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骏:重返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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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明朝书生》之六

我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个“五一”劳动节,学校宣布放四天假,这之前同学们已经在私下议论假期里的去向,谁都想趁这几天放松一下,出去玩一玩。和我同宿舍的,有三个结伴去离金城最近的旅游景点黄山,据买票的同学回来说,今年去黄山的人特别多,大概是天气特别好的缘故。我对他的这个解释不以为然,哪年不是这样的呢,去黄山是金城人的首选,在当地的小报上经常会出现“黄山游”的字样,说明文人墨客对它的热衷,更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和那些生性好动的年轻学生了。同宿舍的另外几个回家探亲,而我一不想去黄山之类的地方,二不想探亲,我就只好眼巴巴地瞅着别人带着小别的兴奋哼哼唧唧地收拾行李。他们总在反复询问我假期的安排,使我不能不怀疑他们这是故意的。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个计划了,只不过我觉得我的计划与别人无关而没说罢了。这是我的习惯,我喜欢让很多小事成为自己的隐私,然后独自享用它,我能够从中得到比与别人分享更多的乐趣。我的计划是去我上高中的那个小城银城。我高中的三年、我的成长中使我定型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最重要的三年、那再也无法在我心中抹去的三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不论我在银城中学上学时发生了什么,也不论银城中学到底给了我什么,当我现在彻底离开了它,与它再没有任何联系时,我倒是怪想它的。

在去银城的汽车上我想,我的其它经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我与某样东西捆在一起时就拼命想挣脱,最终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被挣脱的假象所迷惑而已。我对这种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思考暗暗得意,我进而想这大概就是人生的悖论吧。我看着窗外的景色中渐渐有了一些熟悉的建筑。在高速公路的边上,一块悬在半空中的路标由远及近、由小到大、即将从我头顶飞过的一瞬间,我读出了上面写的“银城,3公里”。

我落脚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社。门口的那个柜台上,我非常工整地填好了住宿登记表交给服务员。这家旅社的房屋结构很是别致,颇像以前有钱人家的房子,两层楼阁环绕着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里晾了几排被单,有一些我估计是房客的人,散乱地蹲在院角的电视机前。电视里放的,说来挺神奇的,是人所共知的那年的女排锦标赛中国队对美国队,我回金城后才得知中国女排得了冠军,紧接着女排精神被发扬光大。

我穿过院子时比赛正打到关键之处,观众们全都木头人似的,摒着呼吸一动不动,直勾勾注视着电视屏幕。我在电视前停留了一会,就上二楼找我的房间。二楼主管钥匙的服务员是个壮实的妇女,她领我去房间时,拖鞋重重扑着地板,她的两段露在裙子下的小腿肚像两根鼓锤。但是她开锁和推门的动作却显得极其温柔,使我真的想到了贴在旅馆门楣上的“宾至如归”这个招揽顾客的标语。“你要是有贵重物品的话,请存放到柜台,”她背书似地说了这句,然后就不再理我,提着那串钥匙转身去了门外的走廊上。我随身只带一只黄帆布书包,我上课用的书包,塞了一套衣服和一本日记本,我想那个服务员的提醒是多余了。

这是个四人房间,靠窗的床位有人睡过的痕迹,那个床头柜的烟灰缸里躺着些烟头。我巡视完毕,把书包扔在其中一张床上,坐在床沿。银城的两个有名的景点:瘦湖和胖庙,我在上高中时经常去,此次我不再想去了,这使得我有别于一般的游客。我来银城唯一的目的是去我的母校,母校就是我在此地的家。看了它,我便满足了。

房间外面传来一些杂沓的脚步声和几句女人的高声喊叫,但相比于金城的喧闹,我还是感到这里相当地安静,这就显出小城市的优点。银城的这间旅馆,就像是开设在海水深处,偶尔会有几个水泡咯噜咯噜往上翻,除此之外就再无其它的干扰。我正想把鞋子脱了在床上睡下,房门打开了,一个中年汉子在女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来。他是我的同房,看上去像某个乡村集镇的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大大咧咧一屁股压在他的铺位上,在那儿喘了一会粗气,又朝我瞪了一眼,做出想笑的样子。“你是哪儿人?”他一边换拖鞋。他的脸发红,大概刚喝过酒。

“金城。”我说。“你是学生?”他向水瓶走去。“你呢?”我反问他。“我是泰县链条厂的,出差来的。”他给自己泡了杯茶,又把水瓶对着我。我摇摇头说不用。推销员撅嘴往茶杯里吹了口气,喝了少许,把茶杯放下,夸张地叹息了一声。接着他倒下去,把被角拉在肚子上,倾刻从他的鼻翼冒出鼾声,一会重得有如雷鸣,一会轻得让人听不见。旅馆的窗户外长满密密麻麻的枝杈,枝杈的后面是布景一样的天空。我下床整理好衣服,来到门外的走廊上。排球赛还没结束,电视解说员在一个劲地鼓动观众的情绪。我下楼后从那些观众身边走过,就又停脚,站在那些观众后面,向电视屏幕上看去。我发现不管中国队打了好球还是坏球,观众们一概鸦雀无声,一动不动。他们好像与比赛结果没关系,但他们又看得那样专心,真让我不能理解。现在的比分咬得很紧,我在手心里为中国队捏了把汗。不过中国队很快把对手甩开,拿下了这一局,使我又觉得自己刚才的担心很傻。我不得不佩服我前面那些观众的心理素质,他们怎么就能沉得住气。

离开旅馆,我直奔我的母校银城中学。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我从大门走进了我那三年里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它几乎没变,只是由于一段时间的间隔,我得让我记忆中有些模糊的影像和眼前这个真实的物体重叠起来。我努力寻找着以前的那种对校园里的小径驾轻就熟的感觉,但我事实上反应很迟钝。我看到了学校图书馆,看到我高一时上课的教室,高二和高三时上课的那栋楼。我看到了我常去散步的那个小小的花园,在花园里我抱着本英语书朗读上面的课文。我经过我在学校时就已经盖好、现在略显破旧的食堂,到了教过我语文的刘老师家。而当初在学校时我一趟没来过,我只知道他家就在食堂后的这排平房里。他见到我微微吃惊,忙招呼他的女儿,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搬了张椅子给我坐下。

“我寄给你的杂志收到没有?”我是指发表我诗歌的那本,为了感激他曾给我的文学上的启蒙,我把编辑部寄来的两本杂志一本给了他,一本我自己留着。刘老师说收到了,并客气地夸了我几句。

“现在你课程紧吗?”他找着话题对我说。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学习,也顺便问了问他的近况。为了避免即将到来的无话可说的尴尬,我起身向他告辞。他也没有挽留,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就回去了。我不要他送,但他还是坚持把我送到食堂的前面。我把自己想在校园里走走的愿望告诉他,就离开了他,从食堂的门口绕向学校西边。

西边是条小河,这个时候河面上的浮萍正很茂盛。我对这条河的感情非常深,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儿,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晚上。河那边能通到一个商业区,同学们常翻过河上的一座横过河面的围墙,去那边的电影院看电影。一次我弟弟来学校看我,我就领着他翻越围墙,到商业区玩。我弟弟小我几岁,那时他已经工作了,他和我不一样,几乎很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也不像我一样整天考虑诸如理想、人生等等虚无飘渺的事,当时我每每想到他,除了为自己庆幸外还很同情他。我同情他是因为我自以为有些了不起,我弟弟很年幼就在老家的工厂里工作了,而我却能够到一个比家乡的小镇大得多的城市上学。当然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多年的飘泊使我觉得他是比我幸福的,他至少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那次我弟弟来,我先登上了围墙,颤悠悠走过去,站在那边叫他,他一下子跳上围墙的顶端,然后就从那边向我跑来,我想叫他慢一点,我想叫他看着一点脚下,我想说围墙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河水,在围墙上跑太危险了。但他已经迅速跑到了我跟前。我想说的话一句都没来得及说。这事到现在还让我心里存在着愧疚。此刻的小河边只有我一个人,我在河堤上的草里坐下,静看着浮萍在河面的小水波里轻轻地摇晃。

我坐在河堤上想着我那些年里在这所校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不平常的生活的细节,不禁有了一丝伤感。我想着刚才去刘老师家的整个过程,真像一场电影的片断,同时给人无可奈何的迷惘。那时刘老师对我很关心,他是最先看到我在文学上的可能的人。对我的作文总是认真修改,并且常给予高分的鼓励。我在高中时就喜欢看一些文学作品,现在我能记得的很多我认为好的作品都是在那时看的。那时我读书很专心,不似现在这么马虎和浮光掠影,那时我带着对文学的梦想和憧憬读书,认为文学是一种远高于我的难于企及的东西,而现在我的眼光中多了一些实用和做作。刘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总是不苟言笑,在老师们中很独特,他的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我。

我凝视着小河。越过河面看着对岸绿色的菜田,我仿佛听到身后同学们走动的声音,回过头,原来我的老班长徐亚明站在那儿对我笑。在我高中的前两年中他当过我们的班长。后来不知为何他和班主任吵翻了,他那班长的职务也给撤了,不过我始终认为他是我的班长,而对后来的那个班长印象很淡。此刻徐亚明就站在我身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他说。那时每当他知道我某门功课考了高分时就这样赞扬我一下,一开始我乐滋滋的,后来我就警惕起来,我猜测他这样说是为了使我盲目乐观。徐亚明的成绩一向挺好,考试的名次总排在我前面,假如他是个差生,用这种口吻说我我不在乎,一个成绩很棒的徐亚明夸奖我,我就要考虑他的用心。“哪儿啊,我考得不行,”我说。我从地下爬起来,拍拍裤子上粘着的草茎和泥屑,与徐亚明并肩沿着河堤上的小路往前走。我们要去前面的教室上自修。徐亚明平时很随和,进了教室打开课本时一下子变得那么专注,他与课本达成的那种亲密关系我想我是无法体会到。也许我会有一阵子特别用功,仿佛只有课本才是我最可靠的伴侣,但我再怎么也无法像他那样始终如一、将自我完全融入书本。他只要捧起书就再也不是在小河边跟我谈话的那个徐亚明。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当班长时同学们都很敬畏他。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他的个性也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不满,认为他很傲慢。我想他后来不当班长,大概也与此有关。

西去的斜阳照在我身上,也照着河面的浮萍。那时我常站在河堤下靠近水的地方,脚踩着软泥,蜻蜓们在与我目光平行的空间里神经质地飞飞停停。那是在盛夏,河面上集结着无数只蜻蜓,大小不等。我看着其中一只停在我的眼前,我能清晰地听到它翅膀的声音。它飞悬在那儿,细长的身子上每一个关节都绷得笔直,一只三角形的大脑袋对着我,它仿佛在问我为什么到这个小河边来。它仿佛在叫我走开,因为这里是蜻蜓们的天下。蜻蜓不需要别人在一边监视着它们。我伸出手向那只小蜻蜓一掏,可是我握紧的拳头里只有空气,小蜻蜓已开溜到我的手够不着的空中,停在那儿,它在嘲笑我的无能。阳光照着那只蜻蜓闪亮的躯壳,我凝视它,不由得想我要是只蜻蜓多好,多快活,凭着本能觅食,凭着本能避开危险,而不要学习,尤其不需要思考。我想我要是个孩子多好,一个像蜻蜓这样无忧无虑的孩子,每个白天出来飞飞,在飞的时候顺便吃几个小毛虫就可以充饥。我把目光移向一边,看到河堤上一棵棵粗大的向河面倾斜的柳树。这些柳树根部的树皮都很光滑,在很多复习迎考的日子里,我中午总是要捧本书依在树根上,躺在这天然的靠背椅上,耳边是蝉鸣和来自远处的一些空洞的声音。那时我们对学习方法很重视,同学们常在一起讨论,我就想,我在小河边看书,而不在教室,大概也算是一种学习方法。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比如我在河边要背熟一篇课文花的时间远多于在教室里。这是因为教室里有同学们常说的学习的“气氛”,而河边不可能有,河边只有草木和昆虫,它们只知道玩,从来不学习。但是我常来河边的习惯,使得我现在的回忆中加入了瑰丽的色彩。哪怕我将来忘记了中学时其它所有的事情,我也会记得这条小河。

在我重返银城中学的那个下午,我在校园西侧的小河边逗留了一会,然后沿着小河往南走。一排排没有学生的校舍向我身后滑去,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对母校路径的自信。前面是我们每学期都在那儿举行运动会的大操场,操场上立着座西朝东的主席台,每次运动会开幕时,全体同学都要在主席台前走一遭。我跨过操场边低矮的围栏走向主席台。主席台后面是一个废弃的人防洞入口。我看到它仍在那儿。人防洞紧闭的两扇门被蓬勃生长的野草和枯萎的藤蔓覆盖了半截,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大铁锁。

我刚进这所学校时,人防洞的门是虚掩着的,一次我和同学姚邦一起下到洞里。我走完最后一节台阶,闻到洞里有一股霉味,等我的眼睛适应了这里阴暗的环境,我发现这个洞造得很宽,前面黑乎乎的不知通向何处。我真搞不懂人们当时造这个洞有什么用,姚邦说是为了防核武器,躲到这个洞里就不会受到辐射。“人真是聪明啊,象动物一样钻到洞里,除了人,哪个动物能打这么深这么大的洞呢?”我说。我们的说话声彼此听不太清,嗡嗡的,而且有回音。

“要有个手电就好了,”姚邦说。

“什么?”

“手电,”姚邦说,“有个手电就可以看见前面。”

这时我们的脚踩上了薄薄的一层水,我们穿的是黄球鞋,可以抵挡一阵,但我们还是脱下了鞋,提在手上。越往前,水越深,渐渐地水面没过了脚腕,我们迈步时踢水的声音被放大得可怕。

“这是从外面淌进的雨水,”我说。

“也不一定,”姚邦说,“也可能是地下水渗出来的。”

“可这些水往哪里排呢?”

“不清楚,这个洞从来就没真正使用过,排不排水都无所谓。”

此时水面更高了,我们把裤子卷了一道又一道。水的阻力影响了我们前进,走起路来就很费劲。刚进洞时我们只觉得好玩和刺激,而现在我们已深入洞的内部,便思考起我们此行的意义。面对着包围了我们的黑暗,我们感到这样走下去其实很无聊。我在想,我们从主席台后面的洞口进来,一定还有另一个洞口出去,而到达另一个洞口就得经过这些看上去让人沮丧的水。可是我们去另一个洞口干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我想,洞里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危险,假如我们继续呆在洞里、继续往前走,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意外,我们已经不能保护自己。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水蛇、蚂蝗、壁虎、蝙蝠等怪兽的打击,随时都有可能掉入水下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坑中。我停下了,姚邦听不到我走路的水声,就也停住脚步。一旦我们不走,人防洞便更加让人惊颤,从我们弄湿的裤子上不断有水滴滴下,打扰了洞里的静谧。

“我们回头吧,”我说。“回头吧,回头吧,”我被洞里的回音吓了一跳。

“看来这个洞还是挺长的,”姚邦说,“下次得带个手电来。”

然而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都没有再下过这个人防洞,就在我们那次小小的探险之后不久人防洞的门就给锁上了。这个洞居然有人看守,使我想不通。看守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进去过?这些人是学校里的还是专门机构的,我不得而知,我只感到整个事情有些荒诞。锁了门就是说不让人随便进去,就是为了强调这个洞的重要。这就与这个洞本身的实际相背离:即使发生紧急事件,这个洞也不太可能藏人,它里面全是水,多年积蓄起来的水。既然这个洞实际上已是无用之物,为什么还要将它锁起来?更何况将它锁起来,怎么能起到应付紧急事件的作用呢?那么大的锁分明就是不让人进去。只是这个洞的洞口在校园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主席台背后的那片荒地里,我和姚邦还经常去它紧锁的洞门那儿看看。我看到那门上的锁一天天变旧,一天天与它的两扇破门和周围杂乱的植物不相分别。当初锁门的那个人后来不知来这里检查过没有,难道他不觉得他的行为比我们贸然闯进洞去更加没有意义?

突然间有一股悲伤向我袭来,此时此刻我重返母校,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那时的同学们都不在附近。只有我一个人面对人防洞的入口,面对着紧锁的门,无法进到里面。我的班长徐亚明、我的好朋友姚邦都在各自的大学里上学,都在不同的城市。我和他们自从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见面,彼此好像从来就没有在一起过。可他们却与我的回忆、我的经历、我的少年时期密不可分,他们已嵌入了我的思想,他们已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我走到哪儿,我的思想都会带着他们到哪儿。我可以随时让我记忆中的徐亚明或姚邦出现在我的身边,和我说话,和我游戏,和我温习我的那些日渐模糊的往事。在这天下午不太强的阳光中,我真的想将那个十五六岁的姚邦召唤到这个人防洞前,我们并肩坐在这里的土墩上,目光散淡地、毫无深意地看着人防洞即使我们进不去。我们就这样打发下午的时光就很好。我们可以一边揪着地下的草叶一边互相聊更远时候我们儿童时候的事。也许一阵风会摇响人防洞上的大铁锁,也许不会,我们一点不在乎。阳光照得我们和我们四周越来越黄,黄得透明,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苦涩的气味,同时它们是多么香醇的气味,草的气味。

我踩着满地破碎的枝叶,“咔啦咔啦”地从主席台后走到操场上。我发现操场上也并不是没有人,照样也有一些学生在上面做各种运动,跑步,拉单杠。我看着他们都很小,是些小孩子,其实我当时何尝不与他们一般大呢。我心里又一次很不是滋味。这些中学生使我对年龄的无可挽回的增长产生了强烈而新鲜的触动,我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他们移动的充满活力的身影。我依在操场边的围栏上,远远地观察那些中学生,我的脚在松软的沙地上来回蹭出了一道鞋印。操场的东边是学校体育馆,里面只有一个室内篮球场,我们上体育课常在那儿,夏天时那里是很阴凉的。其它班的学生在上文化课,而我们却在体育馆里打篮球,在弯腰踢腿,锻练身体,那感觉真是舒心,真是快活。有时天快黑时,我们每天的晚自习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到操场上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消化一下我们晚上的伙食,以便接下来两个多小时的晚自习能够更有精神。

我跨出操场的围栏,穿过一小片树林来到水泥路上,缓缓地往前走。前面就是学校图书馆的正门,它和学校的小花园紧挨在一起。图书馆当时订有很多杂志,我在学习的间隙常去那里,一边看杂志一边做笔记,写读后感。我对诗歌的爱好就是产生于那时,那时所谓的朦胧诗很盛行,我渐渐地熟悉了这一流派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诗作,像北岛、顾城、舒婷的诗。他们的有些诗我力求能背诵,像大家现在都引为经典的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墓志铭》、顾城的《一代人》。他们对于精神的歌颂以及他们把抽象的精神具象化的艺术手法当时曾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在对诗歌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看他们作品的,因而他们的作品就像天外来的光一样让那时的我眩目不堪,我的尚很弱小的自我完全迷失在那些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里。朦胧诗人们在艺术上显现出的成熟,不但在那个时候,即使现在我也觉得自己不可能达到。去年年底我见到了来金城玩的舒婷,那些曾经进入少年的我的情感和思考的艺术品的制造者、那个作家本人。我对她谦逊的品质尤为欣赏,我看到了卸尽艺术的光芒之后的那个简单的人。由此我想到一个肉体的人如果说他有幸福可言的话,这幸福就在于他能够在他那个时代营造出一种精神的氛围。当然这只是我站在艺术家的立场上的一孔之见。我在银城中学的图书馆里也大量地阅读了当时正走红的一些小说家如王蒙、刘绍棠、丛维熙的小说,他们使得我对小说的技巧有了一个起码的概念。我懂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不仅告诉人们一个使人不能忘怀的故事,而且它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也悄悄地传达给人一个关于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好的密码。这密码因人而异,因小说而异。这密码就是有时显得无比重要的写作技巧。当我破译了某个作家的小说技巧时,我的激动是无法言传的。此刻图书馆庄重的冷清的大门就伫立在我面前,上高中时我背着个旧书包在这个大门里进进出出,当时我并不感觉到我做着一件对今后影响巨大的事,我只是在课余没事时鬼使神差般来到图书馆。然而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我的艺术神经受到了撩拨,就像古琴的弦被手指拨出了第一个音,虽然这个音还不是全部。但这第一个音却有可能引发出全部。姚邦那时也喜欢来这里借书看,有一段时间我来图书馆之前总要喊他一声。他关心的东西与我不同。我熟悉的作家他一个不知道,或者常常搞混。但他在图书馆里坐在我身边看书的那个专心劲儿,却让我钦佩不已,甚至有点嫉妒。若是他捧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他就会一下子被那本书吸过去,面色凝滞,头再也不抬起来,呼吸好像都静止了。一旦看完他就缄默不语,再也不提他看的那本书的内容,他的习惯在我看来是那么的古怪。

假日的校园里清风宜人,图书馆门前几棵高大的梧桐树在那儿径自摆动枝叶。那时我每次在图书馆工作人员清场的叫喊声中走出来、踩在门前这几级台阶上,总略略有些头晕,眼前的这些梧桐树的树身在光线中异常明亮。我总要等到走过图书馆周围的这片清静地带,趋近上课的教室时,脚步的飘忽才会慢慢地正常,我才重又回到我在这个学校学习应该有的心理状态中来,那就是鼓足劲学好必须参加考试的各门功课。而图书馆在大多数老师和同学们那里只不过是个休息和娱乐的地方。我热衷的那些文学书籍被统称为课外书,除了在图书馆我可以冠冕堂皇地看,其它的场合如教室和宿舍里,我只能偷偷地翻一翻它们。由此可以想见图书馆在当时我心目中的地位,它不但与文学相联,而且它同时隐含了我小小的背叛。我对图书馆的喜爱就意味着我的与众不同。现在我还是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比如在我的高中时代,与众不同对一个人健康的成长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至少这使得我不过分依赖别人给我设计好了的一整套生活程序,而是有意去寻求到底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我站在图书馆这边,能够看到学校小花园的围墙。花园里种植着许多种花草,有玉兰、梅花,绝大多数我叫不出名字,一年四季总有些花在开放。花园里的路径细小而曲折,学校的宾馆就建在这个花园里。白天花园的门都是打开着的,只有到夜里才被关起来。我上高一时教室就在花园的旁边,我课间就可以到花园里绕一圈,高二以后教室离花园远了些,我来花园的次数没有以前频繁,但我还是记得很多次我在花园里背英语,好像一边背书一边在花园的小径上踱步心里会更踏实似的。我仿佛又置身于过去的年代里,置身于蜂蝶飞舞、少年们的身影穿梭其间、读书声在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的充满繁忙景象的花园里,我读着书向前走去的时候,另一个同学也目光落在一本书上迎面向我走来,嘴里念念有词,但口齿含混叫人听不清楚。接着又有个学生从我身后快速超过我,他的身影转眼消失在花丛中。后来我的前后出现了很多学生,他们都捧着书,在我的身边或快或慢地走动。虽然他们都低头看着手里的书本,但他们却没有一个撞着我,他们每个人微弱的背书声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声音的雾气,蔓延在花园里。

太阳已明显地向下沉去,涂在花园围墙上的阳光更加柔和。我在银城中学上高中的那几年里,无时无刻不感到高考的压力。我从一个偏僻的小镇考进了银城中学,只因为银城中学的教学质量好,升学律高,若是我最终并没能考取大学,那么进银城中学读书就成了一件可笑的事。在高一和高二时,这种压力还是隐形的,高考似乎还显得比较遥远,但到了高三情况就不一样了,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老师和同学们谈论的话题全是围绕高考,高考的阴影覆盖了我们所有的人,我睁开眼皮就能看到它。一次次的模拟考试缠绕着我们,老师也帮我们分析各种各样题形的答案,同学们除了吃饭睡觉,就都扑到教室里,谁都不愿意在高考之前自己对功课还有什么没有弄懂的地方。我也混在大伙中间试图变得用功和勤奋起来。我和姚邦以前还在一起散步聊天,而高三时我们渐渐地就像陌路人似的不再理睬对方,见面也不打召唤,都心事重重地埋着头擦肩而过。这有点像一万米长跑到了快冲刺的时刻,同学们都集中精力,不敢懈怠。可就是在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我突然间感到自己不行了,挺不住了,我总是听到一个人在我耳边说,你完蛋了,你垮了,你学不好了。一趴到课桌上,一看到课本,我就听见那个人在说话,在和我耳语,你完蛋了。我也就真的认为自己完蛋了。但这样的自我意识在一个人人都忘我读书、像机器人那样无条件接受课本知识迎接高考的集体里,显然是行不通的。我怕被这个集体抛弃,于是就想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沉沦下去,然而我越是这样想,心气就越浮躁,就越看不进书。最后我的精神彻底崩溃到我无法收拾的地步,也就势在必然了。我陷入了对自己的绝望、对功课和高考的绝望、对前途对环境的绝望。有那么几天我一句话不说,我也听不见周围人的任何声音,看不见校园里的任何色彩,仿佛自己已经不存在了。虽然我也背着书包去教室装模作样地听课,看书,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按时去食堂就餐,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人在校园里游动,而大脑却像停顿了。我的眉毛总是紧锁着,脸上一丝血色也没有,一阵风就可以把我吹倒。我已经很久没去学校的小花园,都快把它忘记了,当一天下午我在同学们温习功课时潜出教室,来到花园时,竟然产生了恍若隔世的错觉。

那天我站在花园门口,和我此刻站在图书馆前几乎是同样的时间和同样的天气,我轻轻地推开花园半掩的铁栅栏门。当时花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下午的时光在花园高低不平的地面静静地流淌,我无精打采地沿着花儿们中间的小路向花园深处走。我看到了花园里面的那座外观很豪华的宾馆,平时它不接待客人,只有当上级领导和外校的考察团来学校参观时这里才会热闹一下,所以它的使用效率是很低的。据说盖这座宾馆是由一位有钱的海外校友出资,学校也就不在乎它整天空着,没人住也省去了一笔管理的费用。况且这座宾馆建在校园里,平时又有谁愿意来住呢?只是它好歹也算一个上档次的宾馆,学校用它来装潢门面是足够了。那个下午我在小花园里溜哒,一会儿就到了宾馆的前面,我走过去,想通过它的一扇窗户玻璃向里看,当然我的视线被里面厚厚的窗帘布挡住了。我拿一根手指在窗台上抹了抹。“啊,全是灰,”我自言自语,转身离开了那扇窗。走出了几步,我发现刚才我有个不对劲的地方,我想我哪儿不对劲?我哪儿不对劲?下午的阳光越来越弱,也越来越鲜艳。哦,刚才我说话了,我说“全是灰”,我又能正常地说话了,我又能说些与学习无关的话了。我又对花园里的花儿恢复了视觉,我能分辨出阳光中每一朵花瓣颜色的差别,而不再像前几天那样看到所有的物体都是苍白的。我一时觉得这个花园非常地大,非常地宽广,一眼望不到边全是大片的花,花儿们在原地摆动,形成了丰收的麦地那样的景象。我在花园里东张西望,走来走去,模样很像一个修理花枝和给花施肥的园丁。可我不是真正的园丁,从来不是,我想。我不知道我对这个花园意味着什么,但我也不是一个破坏者,我并不想来糟蹋这个花园。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下午来到花园,整个花园里就我一个人,是那么孤单,只有花儿和我作伴。谁也不知道,是的,没人知道。我坐在一块花地的边上,俯下身子向花儿的根部看,泥土黑黑的,有些潮湿的腐草附着在上面,看来这里有人定期浇水,可是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那个真正的园丁。我气愤地想,为什么那个园丁要躲着我,为什么这个花园里只有我。别的人呢,他们怎么都不到这个花园来?不过这种自怜的情绪只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我又回到了这个现实中的花园,西边的太阳已收回了它的全部光线,只在天空中残留着少许光的痕迹。花园里的一切都撒上了灰黑的颗粒,我已决定这个晚上不去食堂吃晚饭了,我的肚子确实也不饿。我在内心的一股冲动支使下,拨开密密麻麻的花茎,走到花园南面的围墙拐角那儿。这堵围墙被花枝挡住,所以不太引人注目,而且它不在路边,平常就没有足迹会踏上这块地方。

“我要翻到墙那边去,”当时我忽然就有了这个想法,一边审视着围墙。在围墙的那边是学校图书馆的后院,有几棵树的枝干,像猿猴细长的手臂一样,伸到花园的围墙里,我的上方。我感觉它们好像要抚摸我,招呼我过去一样。我扒着围墙上的小格子,使劲一蹬,人就到了墙顶。我居高临下对院子的布局看得很清楚,在我的左手是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小屋的前面有四五间屋子连成一排,侧面对着那间单独的小屋。而我的右手就是图书馆看上去无比高大的后墙,墙上有一扇关闭的门。我抱住一根枝干顺势离开花园的墙头,向下滑到一棵大树的枝丫上,浓密的树叶掩住了我的身子。我蹲在枝丫上的时候,闻到了树叶苦涩和清凉的气味,透过树叶的缝隙,左前方那排小屋的几个窗户里都亮起了暗黄的灯光。“这里住着人家,”我惊奇地想,“他们大概在做晚饭吧。”我悄悄地移下树干,两脚踩在地下一层厚厚的落叶上,发出觅食的动物一样谨慎而固执的脚步声。天色越来越模糊,在小屋的屋脊上映出淡淡的月光,只是我站的地方被四周的墙挡住,照不进月光,就显得更黑一些。我蹑手蹑脚地向院子中的一块空地走过去,直到我走进空地,浑身被月光笼罩时,我的心里才猛然警醒。我整个人怔在那儿,我想我进入了其他人生活的领地,我成了一个侵犯者。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包括从天空中撒下来的月光。在这个院子里,我甚至不是长在一个正常躯体上的肿瘤,因为肿瘤还有那么一个实体,一个形状。而我虽然自以为已经身处这个院子,可在居住于小屋的那家人看来,我其实并不存在,连一个微粒也不存在。我是一个多么可笑和脆弱的侵犯者,我绝对不能让那家人发觉我潜入了院子,看到我和抓住我,否则我就从一个侵犯者沦为一个可耻的盗窃者。他们就会以为我是个卑鄙的小偷,不管我如何辩解。我顾不上我的慌张所带来的一阵与当时的那个院子不太协调的声响,像一条小青蛇一样迅速游回了图书馆的后墙、小花园的围墙以及那间单独的屋子所形成的那个死角,也就是我刚才从一棵大树的枝丫跳落下来的那块枯叶覆盖着的地面。

图书馆门廊上投射着梧桐树粗壮的树冠的影子,这些影子处在一片浑厚的红色之中,那是门廊上涂抹的夕阳的光辉。我一边回忆中学时的往事,一边注视着与图书馆紧邻的花园围墙。这时几个学生从操场那边过来,经过我身边,朝宿舍的方向走。他们可能刚在操场上锻炼,现在他们感到时间不早了,要回宿舍去吃晚饭了。他们把汗衫背心脱下来搭在肩上或拎在手上。我当初在这儿上学时也像他们这样,有过分充裕的精力,总想得到发泄,锻炼就成了我除学习之外最重要的活动。

“你小子走这么快干吗?”一个学生说,他的嗓音听起来还很稚嫩。

“那只能怪你的腿短,”前面的学生立刻回敬了他一句。

他们都有些好奇地向我看,我站着目瞪口呆的样子确实值得人怀疑,他们大概发觉我不像他们的同学,但又不能肯定我是谁。他们走过了好远,其中一个矮个子学生还回了一下头,我猜他们正在议论我。我对他们的议论并不反感,而是有一种发自我心底的欣慰。正是他们延续了我以前的生活,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以前的那个我,身材粗大的姚邦、稳重和善辩的徐亚明也都好像越来越清晰和血肉丰满起来。我真想叫住他们中的一个,和他谈谈话,随便谈些他在这个学校的情况。我知道我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他们和我根本就没有好谈的,虽然我们都同样地与这个学校发生了关系,但我们却在时间上完全错过了。我无奈地看着他们走过的变小的背影,又让自己沉入我高中快毕业的那段日子。

我是抱着历险的想法翻过花园围墙到图书馆的后院的。当晚我回到宿舍后,躺在床上,我的心情还是不能平静。我好像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其实我只是很偶然地发现图书馆后院,一旦我按原路翻出围墙,回到宿舍里,回到同学们的中间,我就成了在大家眼里再正常不过的人。我的担心在于我怕回不来了,我担心我自己处在陌生的院子之中回不来了。我惶恐不安地过了几天,与人说话时也不敢正视对方,小心观察对方的脸色。当时只要有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我诡秘的神情,从而揣度出我一定掩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大家都忙着高考复习,有那么多的模拟试卷要去做,哪会去管别人的闲事。我的谨慎在那种氛围之中就显得十分多余。

渐渐地我也就忘掉了那次历险,和同学们一样认真地看书复习。几个月后我参加了高考,考上金城工学院。银城中学成了我记忆的海面上的一座孤岛,每当夜晚我就会站在海边向它张望,但它老是给我不太真切的感觉。即便现在我来到了这座岛上,触摸到它,看到它在黄昏中的颜色,我的内心仍然感到它的虚幻。那个曾经实实在在的银城中学,在我毕业离开它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嘿,你在这儿!”在我不注意时,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小伙子,他看上去很像姚邦。

“姚邦吗?你怎么也来了?”我问。

那个小伙子把头一昂,露出了下巴上一层淡淡的胡须。他仔细盯了我一会,摇摇头。

“噢,对不起,我看错了,我以为你是……”他说了一个名字,然后倒退几步,便转过身往宿舍楼那边走去。

“你是姚邦吗?”我冲他喊。他听到我的叫声,像遇到鬼怪似地抬高腿向前跑起来。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他灰白色的夹克和肥大的蓝裤子,私下里犯嘀咕,这人真像姚邦,像那时的年轻而有朝气的姚邦。

可是姚邦现在怎么会在这儿呢!他考上了武汉的一家建筑学院,刚进大学时和我通了一封信,后来就再没有消息。没准他正在谈恋爱呢。我们这些人都长大了,有了一些成人的味道。我不知道徐亚明上大学后的具体情况,不过我想他一定不会差的,凭着他的能力他会弄个学生会的干部当当,他天生就是个当官的料子。反正谁也不像我一样喜欢沉湎于往事,放假来到银城中学这个过去呆腻了的地方。

此刻,我周围的图书馆、花园和那些巨大的梧桐树迅速地没入黑暗之中。校园里仿佛除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轻微的风在拍击着我的衣服。我不知不觉中离开了图书馆空空的门廊,走到通往校门的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上。水泥路在图书馆的侧面,透过天幕中映射的稀薄的光,我能看到图书馆侧墙上的木格子窗户。或者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而是凭着我的印象感觉到那些在所有的时刻和所有的年代里都紧紧关闭的木格子窗户。它们的窗框和玻璃上都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我沿着路面向校园门口走。有一会儿我只顾埋头看着自己的脚下,像一个在陌生而寂静的街道上匆匆赶路的行人。我记得过去当我还在这儿读书时,我和姚邦一起讨论过将来,我们感叹将来要是能无拘无束地浪迹天涯有多好。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以往的经历之中,难以自拔,身上缠满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而这次我到母校来,我也不能肯定我是来埋藏我的过去,还是又在我身上添上了新的回忆。

我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心事仍然重重的,我不敢相信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走出了校园,我好像觉得自己仍在校园里游荡。我感到在学校图书馆、小花园、小河、教室、废弃的人防洞以及无数棵梧桐树之间,总有个人在那里逡巡,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现在或是将来,他总不离去。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我。我从校门口向黑黢黢的校园里看去,我甚至看到那个隐在校园里不出来的人正张着嘴向我笑呢。

学校门口的一盏灯下,挂着一面细长的牌子,清楚地写着学校的名字。我有过一张与这个牌子的合影,收藏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和我母亲都为我在这个学校上学而自豪过一阵子。我以前在这儿时,每次走出校门,都要向这个牌子看一眼。当然我现在看它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激情,我现在看它时有种恐惧,伴随着它给我带来的失落。因为它把本应属于我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的、最美妙的少年时期,严严实实地压在它的后面。

我变得垂头丧气起来,顺着围墙的墙根走,踢了踢地上的杂草,蹲下去,扯起一把草叶,握在手上。

“我要把它们带回去,”我想。

1996.10.16.

文章来源:吴晨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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