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共产主义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连锁崩溃之后,西方原本就有的一个理论:“共产制度无法改革”,得到了证实。苏联和东欧的例子证明,共产制度即便改革也要亡,不改更要亡。但是为何世界上还剩下四个共产余孽呢?北韩、古巴的共产极权将变色,应该不会太久,至于越南和中国看上去还很兴旺,似乎没有衰败动摇的迹象。原因无它,这两个国家早已经“修”得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了,只不过挂羊头卖狗肉,还抓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根“鸡肋”当令箭,以便掌控权力而已。在此全世界自由民主意识高涨的时候,一个非民选、非民有和非民享的政府不抱紧一个意识形态作幌子,还真是无立锥之地。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条被压、压人,被杀、杀人的血迹斑斑的道路。从被国民党打压围剿的受害者的地位,一跃成为残害人民、欺压异族、威胁邻国的怪胎。中共建国以来的五十年,三千多万人死于非命,这是三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亡人数,是任何战乱和外患都难以比拟的残酷和恐怖。这样暴虐政权的衣钵传人还统治着中国,专制独裁的道统依旧驾驭整个社会。不独为此,当前的共党掌门人胡温稍稍表现出一点与前任领导有所不同的风格和作为时,什么胡哥、温公、仪姐的阿谀奉承之词都来了,可怜的中国人,盼青天大人都快盼疯了。不放弃希望是生命赖以依存的泉源,但是非理性的盼望奇迹,只有让人牵着鼻子待宰的命运。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朔到中共建党初期,不难看出它是一个以斗争夺权为主轴,蔑视真理正义和生命的集团。中共一大召开时的13名核心人物中,总书记陈独秀在几年之间就被扣上托派、反党、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开除出党。文武双全的首脑人物张国焘,为中共初期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领导工运、发动罢工,为中共组织了第一支武装军队,解放军由此诞生。他所领导的四方面军兵力最强,能够跟国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对抗,真是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然而遭到毛泽东的嫉妒,指控他另立中央,借极左的王明斩了他的三个爱将。张国焘终于识破中共的险恶丑陋本质,当他1938年宣布退党时曾痛心地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文人王实味是中共最早的思想犯,他在党内的经历最能凸显这个党的狭隘、狠毒和卑劣以及最擅长使用的栽赃伎俩。王实味性格激烈,有文人的狂狷,他的英文功底不浅,1937年到达延安后于短短两三年工夫把马、恩、列的作品都翻译成中文,贡献不小。1942年他写了一些杂文《野百合花》,批评了延安中共组织的官僚作风,也对中国的革命路线、民族问题提出跟党不一致的看法,并批评过斯大林。然而赶上延安整风,赶上毛泽东要杀鸡儆猴,加上一些无耻的文人党员如陈伯达、艾青、范文澜、丁玲等打落水狗,硬把思想问题提到政治层面上来,王实味被莫须有地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经过长时间的精神折磨,1947年王终于被秘密处死。

王实味的冤案把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缺乏德性、智慧和勇气的本质,勾勒得一清二楚。大约科举制度让历来知识分子都为了当官谋职而折腰,两千年来当惯了权力的奴才,若是中不了举,官当不成时,也要西望长安,作出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模样。毛泽东太清楚如何对付这些有软骨病遗传基因的文人了—恩威并施,威多于恩,一个人的胆被吓破以后,就成了烂泥一滩,如何搓揉都可以。多少人被杀被关被辱之后,照样哈巴狗儿一般爬到打它的主子脚下,摇尾乞怜。王实味的家人于1990年终于盼到了一份“平反”文件,当公安人员向他们宣读之后,王实味的儿子流下眼泪,说这是他们一家最快乐的一天!等待凶手来向你宣读,他当初杀错了你老子,现在恢复死人的“名誉”。这种绝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喜剧”,每日在上演,只是让人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

反观斯大林和苏联暴政下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到的镇压、肃清和迫害绝不亚于中国的同行。不仅在斯大林时代,连六七十年代期间,苏联的政治犯也是动不动就送往西伯利亚,一去十几二十年,然而苏联的异议分子前仆后继何其多也。大部分科学家和作家不但坚决拒绝跟政权合作,还设法把极权政治的恐怖、劳改营内的地狱景象,冒着生命危险向西方透露。最有创造性的是诗人N.Glazkov(1919-1979),他发明了叫做“异地出版”(俄文Samizdat一词,已经变成世界语言,指俄国的抗议和揭露暴政的文学)的方式,将透露苏联“家丑”的纪实文学想方设法在国外出版。B.Pasternak的《齐瓦戈医生》首版在意大利出版,就是这种策略的成功,作者于1958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更重要的是世界知道了铁幕里的抗议声音。

1964年A.Sinyavsky 和J. Daniel两个青年诗人用笔名在西方出版了作品因而入狱。乌克兰的记者作家V.Shevchenko于五十年代批评斯大林应对三十年代乌克兰的大饥荒负责,指出是他乱推行集体农场而制造的人祸(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疯狂和错误何其相似,中俄人民所受的磨难实可类比),他自然被投入狱中。A. Martchenko 是政治犯,他48岁的一生有19年在牢里度过,他因为坐牢而变成作家,把监狱的内情变成文字,让世界知道。1986年他在狱中不堪折磨,绝食而死。至于索忍尼辛、沙哈诺夫、布罗斯基等有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就不用提了。苏联解体后,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从西伯利亚或外国返回家园,社会固然尊敬他们,但也没有称他们为英雄,这些人也不认为自己是精英,他们只是本分而平静地享受自由,继续返回本行本业。

再看中国的同行们,似乎从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以来,文艺就注定了要为政治服务,文人科学家就都成为党的家奴了。从王实味的例子,一系列接下来的高饶事件,后来的胡风事件全是栽赃,也全是有一大堆无胆兼无骨的御用文人在那儿跟着墙倒众人推,以为当了党的同谋,也就成了同志,脑袋可以保住。缺胆的人也缺脑,稍有一点判断能力的人应该知道中共那条斗争的“铁的规律”是个回飞棒,总要砸回来,时间问题而已。像周扬之流后来一样纷纷中箭落马。“好死不如歹活”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

痛苦的经验在中国是没有价值的,能忘就忘了,向前看吧。几代受过骗,遭过罪的中国人还是那么天真驯服,年轻一代的人忘了他们父母是当年邓小平执行的反右运动的受害人,他们看到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小邓比老毛强,所以“小平,您好。”八九天安门运动时,少有人会相信这将会是一场血腥的收场。当湖南的三名教师把颜料砸上万恶之首毛泽东的挂像上的时候,不是警察,而是学生把他们纠送给公安。学生们打出的旗号中也有“拥护共产党”的字样。这是一种天真的策略吗?总之,让人看了心寒,绝望。学生们的代表和血性青年跪在权力脚下,请求上大人开恩,听听小民们的一点儿谦卑的肺腑之言。这,应该是党五十年来的教育成功了,任你北大还是清华的精英,见到党的权威,先就自动趴下。真不知是“怎么样的政府就有怎么样的人民”,还是“怎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政府”。

然而近年来由于电子网路的兴起,不少网上作者表现了非凡的勇气,笔锋直指政治社会上的阴暗面,向专制政权挑战,常常令海外同行捏把冷汗,为他们的安危担忧。同时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争取自身权益的集团,从农民的抗税、下岗工人的抗议、受骗股民走上街头、法轮功集体练功、不堪受压受辱的藏族僧尼进行示威,这些都是十年以前十分罕见的群体争抗活动。虽然目前还看不出82岁的中国中产党有日薄西山的景象,但是苏联帝国的瓦解也没有前兆,戈巴乔夫不是个改革派人物么?他的魄力和见识难道输于胡温?世人不也眼睁睁看它“楼塌了”吗。向你们致敬,中国国内那些不向政权低头的人们,不论你是民工、法轮工学员、写作者、网路异见分子、少数民族,你们要看到希望,把中共那句谎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真话掷还给它。

《观察》(6/2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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