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举世瞩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实不是没道理。无论将来的历史怎么发展，即无论将来是祸是福，都不影响此役的历史地位：它是江时代以来的二十几年中，最重要的转捩点。
＊三中框架：习冒死一搏的准战时体制
三中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改革小组由习主掌；国安会也是习的一把手。到明年两会，不仅方针路线完全确定，而且人事也都调整到位。三中框架就尘埃落定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框架呢？基本就是一个准战时体制，战时才需要的元首体制、统帅体制。即要集中全部的权力、全部的资源到习手中，以利全力推动和紧急动员。80年代以来，一直是党政双首长制，通常都称胡赵体制、江朱体制、胡温体制。所以习接班后大家习惯成自然地称习李体制。但这一惯例现在似乎废了，不存在习李体制，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时代，犹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一样。
可见习如何之雄心勃勃。他访问俄国时说他跟普京的性格相似，现在看来一点不假，他就是要做中国的普京。
习之雄心勃勃，十八大前就有迹象。众所周知，他曾在十八大前神秘失踪半个月，哪个国家元首来了都不见，官方媒体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完全不合常理。当时各种传闻，说他这伤那伤。后来确知，都假的，他就是节骨眼上撂挑子，向中央要全权，不授予全权不干。明摆着就是要胁，而且要胁成功。中共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干过，那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三中框架落实了中央对他的承诺，赋予他便宜行事的全权。江时代以来的所谓集体领导制，尤其是胡温时代的所谓集体总统制，都寿终正寝。从此之后，元老再不能掣肘他，如网上所说，元老都变成老头了；其他常委必须到点退休，更不可能掣肘他；有薄熙来的教训，红二代也很难掣肘他。他的集权程度，几乎超过邓小平，因为邓当时还有所谓八老掣肘，尤其陈云的掣肘。中共历史上，大概只有毛的集权程度超过他。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体制。最终说服各路骄兵悍将接受这种非常体制，接受这柄未来的达摩克利斯剑，无疑是需要因应非常时局，即无疑因为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达成共识，胡温十年不作为导致危机的空前累积，不排除一切阻力无条件建立一种非常体制，随时可能大家一起翻船落水。即统治集团必须推出一个敢于负责任的绝对权威的强人，带领他们闯越激流险滩。
这就是三中全会在权力结构上的意义。这意义唯有中共党史书写的遵义会议可比。中共党史书写的遵义会议，据说确立了毛的绝对权威——当然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十八届三中全会则确定了习的绝对权威。大权在握的习没有半分犹豫，立马手起刀落，斩掉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不仅代表石油系这个国企集团的大哥大，更重要的是，他在任时几乎掌握了除解放军而外的整个的国家暴力，实权甚至比胡温更大。拿他祭旗，对整个统治集团的震撼自不待言。这就不仅从权力结构上、更从心理上开始确立习在体制内的独大地位。
如果还要打个比方，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权威体制，好比50年代初国民党改造时的紧急体制。当时蒋介石也是越过全党，用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实际取代了国民党中常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国安会和体改小组，加上升级版的中纪委，则跟当年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功能类似，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共政治局，完全成了习个人的左膀右臂。目的也跟刚撤到台湾的蒋介石要彻底改造国民党一样，是要彻底改造中共。用四个字概括，这个新权威体制或者说紧急体制的主要使命，就是救党、保权。
＊三中战略：左右捭阖，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权力到手了，目标明确了，关键就在怎么做了。那么习近平到底有着怎样的三板斧？
三板斧的第一板，是肃贪，第二板是清党，第三板是经济改革和司法改革为主的所谓全面改革。这些，我认为他一定要动真格。至于能否推得动，以及能否持续，那是另一回事。但他的决心不用怀疑。虽然习近平极为自信自负，但他并不缺问题意识危机意识。他知道胡温留给他是怎样的烂摊子，他知道他再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像胡温那样击鼓传火了，人们一定不会再有耐心等九年，再击鼓传火，这火一定要在他自己任内烧起来。所以他不敢假打，不敢再一味忽悠。
但是这三板斧，我认为都还属于技术层面，不是总的战略，总的指导方针。他的总的战略，总的指导方针是什么呢？我用八个字概括，叫做中间突破，强势推进。
什么叫中间突破？先讲个最新的故事。
习接班后，先是讲了一堆自由派高兴的话，比如全面实施宪法，比如把权力关进笼子，比如共产党要能够听得进尖锐的批评。但事实证明自由派高兴太早，因为他很快就转了向，讲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彼此否定，讲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人是男儿，讲群众路线，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全是毛的话语体系。接下来就是整顿网路尤其整顿微博。尤其是批宪政，全面镇压新公民运动，更让自由派大跌眼镜。左派尤其毛左则喜出望外，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薄的崩盘让他们非常失落，他们需要新的教主，正好这时习的话语转向毛，让他们兴奋异常，一股脑儿全变成了习的铁杆粉丝。认为习薄一家，没有薄的习时代照样会全国山河一片红。乌有之乡的旗帜性人物张宏良有个著名的演讲，标题就叫做《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习总书记》。
左派尤其毛左一片欢呼，自由派当然要一边倒地批习。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三中全会闭幕。三中全会前官方的改革高调响彻云霄，把公众的胃口吊得高高的，闭幕时发布的会议公报，却不仅通篇党八股，而且关于改革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一下把自由派和中间派全惹翻了，原来希望越多，这时失望乃至绝望就越多。整个网路尤其微博上，充斥着自由派的非议。很多观望已久的精英都纷纷表示坚决移民。左派尤其毛左则无不欢欣鼓舞，简直把公报的发布当作了狂欢日。
就在两边冰火两重天时，通常要会议闭幕一周之后才发布的会议决定，却突然提前四天全文发布。决定跟公报几乎完全两个调调，公布的改革力度之大，甚至超出很多自由派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决定的话语方式也很少意识形态，更少毛的话语，属于所谓浅蓝的话语则比比皆是。比如列为所谓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属于典型的蓝色话语，中共从来不用，最多讲到“综合治理”的程度，而那是跟社会管制对接的，跟维稳对接的。现代治理不然，现代治理本质上是公共治理，必须向社会开放，公共参与，官民共治。这实际上已经涉及思维方式的转换了。于是，舆论马上翻个个儿，原来愁眉苦脸的自由派，大多喜笑颜开，左派尤其毛左则完全气急败坏，乌有之乡代表的毛左，更是要跟习决裂、向习宣战，认为习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而且是老谋深算的骗子，把他们全给忽悠了。
但这只是开头，左派尤其毛左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去年12月26日是毛诞辰120周年，左派尤其毛左把这天看作与习班长在毛的旗帜下全面会师、左派尤其毛左全面集结的决定性转捩点。为此早就精心准备，大规模造势。习虽然部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当天去纪念堂鞠躬了，讲话中对毛高度肯定了。但部分满足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大打折扣，即习的配合到此为止，再没有传闻中的其他盛大安排。而且他对毛的肯定只是抽象肯定；原定央视播出的百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更是拦腰一砍只剩五十集，1949年之后的全砍。这尺度跟党内元老李锐说毛“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似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不管怎样，习既敷衍毛左，又刻意为毛诞辰降温、刻意拒绝毛左绑架，这一心态已昭然若揭。毛诞辰纪念是他给毛左的最后一个面子，目的只是为了闯过这一关。这关一过，就懒得再理会他们了。所以，其新年前夜的长篇讲话《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无不仅不提毛或毛思想，反倒罕见地重新用“十年动乱”概括文革，想来毛左应是痛心疾首。习的新年献词对马列毛、邓三科，更是不着一字。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铁腕治左，一会儿铁腕治右。仿佛打醉拳似的。习到底是左还是右？他到底要干什么？很多人都看糊涂了。
去年上半年，因为意识形态急剧左转，主流知识界很多人断言，习终于露出真相，他骨子里就是毛左，就是要复辟文革。甚至有人乾脆把他叫毛近平。这些话其实说得太早，太简单化了。习当时打毛旗，大概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话语习惯；二是因为倒薄倒周，需要用这套话语保正统稳群众，避免大震荡；第三，没民主法治时这套在党内还管些用，用用也无妨。但所有这些都是纯粹功能主义的。骨子里习并不喜欢毛，这也并不是没有端倪，比如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习远平代表习家写的纪念习仲勋诞辰的文章，比如央视播放的纪录片习仲勋，都充斥着对毛时代的控诉；而且习远平的文章特意写到习近平十四岁被劳教，15岁获释回家时，已被摧残得形销骨立，好长时间才恢复。再比如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故意关闭了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等等。都表明了习对毛的真实态度。
习很大程度上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对毛的态度也类似邓。邓对毛其实恨之入骨，能报复的都报复了，比如对江青、对毛远新的羞辱和重刑。故意推出一个完全癡呆的毛新宇来代表毛氏家族，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毛的羞辱和报复。但无论怎样报复都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心照不宣。公开场合，邓还得承认毛，无可奈何。这不仅因为毛确有一定群众基础，更因为毛是整个政权的代表，彻底否定毛，在邓看来一定内战，政权一定动摇，邓没这个胆。邓没有习更没有。所以习对毛，也是骨子里恨，但又不得不承认毛的牌坊，不得不烧香进供。但只能当牌坊供着，不允许对毛的崇拜真正落地，不能让毛的路线真正复活。即实质上是利用毛，虚毛而实邓。毛左对习，纯粹冷脸贴热屁股。
习总是讲不走老路。可见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不走。第一他恨毛，恨文革，第二他也明白那是死路，客观上走不通。但不走老路的同时，他不走邪路的话也是真的。他所谓的邪路，当然是指所谓的西方民主或者美国民主，重点就是指三权分立。即不仅不允许所谓颠覆，所谓夺权，连跟共产党分权，也不允许。正因为如此，才有819讲话，才有对网路尤其对微博的大规模整肃，也才有对新公民运动等民间抗争的全面镇压。
也就是说，在习眼里，毛派和自由派都属于他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他所谓的两个极端的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中间群众呢？两个东西，第一是所谓共富，这是他从重庆薄熙来那儿拿来的。他跟薄熙来是政敌，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所谓重庆模式。因为他认为重庆模式能得人心。能得人心的原因就在于所谓共富。薄熙来崩盘了，但薄在民间尤其在底层社会的声望一直上扬，至今很多老百姓尤其重庆老百姓仍为薄抱不平，这对习的刺激是很大的。中国的精英，包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人士、白领人士，更多倾向自由派；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则更多倾向左派甚至毛左，他们没有别的思想武库，只有传统的思想武库，对现实强烈不满，但只能通过向后看找解决办法。即普通老百姓基本左倾，而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习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拿下了薄但要用薄的部分遗产即所谓共富的遗产，来迎合这个底层群体，稳住他们。
但是，这不够。在习看来，迎合这批人只有稳定的意义，而且只能是眼下的稳定，对发展没多大帮助。这批人社会资源少，发展很难靠他们。但必须有发展，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中长期的稳定。发展靠谁？当然要靠社会的中上层。所以社会的中上层更必须争取。而社会的中上层往往既求稳更求变。没有实质性的大力度的改革，不可能在他们当中恢复早就失去的信用，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的认可。于是，提炼所谓重庆的共富经验的同时，提取过去改革经验包括汪洋时代广东的改革经验，更刻不容缓。三中决定所推出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当初所谓重庆经验和所谓改革经验的全面升级。当然，所谓改革经验更居主导地位。
用共富稳住底层，用他们认为的全面改革稳住中上层，整个中间社会就都稳住了。稳住了中间社会，在习看来政权的巩固就不是问题了。他所认为的极端派即毛派和自由派，就不难彻底边缘化。而一旦彻底边缘化，则不足为虑，动静不大时随你折腾，不理你。动静大了构成干扰了，惹毛了，则坚决打击杀一儆百，镇压成本也不会高。这么一来，则所谓老路邪路都不成气候，他们就可以一门心思直奔他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是说，习要的是习近平特色的第三条道路。第一是不左不右，不排除必要时对左对右都应付一下，讲点他们喜欢听的话，但不当真，而且坚决不被他们绑架，坚决对他们保持距离保持独立性。因为中国社会被撕裂的太狠了，被哪边绑架都等于自树死敌，而且哪边的基础都不够深实力都不够强。所以要超越所谓的左与右，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只埋头走自己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是不中不西。政治体制上坚决抵制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搞一点民主搞一点法治。但无论怎么搞民主搞法治，都必须共产党掌握解释权和主导权。共产党领导不能变，中国的所谓根本制度不能变，这是最大的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搞。但如果踩到红线，则什么都不许搞。
第三是既古且洋。洋是舶来的意思，但不是舶来的自由民主，不是宪政，而是舶来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上次政治局学习的主题是读马克思，丝毫不提毛。在共产主义体系中，毛跟马既有一定联系，但更有区别。马在欧洲变成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马到俄国变成列宁主义尤其史达林主义；马到中国变成最残忍最阴毒的毛泽东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愈往东方走愈变态，愈野蛮。习提倡读马，窃以为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但他也同样重视中华正统文化，因而去山东时特意考察孔庙宣扬儒学。他显然想把中华文化尤其儒学跟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就这点来说，他也不同于毛，毛根本就以中华正统文化为敌，尤其以儒学为敌。毛对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也丝毫没有兴趣，自称是山沟沟里面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上述都是既拒绝，又调和。其中更暗含一种根本的调和：观念上是理想主义的，即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即真诚信仰所谓共产主义，真诚相信共产党必须也能够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在操作上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功能主义的，尽量淡化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所谓中国梦就是这个意思。梦是空的，无色无味，可以边做边往里面装。
＊三中之后：习必定要踢到的两大铁板
以我为主，杂糅百家。这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所谓中间道路，就是习模式的精髓。也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因为任何政治主张，都要有实力做基础。而习的实力，恰恰最成问题。
有人会反驳：所有最高权力都抓到手上了，习怎么会缺实力？这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习现在的集权，集的主要是名义权力。名义权力不等于实际力量。政治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政治就是数人头。名义权力到手，不等于人都跟自己走，在官僚集团内部尤其如此。习现在面对一个根本的对立，即习代表的原始股，跟政权代理人即官僚集团之间的对立。他真要推进他所谓的全面改革，真要落实他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一定损失最大。但如前所述，习不动真格又不可能，因为社会不答应，他在这点上压力山大绝无退路。那么官僚集团一定会是他的拦路虎。现在万事才开头，官僚集团还没看清他的牌路，被他的铁腕尤其收拾薄和周的铁腕所震撼。但这只是强光直射下的短暂失明。这状态最多管两年。最多两年后，官僚集团一定会反应过来，那时习的真麻烦就来了。
习对此有足够预见。国安会、体改组和升级版的中纪委，是他的三大臂膀。急于打造这三大臂膀做什么？目的之一就是对付官僚集团可能的反抗。但且不论这能不能对付有形的反抗，光是对付无形的消极的反抗，就够捉襟见肘的了。这是习的致命短板。习跟毛晚年一样不信任整个官僚集团。但毛有对付官僚集团的杀手锏，以致闹到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步，因为他可以让亿万信众指哪打哪。习甩得掉官僚集团么？须知他没有也不可能有毛那样神一般的绝对权威，完全没有信众可言。同时他也不像毛那样，有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强大而可靠的班底。他接班之前没班底，接班之后才组建班底，这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上位之后才追随过来的人，都是没有经过考验的人，忠诚度和才干都成问题。而且新组建的班底，只能限于中央层次尤其三大机构，不可能在权力体系的所有层次都盘根错节。这样的班底也就缺乏基础，如油浮于水。没有可靠班底，註定了他不能不独立寒秋。
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薄弱环节，是习跟邓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的重要，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政策的兑现和改革政策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那要兑了现才能算数；兑现之前，没谁会真的相信他真的跟他走，但要兑现何其难。没有基本盘，名义权力抓得再多，也是流沙上的建筑。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讲一个“势”。所谓权势权势，权必须跟势结合，权必须以势为依託，才可能稳固地起作用。没有势只有权，权力必然空心化。势是什么？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显权力，势就是隐权力。如果说名义权力是水上的冰山，势就是水下的冰山。但水下的冰山非一日之寒所能养成，时间却不会等习近平。一言以蔽之，习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的强权。这孤独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而外，习还面临一个价值危机，或者说人心危机。他的改革决心和改革力度再大，都有天花板，这天花板就是到改革为止。三中那套改革措施如果在十年前胡温接班时推出，没问题，能满足社会需求。最迟五年前，即汶川大地震之后推出，也还差强人意。但是现在，仅仅改革已经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了。为什么？因为所谓改革，无非是所谓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已，即救党保权。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党权不受限制，绝对党权不动摇，党权绝不对社会让步。共产党仍然是淩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党，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转化为接受宪政约束、跟反对派共存的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但当下社会所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的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
可以改革，不要宪政，这是习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是什么？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是约束党权。但在习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中共交枪投降，意味着他做戈巴契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的社会需求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无非和平转型还是暴力转型的区别而已，无非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区别而已。看不透这点，说明习勇气可嘉，但是智慧不足。他的价值短板实际上是他的智慧短板。而要领导中国这么一个空前複杂的国家的变革，最需要的恰恰是大智慧。
也就因此，习不仅因为全面改革面临跟官僚集团的政治冲突，更因为价值短板面临跟社会需求的脱节，跟社会的价值冲突。那么当他最需要社会支援来解决他跟官僚集团冲突的时候，他会发现社会不理会他，他的身后没有他所需要的人民。传统的人民正在升级成为公民，公民则要求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而这难道是习可能答应的么？所以，尽管习一定全力以赴、一定不惜代价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概率；要打通他想像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或所谓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社会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习不做这样的供给者，一定会有别的供给者。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习的身边，想必早已有别的势力虎视眈眈，早做好了全部准备。习越是把全部权力抓到自己手上，把所谓全面改革变成他一个人的舞台，就越意味着他把全部的责任、全部的风险都一个人扛了起来，他也就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冒死一搏。历史不会给他任何重来的机会，他犯不起任何大的错误。有人说三中全会决定唱的好听，但跟《历史的先声》一书彙集的中共承诺一样都是忽悠。这其实是高估了他们，因为他们的信用卡早就刷爆了，早已经没有了忽悠的本钱。不兑现，即崩盘，这个残酷的现实习比谁都清楚。这根本就是高空钢丝上的独舞，习能走多远？未来三到十年的中国时局，定会更加波谲云诡。
＊作者为中国公共知识份子、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文章来源：风传媒2014年02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