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没错只是弄错预言对象
一百年前，列宁贡献了一部堪称伟大的著作，一九一六年写成，十月革命前夕问世。它被誉为“《资本论》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只是一本宣传用的小册子，书名却相当冗长：《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它的意义并不因其为小册子而受到影响。它催生了作者头脑里孕育着的胎儿：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为它的出世塑造了理论根据。
本来，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都不认为当时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时机。列宁则认为，危机引发垄断，垄断导致腐朽（也可以译成腐烂、腐败），腐朽必然垂死，断言现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当列宁发动了革命并夺取了政权之后，这本书也就为以其作者冠名的主义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如是说。于是列宁被树为信徒们的亚圣──第二代偶像。
后来，过了半个多世纪，人们惊奇地发现，列宁的预言压根没有成真。资本主义国家不紧不慢地化解着一个个危机，生产力依然或快或缓地发展着，没有停滞，更没有死亡。而由苏维埃俄国衍生出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制度虽一度显赫，危机却越演越烈。列宁的预言错了吗？人们怀疑起来。又过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政权轰然倒塌，人们才终于明白，预言本身没有错，只是弄错了预言的对象。垂死的不是那个“资本主义”，反而是列宁自己设计缔造出来的这个靠垄断为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列宁提出的“危机──垄断──腐朽──垂死”规律，倒真是颠扑不破，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最早看清这一点的人中就有现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他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三个垄断：真理垄断、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是啊，思想、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垄断，其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政权，怎么能不腐败！而腐败又怎么能不濒临死亡！可是，睿智如列宁，怎么会作茧自缚呢？
睿智如列宁，怎会作茧自缚？
我不想考证列宁是否真的要实现马克思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需要小说家的想像力。可以肯定的是，列宁的党在革命以前一直抨击着其革命对象──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革命之后，列宁立即以苏维埃的名义表示“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并宣布由他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只是“临时政府”，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二版）随即举行了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选举。问题出在事与愿违，选举结果，列宁的党只得到四分之一弱的席位，加上盟友也不足三分之一。革命的成果危在旦夕，很可能成了给他人做的嫁衣裳。在如此严峻的危机面前，列宁的应对之策便是──垄断。他以立宪会议的名义起草了《被剥削劳动者权利宣言》，要求立宪会议在开会的第一天通过，其第一条就是“宣布……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全部权力，当然也包括立宪的权力，都由苏维埃垄断，立宪会议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这无异在要求立宪会议挥剑自尽。遭到拒绝后，第二天，列宁以苏维埃的名义解散了立宪会议，调遣水兵把不听话的议员们驱离会场，实施了权力垄断的第一步。
武装可以夺取政权，但不能生产粮食。拿起武器的工农脱离了生产，但不能脱离消费，还是要吃饭。面对吃饭危机，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就乞灵于垄断，宣布把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把所有的余粮由徵粮队徵集，归革命的发动者、实施者和保卫者以及一切革命认为需要供养的人物消费；进而把银行、铁路、大工业企业、僱工五人以上的中小企业，乃至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一律收归国有。这种“社会主义”垄断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垄断。
列宁是一位雄辩家。他擅长以刻薄的词语抨击论敌。夺取政权之前，他无权用强暴的手段来对付政敌。即使在党内，他也不能一言九鼎。苏维埃政权一建立，使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情况就大不一样。面对着各色人等拒不服从的危机，他在十月革命第二天便派出士兵查封了反对党派的报刊，随即以政府的名义颁布了管制出版的法令，声称“不能给资产阶级污蔑我们的机会”，振振有词地废除了出版自由。革命不到一个半月，他又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非常委员会（即契卡，克格勃的前身）负责肃清所谓反革命和怠工者。为了“恢复秩序”，他规定对象和指标，要求捷抓捕三十到四十名教授。他委托捷在北极圈附近的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集中营，用来关押政治犯和思想犯。捷也坦言契卡的任务就是“实施恐怖政治，逮捕和消灭阶级敌人，……消灭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面对着饥饿、处决、恐怖，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革命前曾热情地呼唤革命、迎接革命到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流亡、自杀，以逃离这非人的环境。留下的，有的被流放、被拘禁、被处决、或者被饿死，除非他闭嘴或者曲意奉承。在党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列宁采取了清党措施。人们在阅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往往对每次清党都伴随着所谓“党员徵集周”这类大规模突击发展党员的奇特做法感到诧异，其实吐故和纳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清党是为了清除那些还向往着“自由人联合体”的不合时宜分子，徵集是为了吸收那些热衷于从垄断中寻求利益或快感的新鲜血液。经过几轮清党──徵集──再清党──再徵集，党的成分变了，垄断真理也越来越方便了。
社会垄断主义没躲开列宁魔咒
“新社会”的全方位的高度垄断，可以倾举国之力，实现“旧社会”从未有过的效率。这似乎是摆脱一切危机的良策，似乎可以实现领导者的一切梦想。垄断使人陶醉，垄断使人癡迷，垄断使得领导者甘之若饴、爱不释手。列宁直到死亡也没能从垄断中解套，他的继承人斯大林则变本加厉，拓宽了垄断的范围、深化了垄断的程度，人们看到他使出招数迫使他昔日的战友、如今的政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一个个“认罪服法”，在法庭上神态萎靡地俯首承认犯下了实际上从不存在的“充当帝国主义间谍、谋害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听由判决把他们送往刑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领袖的权力，再也没有人敢于妄议朝政，再也没有人敢于妨碍领袖高效率地调配举国资源，乃至卫星国的一切资源。谁不听话就赏一颗“花生米”或者送古拉格群岛“旅游”。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早期骨干也是这样丧生于苏维埃政权之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成熟了。这种“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同于圣西门、欧文式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根本不同于第二国际以及后来的西欧社会党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政策。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扩张和输出，这种以垄断为特色的社会制度，居然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与普世文明相对抗的“阵营”。为了便于区别，姑且把这种以三个垄断为特徵的制度称之为“社会垄断主义”。社会垄断主义制度是各种寄生性肿瘤无节制地复制和繁殖的乐园。有些领导人例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其中之危机，试图稍微解套，就遭致了垄断和腐败的受益者们的殊死反击。赫氏被迫下台，戈氏同样遭遇了政变。不过腐败了的东西毕竟要被丢弃，八一九政变只是加快了被丢弃的进程。被列宁设计和缔造出来的那个社会垄断主义制度，终究没有躲开列宁本人所下的魔咒。
文章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