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二道桥被那位维族老太太识破的,并不是那个“本质上不可改变”的她,而不过是曾经的她,也是现在的她的一部分。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用她灰绿色的眼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回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的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这是帕蒂古丽“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一文中被很多评论者推荐和读者咀嚼的段落。帕蒂古丽在新疆长大,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从小与哈萨克族为邻居,在这个多语种的环境中她接触和使用过多种语言,最终接受了汉语教育,形成了用汉语思考和表达的习惯。成年后,她最主要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都是在汉族地区,并在浙江余姚从事了多年以汉语为媒介的新闻工作。帕蒂古丽出版过长篇小说和数本散文集,“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了2014年的人民文学奖。和其他作家相比,身份和认同的焦虑—尤其表现在不同语言的冲突和交集中而非地域或社会地位的差异–是帕蒂古丽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她自小就因其混血的身份而得了“二转子”这个外号,其褒义是聪明漂亮能说多种语言,但也有杂种和变种的贬义,端视由谁在什么语境下使用。

在读到帕蒂古丽这段文字时,我正好在看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后殖民主义简述》(Postcoloni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作者罗伯特·杨是牛津大学英语系的著名教授。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两个和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二道河桥头的遭遇异曲同工的场景,虽然它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却都和语言和外貌与身份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有关,而这种差异和冲突又都是在“他者”眼中呈现出来的。不但如此,两位当事人也是非主流族群,西方世界中的所谓有色人种,但他们却用主流语言即英语和法语思考和写作,成了欧美知识甚至思想界的大人物。顺着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再扩展一下,这两个场景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或许可以给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遭遇和感想提供一个参考系。

第一个人物是美国黑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 –1967)。休斯是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人物。在那个运动内部,他代表了在合法斗争范围内最激进的一端,认为以杜波依斯等人为代表的黑人上层知识分子是用迎合西方主流趣味的文化表现和思想观念来提高黑人的地位,例如所谓“哈莱姆文艺复兴”,不过是用黑人文化的元素来丰富西方文艺的形式和内容。而他是眼光向下,反映黑人底层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突出和张扬黑人下层阶级的思想和感情。

休斯的这个选择是对他父亲的反叛。他出身于美国南方一个黑人小业主家庭,父亲鄙视黑人文化,诅咒非裔生活方式,甚至痛恨身上的黑人血统。全家为了逃避美国的种族歧视移居墨西哥。休斯长大后回到美国读书,成名后获得过多项美国主流社会的荣誉和头衔,但他并不想“拔高”自己,融入白人文化,而是坚称以身为黑人为荣,力求做原汁原味地道地道的黑人,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保留和发扬公认的黑人做派和非洲元素,身体力行所谓“黑人姿态” (Negrotitude)。他讴歌黑色,不但是肤色,也连带黑夜和黑土地,认为黑色是生命的原色,是最美丽的色彩。

和很多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人士一样,休斯在猛烈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同时,一直怀有强烈的非洲情结,把那块“黑色大陆”浪漫化和理想化,总想着有朝一日到那里去寻根,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重新获得在西方被剥夺或者被压抑和扭曲的身份认同。不但如此,在他眼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他青年时期很多著名诗歌都是讴歌黑人身份和献给非洲大陆的。

1923年,二十出头的休斯从纽约港搭上一艘货轮前往非洲。他一上船,就爬到甲板的最高层,把随身携带的一大摞西方文化和文学经典统统抛进大海,用他的诗句来说就像卸下了“压在心头的数百万块厚砖”,灵魂获得了解放,从此全身心拥抱自由,重新获得做人的感觉:他要回到非洲了,要踏上故土了,要和兄弟姐妹们欢聚一堂了。

休斯在西非的法属塞内加尔登岸。踏上这块土地后,他急切地展示自己的黑皮肤,告诉见到的非洲父老乡亲:自己来自美国,但和他们一样是黑人,美国有种族歧视,他在美国的处境就像他们在西非一样。所以自己是他们的兄弟。但让他诧异的是,无论他怎么表白,怎么炫耀自己的黑皮肤,这些非洲人都呵呵地笑着,摇着头,固执地重复着一句话:“你,白人。你,白人。”

震惊之余,一位来自尼日利亚在当地工作的黑人告诉休斯,在塞内加尔人眼中,所有外来的黑人都是在那里帮助白人的,和白人站在一起,所以都被看成是白人。休斯后来说,非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自己看成是白人的地方,而就是这个地方却一直被自己认为是故土。这个遭遇给他的认同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的写作很少涉及那次非洲之行,除了这段被黑人兄弟姐妹认定是白人的经历。

塞内加尔的黑人把外来黑人视为白人,在社会分类和认同概念上完全突破了种族的藩篱,置阶级于种族之上,在世界近代史上并非罕见,尤其在一些种族和阶级关系复杂的殖民地。19世纪中期,以黑人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面临废奴运动的强大压力,引进了大量华人契约劳工,为废奴做准备。在当地黑奴眼里,这些和自己并肩劳作的中国人是“白人”,因为他们不是奴隶,有收入,契约到期后就有人身自由。同样的,20世纪初,当华工被运到南非后,在当地黑人眼里他们也是“白人”。肤色是殖民地和奴隶制度下黑人观照世界、区分亲疏的一个主要概念,但这些事实说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肤色不过是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一旦它和后者不一致,他们绝不会被肤色本身所迷惑。

第二个人物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法兰兹·法农,二十世纪最激进的反帝反殖反西方思想家。法农出生于法属西印度马提尼克岛的一个黑人中产家庭,父亲是黑人奴隶的后裔,但却是当地海关官员,母亲家族祖先中既有非洲黑人、也有印第安土著和法国人的血统。出于人权意识形态和帝国国家利益双重考虑,法国对海外省的居民不分人种和肤色给予法国公民身份,马提尼克岛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法农的家庭和其他非洲裔或者阿拉伯裔的家庭一样,都鼓励子女学习法国文化,认同法国民族,做一个法国人。法农接受的是法语教育,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学医学院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后来去阿尔及利亚行医,在那个法国的殖民地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法农只活了三十五岁就因白血病辞世,但此前已名满天下。

法农所遭遇的那个场景发生在他作为学生刚从马提尼克岛这个法帝国的边缘地区来到帝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里昂求学时。当他走在马路上时,很多人在看到他之后都会对其他人说:“看,来了个黑人。”这让法农很吃惊,因为在马提尼克岛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法国人,和非洲人相比属于淡肤色的,更不用说他的法语表达能力是出类拔萃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在“自己国家”的本土的人们的眼中自己竟然也是黑人—或者还是黑人—而不是自己一直自以为的“法国人”。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认同法国但法国不认同他。

从自以为知道自己是谁,只是想了解他人,世界是一个供自己观察并赋予意义的客体,到忽然醒悟自己原来并不明白自己是谁,刚刚从别人那里知道。不但如此,他人才是主体,自己是他人眼中被观察的对象,就和这个世界上无数乱七八糟的客体一样都是那个主体眼中的他者。这样一种认知转变和身份落差,对于一个极度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其心理震撼是很大的。

但问题更在于–罗伯特·杨说–法农后来认识到,一个他者,一个被讥笑性的凝视所注目的对象,一个被他人的食指点戳的物体,这些不过是外在的被客体化。真正成问题的,是这种外在的被客体化转化为内在的意识甚至下意识,用来进行自我定义、审视和规训。法农认为这就是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在非西方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后果。通俗地说就是洗脑,自我奴化,用西方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真正的身份,或者下意识地在自己被强加和被灌输的身份和本来的身份之间挣扎。这些被洗脑、被奴化、被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经历或者置身于一个特定的情境,例如休斯和法农自己在塞内加尔和里昂所经历的,可能终其一生也意识不到这种身份的异化或者扭曲,虽然他们可能会有身份和认同方面的困惑和茫然。

休斯和法农所经历的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和挣扎,在非殖民化的过程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猖獗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场激烈的为了民族独立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建立在文化、语言甚至肤色之上的身份成了划分不同阵营的界限和不同政治集团手中的武器,敏感的种族身份意识是政治觉悟的表现和政治认同的基础。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对种族身份意识的过度敏感也已经凸显出其消极的一面。种族身份不过是政治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对它的敏感应该可以有很多东西来冲淡,最有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普世人权观念(这二者或者在原则上或者在策略上也需要考虑或者强调种族问题)。如果没有这二者的中和,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会陷入种族主义本身的泥淖,只不过变换了色彩而已。

法农的成名作《黑皮肤,白面具》是50年代初用法语写作的,它深刻分析出身殖民地的有色人种知识分子在法国的处境和内心挣扎。这本名著的问世中还有一件轶事。法农将书稿投给一家由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反殖民主义作家和哲学家让松(Francis Jeanson 1922-2009)担任高级编辑的左翼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让松很感兴趣,约他面谈。让松是白人,当他开口夸奖书稿时,法农打断他的话,嘲讽地模仿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语气说:“‘一个黑鬼写的,不错啊!’是吧?”在法农的这个极其无礼的反应背后,无疑是强烈的种族对立意识和长期以来的身份纠结。让松非常生气,立即要他离开编辑部。让松后来说,他对法农的斥责反而赢得了法农终生对他的尊敬。正是这个严厉斥责法农的白人大知识分子,后来对初出茅庐的黑人青年法农的书稿精心编辑,而且坚持要法农用“黑皮肤,白面具”这个绝妙的书名。今天世界上知道这个书名的人,远远超过了读过它的内容的。

让松对法农的支持和赏识,不过是所谓“白人世界”中千千万万支持有色人种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的事例之一罢了。这种支持的基础中,普世人权的原则要比出于相同阶级地位的同情更重要,它为有色人种的解放和平等的斗争赢得了超越社会阶级和阶层、甚至国界的支持。而让松对法农的斥责则说明,有色人种或弱势群体对种族区别和自身地位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是就事论事的过分的敏感,不但于己无益,而且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复制了种族主义的偏见和态度。

更重要的是,以法农和休斯为代表的所谓“有色人种”的写作和思考,早就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内在的一部分,一个来自某个特定族群的具有深刻的批判性的部分。它也像西方文化的其他部分那样带有本身的问题,没有哪一个部分是完美自足的。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族群和文化的平等和多元,这和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化同样重要,意义可能更为深远。所以,法农和休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说也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类型和一种代表,无论是他们使用的语言,接受的对象,表达的观念,或者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占有的地位和影响,都是如此。“西方文化”中既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包含对它们的分析和批判,而在后一个方面,白人知识分子和有色人种的知识分子同样深刻和无情。

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休斯和法农的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充分地利用那个自己从中成长和获得成功的文化,在那个文化中扩展自己的影响,而是在观念和行为上自外于这个文化,硬要在这个文化内部划一条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把自己推到这个文化的对立面,强化种族和族群的身份意识和基于这种意识的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只会毫无必要地增加斗争的难度,不但不是一个聪明的斗争策略,而且也人为地增强了人类社会身份和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马丁·路德·金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和接受,就在于他并非要通过他领导的运动强化黑人在美国的独特身份和认同,而是坚持美国黑人的自由和平等就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要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梦”中真正和谐相处。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和你的关系,而是“我们”内部的关系。无论种族主义问题仍然有多么严重,金博士的这个观点至今仍然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主流观点:这个国家是我们参与创造的,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的是在这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和权利,而不是制造异化和强化对立甚至推翻这个国家。今天对现实中司法实践的不满和抗议,并没有使得美国黑人社会运动的主流质疑和挑战这个国家的宪制。

对种族、族群和文化身份意识的过度敏感、对所谓的主流文化和自己的族群文化之间差别的人为扩大和强调,视它们的关系为掌握“霸权”的前者对弱势的后者的欺负和洗脑,这种姿态在族群和移民问题更加复杂的今天,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越来越表现出它的消极作用甚至破坏性,成为一些以少数和弱势面貌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武器。它利用所在的那个社会的政治正确性既合法地生存、繁殖和发展,又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另搞一套,不但蓄意构筑和巩固排他的封闭性社群,自外于这个社会,而且无视这个社会已经在观念和制度上对历史的公开的彻底的清算和对某些特定群体巨大的政策倾斜和政治宽容,用文化特殊性和宗教神圣性腐蚀甚至否定这个社会通过痛苦的历史经验而产生的共同价值观,以不忘历史为名要这个社会继续为历史付出代价。

回到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那个经历。休斯和法农可以说和帕蒂古丽一样都是“二转子”,尤其是家庭血缘关系复杂的法农。和休斯和法农的经历相比,帕蒂古丽的“二转子”身份、尤其是她的“被语言争夺的舌头”和它们在国家和族群政治的层面上相距甚远。休斯和法农强调的是种族身份和种族政治,而帕蒂古丽感受到的是“民族特征”—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既可以指种族也可以指族群但更偏向强调文化差异的概念—给个人带来的身份困惑。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反映了个人在不同的文化和群体之间穿越时感受的认同矛盾,这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非常普遍的社会和心理问题。这个问题在某些国家有更直接的国际移民背景,但在另外一些国家主要反映的还是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

就和休斯和法农并非白人知识分子但却是英语或法语世界知识分子—或者广而言之“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帕蒂古丽不是汉族知识分子,但却是汉语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帕蒂古丽以非汉族的身份在汉语写作取得的成就不但为汉语做出了贡献,说明对一种语言的炉火纯青的应用,对这个语言背后的那个文化最细微精妙之处的体会,即使是像汉语这样意蕴深厚的古老语言,也并非只有出身于这个文化并属于这个文化的人才能做到,而且还从她的族群背景出发,为我们了解汉语的人本意义、人性内涵从而是一种文化的包容力提供了参考。

例如,在“苏醒的第六根手指”中,帕蒂古丽说“我清晰地记得幼年时在汉语学校里学到‘亡羊补牢’这个成语,熟悉畜牧生活的我,不难理解它的意思,这个词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古代的汉人对畜牧人群的体恤,从而让我产生了类似拥有共同经历般的亲切感。以至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父亲检查羊圈。人一旦从一种文化中获得认同和收益,就会随之对这种文化产生心理认同。”她对自己那个只认识几个汉字的父亲对“众”这个字的理解更是有趣。他父亲说“‘众’里面有三个人,就是有我、有你、还有你妈;有回族、有哈萨克族,也有维吾尔族。’父亲的话语暗含了汉字的‘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一种深刻的感激和认同。”

但这种认同又决不是轻松地步入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抢占和争夺的结果,这个痛苦的过程在帕蒂古丽笔下非常感性地得到了表现。“文化对人的争夺不单单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间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争相给对方打上自己所认同的印记。。。争夺是一种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则。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历史对真相的争夺,权利对话语的争夺,自然对环境的争夺,时间对生命的争夺,不可知的明天对人命运的争夺。。。。而文化争夺不是像从你手里抢一样东西那么简单,它首先从对语言的一种抢占开始,抢占你的舌头、眼睛、喉咙。深入你的身体,抢占你的味觉、嗅觉,继而抢占你的思维、抢夺你的精神世界,整个过程,被抢占的对象可能毫无察觉,即使察觉也无力阻止。大多数人应对一种强势文化冲击的姿态是束手跟从。”

然而,冲突就是交往,“交往本身就是人类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业,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交往中产生的一切不适和疼痛感,都是人类在交流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多一种语言,一个人的交流范围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这不是吃亏了,而是占有了一种优势。语言是一条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可以带你走出去,让思想走得更远。在汉语里,这叫出路。出路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存亡攸关的大事情。”

从帕蒂古丽对“争夺”的铺陈中,我看到的是个人在文化环境下面临被塑造时的无奈;但从她的“出路”中,我却看到了个人对文化环境的最终掌握甚至支配。二者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从对立到相互转化,汉语中叫做反客为主。这与休斯和法农的感受和最终结果有异曲同工之处。休斯用非裔的视角丰富了英语写作和美国文化,法农用非裔视角丰富了法语写作和法国文化,两人都自外于“西方”,但最终都成了“西方知识分子”,其影响超出了非裔美国人和非裔法国人的世界,成为所谓“当代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但他们对这种语言和这种文化的感情都是复杂的,紧张的,一度是抗拒甚至敌对的。

在与文化的较量和融合中,人是有主动性的,最终是你选择了一种你认为最有吸引力或最有用的文化,或者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文化塑造人,人也创造和支配着文化。文化和人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塑的。今天以西方主要语言为代表的文化不要说和几百年前相比,就是和冷战时期相比也大不同。以汉语为主的文化更是这样。它们的变化都离不开以“他者”身份进入的使用者的贡献,例如休斯、法农和帕蒂古丽。对这些人来说,不知不觉之间,文化改造了你,你也进入那种文化甚至成了它的主人。当你用那个文化的语言表达出你被那个文化改造的痛切经验时,你就为那个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你也改造了它,甚至成为它的大师—岂止仅仅是一条个人的“出路”。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双语写作者,当我阅读拥有复杂语言背景的帕蒂古丽的其他作品时,我深深地为汉语写作中产生了这样独特的优美深刻的文字而感动,同时也很自然地想到从80年代至今难以计数的以中文为母语的英语写作者对于当代英语写作的贡献。

和文化一样,人的身份和认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先天的本质化的不可改变的个人身份。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二道桥被那位维族老太太识破的,并不是那个“本质上不可改变”的她,而不过是曾经的她,也是现在的她的一部分。在一个浙江余姚的汉族人眼里,就会看到她身上余姚汉族社会留下的纹理,而且更多地可能还是通过她当下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而不仅仅是偶尔一瞥之下得来的印象。

人的身份和认同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既有沉底的河床,也有分层次甚至不同色彩的水流。游泳的时候,当你脚触到河床时,你会觉得安全和踏实,但很快你就会离开它,既让水流裹挟你前行,同时你也学会操控和利用水流,你不会停留在原地不动,因为那虽然安稳,但不是你游泳的目的。很多人之所以会有所谓“寻找真正的自我”这样的感叹,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太过丰富罢了。

在多元文化和复杂族群环境下成长或生活,你的舌头会成为各种语言争夺的对象,这就是帕蒂古丽所说的“被语言争夺的舌头”的含义。但是当这场争夺战最终见分晓之后,你的舌头可能又会纠结于各种不同的身份,我称之为“被身份纠结的舌头”,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之下,例如帕蒂古丽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你会吃惊、尴尬甚至结巴或者失语。但是归根结底,如果你有这样一条“被身份纠结的舌头”,我想还是应该为此感谢生活,因为你在这个日益趋同的世界上有幸以这样一种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方式存在。

(原载《南方周末》2016年3月18日,发表时题为“被身份纠结的舌头—休斯和法农的故事”。本文为完整版。)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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