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举世瞩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实不是没道理。无论将来的历史怎么发展,即无论将来是祸是福,都不影响此役的历史地位:它是江时代以来的二十几年中,最重要的转捩点。

*三中框架:习冒死一搏的准战时体制

三中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改革小组由习主掌;国安会也是习的一把手。到明年两会,不仅方针路线完全确定,而且人事也都调整到位。三中框架就尘埃落定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框架呢?基本就是一个准战时体制,战时才需要的元首体制、统帅体制。即要集中全部的权力、全部的资源到习手中,以利全力推动和紧急动员。80年代以来,一直是党政双首长制,通常都称胡赵体制、江朱体制、胡温体制。所以习接班后大家习惯成自然地称习李体制。但这一惯例现在似乎废了,不存在习李体制,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时代,犹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一样。

可见习如何之雄心勃勃。他访问俄国时说他跟普京的性格相似,现在看来一点不假,他就是要做中国的普京。

习之雄心勃勃,十八大前就有迹象。众所周知,他曾在十八大前神秘失踪半个月,哪个国家元首来了都不见,官方媒体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完全不合常理。当时各种传闻,说他这伤那伤。后来确知,都假的,他就是节骨眼上撂挑子,向中央要全权,不授予全权不干。明摆着就是要胁,而且要胁成功。中共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干过,那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三中框架落实了中央对他的承诺,赋予他便宜行事的全权。江时代以来的所谓集体领导制,尤其是胡温时代的所谓集体总统制,都寿终正寝。从此之后,元老再不能掣肘他,如网上所说,元老都变成老头了;其他常委必须到点退休,更不可能掣肘他;有薄熙来的教训,红二代也很难掣肘他。他的集权程度,几乎超过邓小平,因为邓当时还有所谓八老掣肘,尤其陈云的掣肘。中共历史上,大概只有毛的集权程度超过他。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体制。最终说服各路骄兵悍将接受这种非常体制,接受这柄未来的达摩克利斯剑,无疑是需要因应非常时局,即无疑因为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达成共识,胡温十年不作为导致危机的空前累积,不排除一切阻力无条件建立一种非常体制,随时可能大家一起翻船落水。即统治集团必须推出一个敢于负责任的绝对权威的强人,带领他们闯越激流险滩。

这就是三中全会在权力结构上的意义。这意义唯有中共党史书写的遵义会议可比。中共党史书写的遵义会议,据说确立了毛的绝对权威——当然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十八届三中全会则确定了习的绝对权威。大权在握的习没有半分犹豫,立马手起刀落,斩掉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不仅代表石油系这个国企集团的大哥大,更重要的是,他在任时几乎掌握了除解放军而外的整个的国家暴力,实权甚至比胡温更大。拿他祭旗,对整个统治集团的震撼自不待言。这就不仅从权力结构上、更从心理上开始确立习在体制内的独大地位。

如果还要打个比方,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权威体制,好比50年代初国民党改造时的紧急体制。当时蒋介石也是越过全党,用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常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国安会和体改小组,加上升级版的中纪委,则跟当年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功能类似,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共政治局,完全成了习个人的左膀右臂。目的也跟刚撤到台湾的蒋介石要彻底改造国民党一样,是要彻底改造中共。用四个字概括,这个新权威体制或者说紧急体制的主要使命,就是救党、保权。

*三中战略:左右捭阖,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权力到手了,目标明确了,关键就在怎么做了。那么习近平到底有着怎样的三板斧?

三板斧的第一板,是肃贪,第二板是清党,第三板是经济改革和司法改革为主的所谓全面改革。这些,我认为他一定要动真格。至于能否推得动,以及能否持续,那是另一回事。但他的决心不用怀疑。虽然习近平极为自信自负,但他并不缺问题意识危机意识。他知道胡温留给他是怎样的烂摊子,他知道他再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像胡温那样击鼓传火了,人们一定不会再有耐心等九年,再击鼓传火,这火一定要在他自己任内烧起来。所以他不敢假打,不敢再一味忽悠。

但是这三板斧,我认为都还属于技术层面,不是总的战略,总的指导方针。他的总的战略,总的指导方针是什么呢?我用八个字概括,叫做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什么叫中间突破?先讲个最新的故事。

习接班后,先是讲了一堆自由派高兴的话,比如全面实施宪法,比如把权力关进笼子,比如共产党要能够听得进尖锐的批评。但事实证明自由派高兴太早,因为他很快就转了向,讲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讲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人是男儿,讲群众路线,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全是毛的话语体系。接下来就是整顿网路尤其整顿微博。尤其是批宪政,全面镇压新公民运动,更让自由派大跌眼镜。左派尤其毛左则喜出望外,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薄的崩盘让他们非常失落,他们需要新的教主,正好这时习的话语转向毛,让他们兴奋异常,一股脑儿全变成了习的铁杆粉丝。认为习薄一家,没有薄的习时代照样会全国山河一片红。乌有之乡的旗帜性人物张宏良有个著名的演讲,标题就叫做《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习总书记》。

左派尤其毛左一片欢呼,自由派当然要一边倒地批习。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三中全会闭幕。三中全会前官方的改革高调响彻云霄,把公众的胃口吊得高高的,闭幕时发布的会议公报,却不仅通篇党八股,而且关于改革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一下把自由派和中间派全惹翻了,原来希望越多,这时失望乃至绝望就越多。整个网路尤其微博上,充斥着自由派的非议。很多观望已久的精英都纷纷表示坚决移民。左派尤其毛左则无不欢欣鼓舞,简直把公报的发布当作了狂欢日。

就在两边冰火两重天时,通常要会议闭幕一周之后才发布的会议决定,却突然提前四天全文发布。决定跟公报几乎完全两个调调,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决定的话语方式也很少意识形态,更少毛的话语,属于所谓浅蓝的话语则比比皆是。比如列为所谓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属于典型的蓝色话语,中共从来不用,最多讲到“综合治理”的程度,而那是跟社会管制对接的,跟维稳对接的。现代治理不然,现代治理本质上是公共治理,必须向社会开放,公共参与,官民共治。这实际上已经涉及思维方式的转换了。于是,舆论马上翻个个儿,原来愁眉苦脸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颜开,左派尤其毛左则完全气急败坏,乌有之乡代表的毛左,更是要跟习决裂、向习宣战,认为习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而且是老谋深算的骗子,把他们全给忽悠了。

但这只是开头,左派尤其毛左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去年12月26日是毛诞辰120周年,左派尤其毛左把这天看作与习班长在毛的旗帜下全面会师、左派尤其毛左全面集结的决定性转捩点。为此早就精心准备,大规模造势。习虽然部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当天去纪念堂鞠躬了,讲话中对毛高度肯定了。但部分满足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大打折扣,即习的配合到此为止,再没有传闻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他对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视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更是拦腰一砍只剩五十集,1949年之后的全砍。这尺度跟党内元老李锐说毛“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似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不管怎样,习既敷衍毛左,又刻意为毛诞辰降温、刻意拒绝毛左绑架,这一心态已昭然若揭。毛诞辰纪念是他给毛左的最后一个面子,目的只是为了闯过这一关。这关一过,就懒得再理会他们了。所以,其新年前夜的长篇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无不仅不提毛或毛思想,反倒罕见地重新用“十年动乱”概括文革,想来毛左应是痛心疾首。习的新年献词对马列毛、邓三科,更是不着一字。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铁腕治左,一会儿铁腕治右。仿佛打醉拳似的。习到底是左还是右?他到底要干什么?很多人都看糊涂了。

去年上半年,因为意识形态急剧左转,主流知识界很多人断言,习终于露出真相,他骨子里就是毛左,就是要复辟文革。甚至有人乾脆把他叫毛近平。这些话其实说得太早,太简单化了。习当时打毛旗,大概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话语习惯;二是因为倒薄倒周,需要用这套话语保正统稳群众,避免大震荡;第三,没民主法治时这套在党内还管些用,用用也无妨。但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的。骨子里习并不喜欢毛,这也并不是没有端倪,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习远平代表习家写的纪念习仲勋诞辰的文章,比如央视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都充斥着对毛时代的控诉;而且习远平的文章特意写到习近平十四岁被劳教,15岁获释回家时,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好长时间才恢复。再比如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故意关闭了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等等。都表明了习对毛的真实态度。

习很大程度上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对毛的态度也类似邓。邓对毛其实恨之入骨,能报复的都报复了,比如对江青、对毛远新的羞辱和重刑。故意推出一个完全癡呆的毛新宇来代表毛氏家族,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毛的羞辱和报复。但无论怎样报复都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心照不宣。公开场合,邓还得承认毛,无可奈何。这不仅因为毛确有一定群众基础,更因为毛是整个政权的代表,彻底否定毛,在邓看来一定内战,政权一定动摇,邓没这个胆。邓没有习更没有。所以习对毛,也是骨子里恨,但又不得不承认毛的牌坊,不得不烧香进供。但只能当牌坊供着,不允许对毛的崇拜真正落地,不能让毛的路线真正复活。即实质上是利用毛,虚毛而实邓。毛左对习,纯粹冷脸贴热屁股。

习总是讲不走老路。可见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不走。第一他恨毛,恨文革,第二他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观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时,他不走邪路的话也是真的。他所谓的邪路,当然是指所谓的西方民主或者美国民主,重点就是指三权分立。即不仅不允许所谓颠覆,所谓夺权,连跟共产党分权,也不允许。正因为如此,才有819讲话,才有对网路尤其对微博的大规模整肃,也才有对新公民运动等民间抗争的全面镇压。

也就是说,在习眼里,毛派和自由派都属于他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他所谓的两个极端的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中间群众呢?两个东西,第一是所谓共富,这是他从重庆薄熙来那儿拿来的。他跟薄熙来是政敌,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所谓重庆模式。因为他认为重庆模式能得人心。能得人心的原因就在于所谓共富。薄熙来崩盘了,但薄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的声望一直上扬,至今很多老百姓尤其重庆老百姓仍为薄抱不平,这对习的刺激是很大的。中国的精英,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人士、白领人士,更多倾向自由派;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多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库,只有传统的思想武库,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只能通过向后看找解决办法。即普通老百姓基本左倾,而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习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拿下了薄但要用薄的部分遗产即所谓共富的遗产,来迎合这个底层群体,稳住他们。

但是,这不够。在习看来,迎合这批人只有稳定的意义,而且只能是眼下的稳定,对发展没多大帮助。这批人社会资源少,发展很难靠他们。但必须有发展,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长期的稳定。发展靠谁?当然要靠社会的中上层。所以社会的中上层更必须争取。而社会的中上层往往既求稳更求变。没有实质性的大力度的改革,不可能在他们当中恢复早就失去的信用,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的认可。于是,提炼所谓重庆的共富经验的同时,提取过去改革经验包括汪洋时代广东的改革经验,更刻不容缓。三中决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当初所谓重庆经验和所谓改革经验的全面升级。当然,所谓改革经验更居主导地位。

用共富稳住底层,用他们认为的全面改革稳住中上层,整个中间社会就都稳住了。稳住了中间社会,在习看来政权的巩固就不是问题了。他所认为的极端派即毛派和自由派,就不难彻底边缘化。而一旦彻底边缘化,则不足为虑,动静不大时随你折腾,不理你。动静大了构成干扰了,惹毛了,则坚决打击杀一儆百,镇压成本也不会高。这么一来,则所谓老路邪路都不成气候,他们就可以一门心思直奔他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说,习要的是习近平特色的第三条道路。第一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时对左对右都应付一下,讲点他们喜欢听的话,但不当真,而且坚决不被他们绑架,坚决对他们保持距离保持独立性。因为中国社会被撕裂的太狠了,被哪边绑架都等于自树死敌,而且哪边的基础都不够深实力都不够强。所以要超越所谓的左与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埋头走自己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坚决抵制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搞一点民主搞一点法治。但无论怎么搞民主搞法治,都必须共产党掌握解释权和主导权。共产党领导不能变,中国的所谓根本制度不能变,这是最大的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搞。但如果踩到红线,则什么都不许搞。

第三是既古且洋。洋是舶来的意思,但不是舶来的自由民主,不是宪政,而是舶来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上次政治局学习的主题是读马克思,丝毫不提毛。在共产主义体系中,毛跟马既有一定联系,但更有区别。马在欧洲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马到俄国变成列宁主义尤其史达林主义;马到中国变成最残忍最阴毒的毛泽东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愈往东方走愈变态,愈野蛮。习提倡读马,窃以为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但他也同样重视中华正统文化,因而去山东时特意考察孔庙宣扬儒学。他显然想把中华文化尤其儒学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就这点来说,他也不同于毛,毛根本就以中华正统文化为敌,尤其以儒学为敌。毛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丝毫没有兴趣,自称是山沟沟里面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上述都是既拒绝,又调和。其中更暗含一种根本的调和:观念上是理想主义的,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即真诚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真诚相信共产党必须也能够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操作上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所谓中国梦就是这个意思。梦是空的,无色无味,可以边做边往里面装。

*三中之后:习必定要踢到的两大铁板

以我为主,杂糅百家。这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所谓中间道路,就是习模式的精髓。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因为任何政治主张,都要有实力做基础。而习的实力,恰恰最成问题。

有人会反驳:所有最高权力都抓到手上了,习怎么会缺实力?这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习现在的集权,集的主要是名义权力。名义权力不等于实际力量。政治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政治就是数人头。名义权力到手,不等于人都跟自己走,在官僚集团内部尤其如此。习现在面对一个根本的对立,即习代表的原始股,跟政权代理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对立。他真要推进他所谓的全面改革,真要落实他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一定损失最大。但如前所述,习不动真格又不可能,因为社会不答应,他在这点上压力山大绝无退路。那么官僚集团一定会是他的拦路虎。现在万事才开头,官僚集团还没看清他的牌路,被他的铁腕尤其收拾薄和周的铁腕所震撼。但这只是强光直射下的短暂失明。这状态最多管两年。最多两年后,官僚集团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时习的真麻烦就来了。

习对此有足够预见。国安会、体改组和升级版的中纪委,是他的三大臂膀。急于打造这三大臂膀做什么?目的之一就是对付官僚集团可能的反抗。但且不论这能不能对付有形的反抗,光是对付无形的消极的反抗,就够捉襟见肘的了。这是习的致命短板。习跟毛晚年一样不信任整个官僚集团。但毛有对付官僚集团的杀手锏,以致闹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步,因为他可以让亿万信众指哪打哪。习甩得掉官僚集团么?须知他没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样神一般的绝对权威,完全没有信众可言。同时他也不像毛那样,有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强大而可靠的班底。他接班之前没班底,接班之后才组建班底,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上位之后才追随过来的人,都是没有经过考验的人,忠诚度和才干都成问题。而且新组建的班底,只能限于中央层次尤其三大机构,不可能在权力体系的所有层次都盘根错节。这样的班底也就缺乏基础,如油浮于水。没有可靠班底,註定了他不能不独立寒秋。

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薄弱环节,是习跟邓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的重要,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政策的兑现和改革政策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那要兑了现才能算数;兑现之前,没谁会真的相信他真的跟他走,但要兑现何其难。没有基本盘,名义权力抓得再多,也是流沙上的建筑。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讲一个“势”。所谓权势权势,权必须跟势结合,权必须以势为依託,才可能稳固地起作用。没有势只有权,权力必然空心化。势是什么?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显权力,势就是隐权力。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水上的冰山,势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养成,时间却不会等习近平。一言以蔽之,习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的强权。这孤独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而外,习还面临一个价值危机,或者说人心危机。他的改革决心和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这天花板就是到改革为止。三中那套改革措施如果在十年前胡温接班时推出,没问题,能满足社会需求。最迟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后推出,也还差强人意。但是现在,仅仅改革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了。为什么?因为所谓改革,无非是所谓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权。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党权不受限制,绝对党权不动摇,党权绝不对社会让步。共产党仍然是淩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党,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转化为接受宪政约束、跟反对派共存的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但当下社会所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的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

可以改革,不要宪政,这是习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是什么?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是约束党权。但在习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中共交枪投降,意味着他做戈巴契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的社会需求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无非和平转型还是暴力转型的区别而已,无非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别而已。看不透这点,说明习勇气可嘉,但是智慧不足。他的价值短板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空前複杂的国家的变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习不仅因为全面改革面临跟官僚集团的政治冲突,更因为价值短板面临跟社会需求的脱节,跟社会的价值冲突。那么当他最需要社会支援来解决他跟官僚集团冲突的时候,他会发现社会不理会他,他的身后没有他所需要的人民。传统的人民正在升级成为公民,公民则要求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而这难道是习可能答应的么?所以,尽管习一定全力以赴、一定不惜代价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概率;要打通他想像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或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社会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习不做这样的供给者,一定会有别的供给者。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习的身边,想必早已有别的势力虎视眈眈,早做好了全部准备。习越是把全部权力抓到自己手上,把所谓全面改革变成他一个人的舞台,就越意味着他把全部的责任、全部的风险都一个人扛了起来,他也就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历史不会给他任何重来的机会,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错误。有人说三中全会决定唱的好听,但跟《历史的先声》一书彙集的中共承诺一样都是忽悠。这其实是高估了他们,因为他们的信用卡早就刷爆了,早已经没有了忽悠的本钱。不兑现,即崩盘,这个残酷的现实习比谁都清楚。这根本就是高空钢丝上的独舞,习能走多远?未来三到十年的中国时局,定会更加波谲云诡。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2014年0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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