“的全部内涵。每当我的心中生出对人类”可悯“悲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正用我美丽的翅膀飞向苍穹。——也许，我根本飞不出这”城堡“，也许，我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夜悄然死去。但我毕竟飞过了。我自信我已超越了屈原，超越了东坡和张岱，超越了余光中和张爱玲，超越了所有失语的人和把艺术用于”功利“目的的人。
然而，我的眼中仍有一滴清泪，因为我仍然孤独，而且我清楚自己并非真正的旁观者。
1994.10《读书笔记》
1996·4·20 改
文章来源：陈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