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明朝书生》之二
我刚进大学的头一年，对学校的环境和人都还很陌生。我也不是那种用功于学业的好学生，每天早上的第一节课总是要迟到。那时我二十岁，正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对于将来没什么打算，头脑里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性幻想。当时我住的那栋楼叫“十舍”，在操场的边上。已经进入晚秋的一天下午，和我同宿舍的小苏州端着一架海鸥牌照相机，为我拍了几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我靠在我们宿舍的窗户外，面向操场和夕阳。我独自一人，或朋友来玩时，翻开影集，总会看到这一张。现在大学生活已经过去六年了，我回过头看它时，真是感到有些陌生了，而且大学的遗物也在渐渐失去，如那时我上课记的几十本笔记现在已找不到几本，失去的原因是它们的作用日趋暗淡，加上我几乎每年一次的搬迁，很多无用的东西被当做垃圾清理，这种情况下笔记当然难逃劫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倍加珍惜这张黑白照片，也是必然的。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的我，是一个偶尔被人称作诗人，偶尔也自以为是个诗人的三十岁的人。我写第一首诗的时间在高中，第一次公开发表诗的时间也是在高中。不过那是发表在当时的校刊上，读者也局限于当时在校的学生。上了大学，我因对所学专业无甚兴趣，在课余我就又操持起诗歌写作。我有高中时的经验和底子，一首叫“湖边”的写景诗很顺利地在“艾略特”诗社社刊登载出来，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把那本崭新的油印册子从信箱传达我手中时，我曾小小地激动了一把。接着我被告知在某月某日某时去校学生会领取“湖边”的稿酬二元。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第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志同道合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做朋友的人，他有一首写毕业生的诗与我的诗发在同一期，此刻也是来取稿酬的，他的名字叫杨广。我们从学生会出来，就一起往校园外走去。在路上我们透露了各自的背景，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博得朋友信任的唯一也是最佳的手段。穿过好几条小路，我们来到省美术馆，杨广请我看了一场画展。看完已是黄昏，我们又沿着来时的方向继续往前走，在一家路边小摊子上，每人吃一碗面条权作晚饭。现在我还记得他那首写毕业生的诗，其中一些句子如，日光灯交错着他们的理想，他们背着沉重的大书包，就像背着他们的前途，等等。
我们认识以后就经常往对方的宿舍跑。下午没课的时候，我总去他那儿绕一下，有时他不在，他在的话，就会给我沏一杯茶，递给我一支烟，关心关心我的学习情况。他宿舍里有一个瘦子特别引人注目，我几乎每次都看到他和一个女孩钻在蚊帐里。他们还有不到一年就要离开学校，很多想法就与像我这样初进大学的人不一样。杨广也有一个女朋友，模样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不是讲她丑，她脑后扎着一束头发，眼睛也蛮大的，身材也属苗条的那个类型，衣妆打扮还算新潮。我对她的感觉可能与她总是不大理我有关。每次不管在我前面还是在我后面到，她都旁若无人地端张凳子放在杨广的两腿之间，我一见她就识相地与杨广道再见。杨广对我说过他爱这个女孩。他也说过他喜欢南京这个城市，想通过谈女朋友这个途径留在南京。这两者当然并不冲突。不过最后他与那女孩分手了，他本人也没能留成南京，这两个结果之间也并没有多少联系。
我的写诗热情日趋高涨，隔一两天我将写成的诗拿给杨广，他认真读后，会给我提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我大都忘了，我只记得他评完我的诗，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大号的日记本，那上面有他大学时全部的诗。包括那首写毕业生的。我说不清他在写作上对我产生过什么启发。但启发肯定是有的，也许不那么具体，也许是一种气息，一个声音，一些面部动作，或人与人在一起时那种奇妙的影响。然后通过这些再作用于我的写作。那时我还缺乏写作经验，连生活经验也很缺乏，总的来说在各方面都是个学徒。我们在一起彼此都没有任何负担。这也是我们相互吸引和愿意交往的原因。现在我认为我在大学时代没写出一首像样的诗，但这是另一码事。杨广通过发表他诗的一家本市杂志结识了一些人，其中一个女诗人与他处得最好，这个女诗人写过几首赞美女性的诗，曾经引起轰动。一天杨广带着我去她家拜访。我们先在食堂吃好晚饭，再回到他宿舍坐了一会，大概七点多钟，杨广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我坐在车子的后架上，他带着我经过市中心，来到一个大院子。看门老头把我们吆喝下了车。我们一直往里走，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门口停下。窗户里黑乎乎的，杨广敲了几下门，没有动静，他又将耳朵凑在门上听了一会，我看到门前的铁丝上晾着几条短裤，是女人的裤衩，窗台上搁着两双皮鞋。这时候是秋天的天气，天的正中央挂着一轮满月。我们只好作罢。
然后在另一天的同一个时刻我们敲开了女诗人的门，她正在熨裤子，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计，实际上她长得一点不漂亮，但在我们的注视下，显得有点怡然自得和矫情做作。与女诗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基本上是一个陪衬，对他们来说是个既存在（我坐在他们旁边），又不存在（我在他们谈话之外）的影子。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时候无意中你就闯入了别人的生活，有时候你再怎么渴望或努力，你也无法接近他。我想不起那天晚上杨广和女诗人谈了些什么，但女诗人拿出她远在天津的丈夫和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当我们刚坐下来时给我们削苹果，偶尔拢一下头发，抬一抬下颌，这些动作我确定无疑是记得的。我们在女诗人家那张破旧的嘎吱作响的长沙发上，度过了一个无聊的晚上。
杨广是热情的，富有朝气的，他真诚地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看待，从不在我面前发火，很温和而耐心。一次他对我说：“我脾气不好的时候你没看到，实际上我对人的要求是很苛刻的，即使我的女朋友我也经常骂她。”那时我没有领教过他说的这种样子。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现在我和杨广已彻底断绝了交往。断交的原因是我写给他的一封信。是我主动要与他断交的，时间距我认识他两年，距他从学校毕业一年。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我的心思都在写诗上，学业渐渐荒废，考试成绩日下。我虽然有所察觉，但却难以自拔。他毕业后，我与他的书信来往依然很频繁，经过他的推荐，我在那家正规杂志上也发表了几首诗。后来我也单独去过女诗人家几次，每次都被女诗人当作傻子一样教训。这些使我对现实的不满被无可扼止地放大，我也循着惯性越走越远，终于来到了生存的边缘。那一学期我五门功课有三门不及格，心情极坏，补考的压力也很沉重。这逼得我对以往进行思考，于是我决定拿我一直热爱的文学开刀，拿我因文学而建立的友情开刀，首当其冲的人就是杨广。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可以把我当时的举动解释为幼稚，或不加任何评价，但都已无法改变既成的结果。杨广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擦肩而过。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是绝望的产物。我叫他再也别来找我，再也别写信给我，叫他从我的视野中彻底消失，自动灭亡。这使他勃然大怒，任何人都会对此勃然大怒。他发誓将来找到我会狠狠地揍我，他还说他曾借给我一本书，如果我不给他寄过去，他就会立刻坐火车来南京索讨。他的那本书我早就不知道放哪儿了，我确实想还给他，但却无法做到。我战战兢兢地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那种最坏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有杨广的消息，要不是写他，我都快把他忘记了。朋友A曾经说过，爱一个人是让人感动的，恨一个人说明你还关心着他，可怕的是对一个人的忽视，对他的遗忘。但遗忘总会与人相伴，只要我们对世界进行价值判断，比如我们常说“值得”二字，某人值得交往，某事值得去干，或我们让外界的是非观凌驾于自己的判断之上，比如从什么什么角度看这是对的，从什么什么角度看这是错的。另外时间也造就了遗忘，这种说法或许是一个借口。每个人都处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每一时刻我们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的思考也会炯然不同，我们的眼光就会变化莫测，我们随时存在着丧失自己的可能，这与遗忘同样可怕。然而意识到可怕比可怕本身更令人不能忍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杨广是为了拒绝遗忘，这大概比遗忘杨广对杨广来说更加残忍。现在我仅从世俗的角度（如前所述这样讲是不当的）来看待杨广，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尊敬，值得（？）我书写的好朋友。
我不认为我与杨广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中多么好的时光。我与他的差异是明显的，就诗歌写作而言，杨广对他当时的状态极为满意，常津津乐道于一些狭隘的想象，对诗歌的理解过于简单，这些使我难以看到他在艺术上体现出的勃勃生机和他的诗歌写作的美好前景。在做人上，他性格直爽，自信洒脱，也与我的卑微自怜，畏畏缩缩形成对比。杨广和我第三次去那个女诗人家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天阳光晴暖，也可以说万里无云吧，我们穿过绿荫覆盖的街道，来到那个明亮的大院子里，像置身童话世界。女诗人那天的心情看来很好，殷勤地接待了我们。她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羊毛内衣，露出一大截乳房，浑身散发出让我牙根发紧的香水味儿。
前面说过女诗人并不漂亮，但她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相对于我是性的反面，她对我的诱惑来自于我的性无知。那天阳光将女诗人不大的房间映得白花花的。女诗人几乎敞开的胸襟正对着我们，在光线中越来越刺眼。杨广激动得面色红润，说话特别多而混乱，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始终没有落向女诗人的乳房。女诗人讲了一个衣橱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趁丈夫不在家，与一个男人偷情，正在他们都脱光衣服时，她丈夫突然又回来了，那个男的只好躲在衣橱里。她的这个故事有两层意思，一是偷情是允许的，二如果偷情威胁到那个女人的正常生活，那么它又是被禁止的。这明显带有女权主义色彩。杨广说，这个故事真无趣，不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女诗人把双臂抱在胸前，压得两个乳房更加突出。现在我大概对女诗人的故事能够比较准确地分析。但当初我确实被这个故事吓了一跳，并不是说这个故事本身有什么，而是女诗人当着我们两个男人的面讲这个类似于黄色的故事，让我不能承受。而杨广对女诗人的兴趣远大于对她所讲的黄色故事。他不断地催促女诗人把这个故事讲得更细或讲完。女诗人说，没有了，就这些。后来，我们三个打跑牌，就是谁先把手上的牌走完谁就算赢。输的那家按手上剩下的牌计算，每张牌付两毛钱。女诗人输得很惨。打牌时女诗人坐在我的下家，我感到她抓牌的动作很快，不时将手碰到我还没有抓上牌的右手背上。我感到那只手很瘦而冰冷。那天我们在女诗人家吃晚饭，女诗人不停地搛菜给我，把杨广冷落在一边。但杨广一点也没有流露出被冷落的样子，照样热情地称赞女诗人衣服的款式，和女诗人的脸色。弄得女诗人有些害羞，她害羞的模样说实话是很难看的。她反驳杨广说，你怎么啦，怎么啦。不过一个女人的言行是千万不能相信的，那里面虚假的成分可以挤出水，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她用来诱惑杨广的一个工具，杨广又是一个何其聪明的人，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离开女诗人家，回到学校，我当然就睡觉了，杨广却又蹬着他的自行车，去了女诗人家。
在一九八四年秋我与杨广相遇和交往，并且从一开始就很深入，究其原因是孤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孤独，在我周围有不少相处得不错的同学，他们都是一些健康活泼，有头脑，有意志，理解别人，善待别人的人，这样的集体会带给我一种常人所能想象到的安全。我这种孤独与性格有关，从小在人群中我就感到孤独和寒冷。也正因此，在交往过程中我对他就像对兄长一样。我向他诉说我年幼时比较艰苦的生活，当然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并不见得有多苦，无非就是跟外婆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爱，但至少我还属于吃得饱穿得暖的那种，无非就是吃得差一些，穿得赖一些。我与他谈论我那一段经历，过分地夸大了艰苦的成分，仿佛我是一个在泪水中泡大的苦人儿，以此博得杨广的同情之词。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和我的这个卑下的姿势是我与他的关系彻底崩溃的祸根之一。他总是处在怜悯我，关心我的位置上，殊不知怜悯一个人与打击一个人都会产生同样的后果：逃避。除非在心理上和客观上怜悯的一方与被怜悯的一方是平等的。现在想来当时这在我和杨广之间几乎是不可能。他无论在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丰富，包括对女人。那天晚上他又一次返回女诗人家，这事是他毕业以后写信告诉我的。在信中他津津乐道了那天女诗人与他在女诗人充满印度香（也就是我一进女诗人家门所闻到的那种香气）的床上所干的事。现在我明白男女之事并不像他渲染的那样，但我当时一方面被他所写的搞得欲火中烧，一方面我又因眼前现实中一个女人被我之外的人掠夺而感到痛心。这种感觉是奇妙的，难以说清楚，也难以启齿。当然那个女诗人并不是我所爱的女人，她与我没有任何瓜葛，她行色匆匆地路过我身边又消失，我没有产生任何变化。这么多年来，我很少爱别人，尤其女人。我觉得不管多么好的女人，总难免虚荣和虚伪。所谓的男女之爱，实际上是物质之爱，对这种爱我痛恨之极，不亚于对我专业的痛恨。让我心怀芥蒂的只是杨广对他那天艳遇的吹嘘，那么洋洋自得，那么投入。仿佛全世界的男女都不会性交，性交只是他杨广的事，仿佛我是一个阳萎或阉人。
如果说杨广和我在世界观上还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爱”的看法。杨广总喜欢把爱放在嘴上说出来：“我爱我的女朋友”。而我认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谈论爱，但不可轻易对某人说爱，也不可轻易认为自己爱着某人。对那人说爱，或自以为爱着那人，结果只能是对那人的伤害或对自己的不尊重。因在世俗生活里爱永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永远是有缺陷或被怀疑的。在这里我无意说杨广是个不诚实的人。
在得知杨广与女诗人发生性关系后没多长时间，也许是受到某种刺激，我萌生了认真谈一把恋爱的想法。人选方面我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女诗人是不可能的了，我身边的女同学我也不想染指，以免闹出什么乱子。我的恋爱对象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时在本市的邮电学院上学，整个中学时代我与她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二十句，我约她某一天在某个显著的建筑物下见面，她如约前去。由此开始了我的一个不胜其烦的恋爱。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处于主动的地位，约会，约会，再约会。说实话我的举动是令人费解的，我始终没有考虑到那个女孩对我的看法，只是一味地约她出来，一起看电影，或者深夜到人迹罕至的公园谈心。和那个女孩所谈的内容几乎全是家常式的。如我问她有几个哥哥姐姐，几个弟弟妹妹，他们现在都干什么，她的父母对她怎么样，她又是怎么看待她父母的。她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她经常流露出对一些事情的不满或困惑，我就耐心地帮她分析或劝解一番。如此这般，她也觉得有某种必要与我在一起，我约她出来她也很乐意。但很奇怪的是，我们都没有向对方表白或用言语要求一些什么，只是在这些无休止的约会中大谈各自的事情。我的激情也只针对约会本身，并不针对她这个人。一度我曾想过这是否叫谈恋爱。但这种想法老是被又一次的约会冲淡。现在看我那次恋爱（也许不能称作恋爱），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是很光彩，我对那个女孩没有任何感觉，对她说不上好和坏，却又以貌似恋人的方式和她相处，谈一场没有对手的虚无的恋爱，其残忍与杨广的滥爱也没有丝毫的区别。过了一段时间，我与那个女孩这种畸形的关系终因一次约会而中断了。由约会开始，又由约会中断，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
那天晚上我把那个女孩约到玄武湖散步，我们沿着湖边的林荫道一直往前缓缓走去，我们的四周分布着一对对的情侣，有的站在树下，有的坐在石凳上，有的和我们一样在湖边散步，从背后超过我们或迎面往我们背后走去。在这种气氛中，我自然而然地握住了她的手，我也感受到她手指轻微的动作，想握紧我的手。手刚碰到一起的一刹那我有些兴奋，虽然我抓住的只是一只手，但它是异性的手，我抓住的是女人的手，进而我想到了女人的身体。在灰朦朦的月亮和依稀的路灯的照耀下，我们翻过了一个小山坡，在一处凉亭的台阶上挨在一起坐下来，我记得我搂住了她的腰，并且闻到了她衣服的气味，类似于在太阳底下曝晒过的被褥发出的气味，有点呛人。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冲动，搂住她，后来又抱紧她，摩弄她的脖子，她也没有一点推让或拒绝的意思。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把她送到她学校的门口，友好而亲切地说了再见。这是我与她的最后一次相见。与她这次约会的第二天我给她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现在学习很紧张，我们最好别再见面了。这个结局与我和杨广的结局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在我看来，和他们分手的原因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像，都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当时也就是学习受到干扰。
现在（一九九五年）我已经完全放弃了大学时所学的专业，彻底改行了。这样我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我与杨广、女诗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我的初次恋爱。当时我总以为是生存的压力使我难以与他们维持正常的关系，现在看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现在的我同样面临着生存压力，这种压力会伴随到人生命的结束。用句最通俗的话说，如果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是他不乐意干的事情，那么这时的生存压力于他是有害的，会使他的生活变得很紊乱，也影响到他对待人的正确的态度；反之，生存压力将是良性和健康的。因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选择的重要。我这是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绝望之中的人是无暇作这样的思考的。而且有些人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生存压力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对于前途很茫然，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就属于这种类型。他自信什么都能干，就是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大白天就喜欢往床上一躺，眼睛盯着天花板的某一处看。你要是跟他谈话，他也会显出痛苦的神情。
我经常骑自行车去我母校的校园，除了那些楼房还是老样子，整个气氛已很陌生了。那些背着书包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的学生，在我眼中都是一些刚刚脱离奶嘴的小孩子。由此我想到当年的我和杨广，也是那么年轻，我们之间的误会真是不足挂齿。但从感情上我又不愿意与杨广重新恢复联系，我不是当年的我，杨广也不是当年的杨广，就是我想与当年的杨广恢复友谊，或向当年的杨广道歉，或向当年的杨广解释我和他绝交的原委，我也已无法回到十年之前。杨广与我交往的证明，只有一样现在我还留着，就是抽烟的习惯。那时我们俩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吧嗒吧嗒地抽香烟。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发黄。我们抽的是一块二一包的“天星”，这种烟现在市场上已找不到了。后来我自己也买烟抽，开始了一个烟民的生涯，直至现在。不过说不准我哪天会把烟戒了，那么他与我交往的证明就更加稀少了。
杨广毕业前夕的一个傍晚，他找到我，说晚上有人请客，要我也去。我随他来到学校大门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杨广与他们打招呼，并和其中的几个人开玩笑。他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向他们点点头。这天晚上请客的看来是靠墙坐着的一个头发梳得锃亮的年轻人，他气派十足，给每人点了一杯维斯基酒，他说洋酒喝起来过瘾。坐在他旁边，有一个留着长辫子的女孩，叫包剑秋。席间年轻人对包剑秋关怀备至，宛如一对情人似的。包剑秋好像挺高兴，端着酒，叼着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饭后我听杨广说，那个年轻人老想占包剑秋的便宜，包剑秋对他其实是很讨厌的。不过从表面上我一点也看不出。听杨广的口气，那个年轻人是个混子，家境还不错，可本人却不学无术。他有一个癖好，喜欢与有艺术气质的人在一起，那天晚上他请的几乎都是那个“艾略特”诗社里活跃的分子。饭桌上年轻人大发议论：“这个社会的栋梁是那些有教养的人，如在座的诸位。”听他这么说，大家一下子振奋起来，好像我们都是有教养的人。年轻人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招呼餐馆老板再上一盘炒仔鸡。我们吃得杯盘狼藉，只有那个年轻人很少动筷子，自顾自唠叨着有教养和没教养的区别。后来我和这次聚会的大多数人都成了朋友，当然现在都不来往了，除了包剑秋。
包剑秋现在一家大型电子管厂工作，已结婚生小孩了。我想混顿饭吃或想找个地方坐坐时，就去她家。她丈夫是与她一个厂的工人，虽然没什么文化，我想还是有教养的吧，我和他之间无话不谈。有一次和他喝酒时，我谈到这么多年来老同学老朋友中怎么单单与包剑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从那次小餐馆的聚会认识包剑秋以后，包剑秋就粘上我了，拉我一起去跳舞，我告诉她我不会跳，她说她教我，保证教会我。但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到现在仍不会。后来她又给我介绍女朋友，也是谈一个吹一个。这还不算，后来她又要让她自己做我的女朋友。我说，我怕你了，不要再玩我了，好不好。我们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个在小树林认识的写诗的朋友闹女荒，问我能不能找到女人，大家一起交个朋友。我那个写诗的朋友郑重其事地说，你放心，我不会随便动她，我只是想闻闻女人的味儿。我就做了一个引见的工作。很多天以后，我又见到那个朋友，问他对包剑秋的感觉，他只从鼻子里“哼”了一下，没有下文。此后不久包剑秋就和她的现任丈夫结婚了。她丈夫听完我的这个故事，哈哈一笑说，我们还是喝酒吧。
前几天我去包剑秋家，闲谈中她问我：“以前常跟你一起玩的那个男孩现在怎么样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就是那个胖胖的，老是拿着防裂油往嘴唇上抹的？”我意识到她是在说杨广，就随便敷衍了几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开始回想杨广，但杨广的面貌已含混不清，我只好借助于想象，想象他与我交往的所有的细节，想象当初学校里的情景。这么些年过去了，以前的一切都已不太真实，包剑秋也已老得不成样子，难以推知她当年的容颜，我大概也一样。横穿时空所留下的只有那一张黑白照片，不过它也旧了，有些发黄。
1995．11．25．
文章来源：吴晨骏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