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沉睡已经整整五年，属于俗话说“没药医”的病人。大约在五年前的一天傍晚，王生从艺术工场回到家，对母亲说了一句：“你看天边的云，有时像马，有时像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它这样明显”。然后他就爬到床上，一睡不起。五年以来，他间歇式的嗜睡有时长达数月，有时短至几天。醒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上几句话，诸如“我没睡那么久。。。。我想喝碗粥”之类的话。但他始终不是清醒的。无论睡多久，他都坚持自己只睡了一夜。除了靠营养液维持，遇上醒来比较清醒的时候，他甚至能在别人的扶持下喝上几口母亲喂的肉汤，然后又沉沉睡去。在王城，据统计目前被诊断为植物人的病人比率相对其他城市并没有更高的数据支持，而王生显然不能算是植物人，除了日渐消瘦，他还能说话，只是话越来越少，沉睡的时间越来越多。五年来王生的母亲求医问药吃尽了苦头，拖着儿子沉重的身躯走遍大江南北却一无所获。没有足够的医学资料来确诊王生的病，医生于是变得谨慎而不敢下手，一律以“嗜睡症”命之。这对一个病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痛苦的寻医问药中，有时王生会在旅途中醒来，和母亲聊上几句，让母亲的心稍得安慰。但一回家，他又沉沉睡去。终于，母亲放弃了治疗。王生将终生与病榻为伴。
一件事如果过于独异，就会引起猜测，不能把一切想象的产物都归于谣言，那只是人类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探索。正如王生的病，连医生都没有办法，就要允许人们议论和猜测，说不定哪天就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作为一个艺术工场的艺术青年，王生搞过几个没有影响的行为艺术，比如撕碎一百本书、往写着“崇高”字样的瓦罐里撒尿这种粗浅的表演。像王生这样没有什么才华又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在艺术工场呆着是个悲剧，除了在抗议商人拆迁艺术工场的活动中和施工队打架，王生没有值得夸耀的事迹。或者说在五年前夏天的那一次和施工队打架，是王生最有知名度的一次行为艺术，如果可以叫它行为艺术的话：那天他抡圆了臂膊，和施工队打成一团，但他根本不是对手，头上被他们用一块瓦当敲了一下，王生就倒在了地上。三天后，王生开始嗜睡。艺术工场的场长、著名艺术家孙大圣后来以此为题做了一个行为艺术叫“沉睡或醒来”，使王生开始为人所知。实际上知情人都明白：王生和这些事根本没有关糸，他因为拖欠房租已经被孙大圣赶出了艺术工场，那天他只是路过，闲得蛋疼就参加了围殴。他的嗜睡跟围殴事件没有半毛关糸。事件过后的第二天晚上，王生还和朋友喝酒，策划要去烧孙大圣的工作室，后来因为嗜睡症发作没有得逞。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王生患上了嗜睡症。
这个家族被拖入了深渊。对于一个已是下岗工人的母亲，这个无所事事的儿子曾经是个麻烦制造者，他打群架、泡女孩、吃摇头丸和酒后驾车，给她带来过没完没了的恶梦，现在他自己成了麻烦，在床上长睡不起。她为儿子花光了积蓄，开始管孙大圣要钱。理由是孙大圣发起了对施工队的围殴，拿王生当炮灰，儿子被瓦当敲成了傻瓜，他不能不管。孙大圣在他的行为艺术中这样评价王生：“他的沉睡是最好的反抗”。但现在反抗者醒不过来了，而且需要钱。王生的母亲认定孙大圣在以王生为题的行为艺术中赚饱了钱，不能不给王生分点儿救命钱，王生至少是个好演员。但孙大圣坚称行为艺术都是亏本生意。目前，艺术只是反抗，尚未产生效益。索要治疗费一事终告搁浅。
现在，王生躺在床上，发出鼾声。五年来他的鼾声越来越均匀，越来越平静。他的眼睛似闭非闭，有时仿佛在看着你，有时好像在遥望窗外的青色天空。这只是来看望他的朋友们的一种想象，他只是在睡觉而已。母亲开始变卖家具，家里越来越空。她找施工队讨说法，母亲拿着那块沾着血的瓦当站在施工队长的简易办公室里，要求赔偿。施工队以没有医学证据证明王生的嗜睡症和这块瓦当有何关联拒绝了赔偿要求。王生甚至没有过影象医学这一关：他没有得到脑震荡。也没有足够的人证来证明用瓦当击打王生的人一定是施工队的人。所以，赔偿化为泡影。既不是孙大圣的责任也不是施工队的加害，王生只能自认倒霉。他睡觉倒是一了百了，把所有痛苦扔给了母亲。来看望王生的朋友们越来越少，因为他没有醒来的迹象，或者说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家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记住某个已经失去意义的人或事。
某日一个有同情心的商人来看望王生，这个人王生见过一面，他叫刘大金，是个画廊经理，做过孙大圣的策展人，现在是个房地产商。他和王生在那天的围殴中见过一面。刘大金带着一堆药品前来看望王生的时候，王生突然出人意料地醒了过来!这让母亲狂喜，认为这个姓刘的人是福星。王生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醒来了。刘大金也很兴奋，但当他试图和王生说上几句话的时候，王生又睡去了，他只是看着刘大金，仿佛认出了他，指了指他，就又倒在床上。刘大金非常高兴，他喊道：他认出了我!他认出了我!王生的母亲也高兴地喊：他醒了!他醒了!当天晚上，刘大金为王家找到了出路：在艺术工场找了一间最大的房间，王生和母亲搬到了这里，所有来艺术工场参观艺术展的人，如果要顺道看望王生，必须付钱，作为支持这对可怜的母子的代价。刘大金的试验虽然遭到孙大圣的阻饶，但还是成功了。前来参观的人都会顺便绕去看王生一眼，以表示对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支持，也顺便回忆一下那次的抗议活动。王生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如雷贯耳：他们认为刘大金不但在炒作自己，还涉嫌敛财，拿病人赚钱是丧尽天良的。刘大金的回应很有力：他自己没从王生身上得过一分钱，还免费提供房间，王生依靠自己的“病”赚钱，仍然属于“自食其力”的范畴，无可厚非。刘大金知道攻击的一方后面的支持者是孙大圣，他警告任何人不得把对王生一家的经济帮助视作“购买门票”的行为，它是一次正正当当的爱心奉献。纵然如此详尽说明，纵然王生的母亲作证刘大金的动机纯良，人们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令人不舒服的。他们的证据出自一次刘大金的酒后真言：那天刘大金在狂饮至醉后声称：现在的艺术家已经被时代抛弃，像孙大圣这样的人成了废物，他们的想象力远远落到了商人背后，以刘大金把王生弄进艺术工场“展览”为标志，新的行为艺术已经诞生，它比孙大圣的艺术更真实也更震撼!虽然后来刘大金出来辟谣说这是有心人士对他的诬蔑，但谣言还是满天飞。但刘大金逐渐控制了艺术工场却是事实。
当然这完全可以视为刘大金自我炒作的证据，不过它还真的起到了作用，法国的画廊经理勒内已经对刘大金的“行为艺术”发生兴趣，来找他洽谈，出乎勒内意料之外的是：刘大金对所谓“行为艺术”根本不感兴趣，无论勒内如何劝说和鼓吹刘大金这次的“行为艺术”超越孙大圣、有多么光明的前途，刘大金都兴趣缺缺。这不但令勒内懊恼，令孙大圣妒忌不已，也令许多人不解其惑：他们不知道刘大金帮助王生一家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商人不爱财，天上会掉下骆驼来。但刘大金最终还是拒绝了勒内的商业要求，证明了自己对王生一家的帮助纯粹只是出于爱心。这让孙大圣非常难过，他觉得自己不但在道德上失败了，而且在艺术上也失败了，五年来没有一次行为艺术像刘大金帮助王生这样轰动而成功。除非你把艺术家和施工队打群架的事件也算在内。
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说不清楚了。商人要把艺术家赶出去，他们撕毁了和艺术家的租约，侵占他们的领地。所以艺术家才和施工队打架。这种抗争原来因为有清晰的抗争意味而具有了道德优势，但随着刘大金把王生成功地移植进艺术工场，双方的原则和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人声称刘大金就是那次驱逐艺术家事件的幕后藏镜人，虽然刘大金极力撇清这种关糸，阴谋论还是起到了作用，它慢慢发酵，演变成刘大金利用“抗争”敛财，也就是说他成功地利用了那次艺术家对商人的抗争，化敌为友，通过把因冲突而受伤的王生移植进艺术工场作为一场最大的行为艺术，从而成功地从根本上化解了冲突，更重要的是他把“抗争”本身制造成了一次最成功的行为艺术，如果这种阴谋论成立，那么刘大金真的是成功了，因为谁都知道，“良心”是最大的资源。但正直人士驳斥了这种阴谋论中的阴谋论，他们认为良心是不可以买卖的，抗争也是不是交易。可惜的是这些正直人士并不愿意出面来解释，而是以谣言般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意见，如此它和谣言的边界又陷于模糊。出面澄清的又是刘大金。
刘大金驳斥了这种荒唐可笑的假设。从他执于良知的言论和对勒内商业诱惑的拒绝行为看来，他的确只在做一件让良心平安的事，因为他可能参与过那次驱赶艺术家的活动，所以解释成“良心发现”似乎更为合适。但现在是一锅粥，这件事把艺术、良心、政治、文化、商业和社会搅成了一团，所以，你要摘出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困难的，比如良心本来是很单纯的很容易辨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难以信任，良心在人的立场上，可能已经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特权，比如过去作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的刘大金，现在完全是一付大善人的形象，而另一些正直的艺术家和商人却再不被人提起，这真是让人为难。先是不学无术的王生把真正的天才艺术家们遮蔽，后来是刘大金把更多的正直商人遮蔽，可是你就是无法分辩。就像你无法分辩一次往瓦罐里撒尿的行为到底只是行为还是艺术?
王生住进艺术工场之后，醒来的时间越来越少，沉睡的时间越来越长。虽然境遇改变，病情却日益加重，这让母亲的心越来越沉重。她要的只是儿子尽快好起来，但现在看来，这种希望是渺茫的。但这并不是大家关心的重点，社会舆论关心的是另一些问题，比如用一个人的病或者说隐私谋利是否合乎道德?换一种说法，利用“抗争”进行商业运作是否合法或合乎正义?至于对于“抗争”是否能赢利，实际上已无疑义：在王生成功植入艺术工场之后，这片土地的价值突然飙升起来，超过了当初把它开发作为居住区的商业价值，无论是商人和政府都注意到了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人们在寻找这个转捩点时，王生事件就慢慢浮现出来。。。。。。所以，王生不但为自己的家庭解决了经济窘境，更为艺术工场开辟了出路。这已经是共识。但有人讽刺这种猜测：如果这种假想属实，那么在王城，干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不干什么才最有价值。工作是荒唐的，打磕睡才牛逼。但无论如何，商人们突然停止了驱逐艺术家的行动，转而保护这个地区使之成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区。从居住区变成艺术区，王生用自已近乎生命的代价完成了转折的意义，他沉睡的形象被浪子回头的孙大圣做成了艺术工场的LOGO标志，孙大圣从一个带头闹事的人变成了合作者，而艺术工场的商业投资人就是刘大金，两人握手言和。实际上这时候更有理由怀疑刘大金是这场转折大戏最大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但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了，不但因为孙大圣和刘大金重归于好，更重要的是孙大圣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他曾无数次对不懂行为艺术的人解释过：你们看不懂行为艺术并不意味着它不是艺术，你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因为你自己就是边界。既然如此，刘大金是否真的策划了一场阴谋来迂回夺取本来靠强力无法夺取的艺术工场?成了一本糊涂帐。即使阴谋论成立，也很容易解释刘大金的行为：商人们终于在艺术家们的抗争中认识到了艺术比商业更为高洁。甚至说商人认识到艺术才能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两种说法没什么大不同，也无碍道德性。
艺术工场重新开张的剪彩仪式上来了一位官员，他叫陈去病，他是艺术工场最初创立时的积极支持者，后来也支持过商人对土地的征用，现在他继续支持商人和艺术家的合作。陈去病的到来成了当天的大新闻，他来剪彩并不是新闻，新闻出在王生身上。当陈去病剪裁完毕之后，按照惯例他必须去看望王生，并留下一些个人捐款，事实上这两年来社会各界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因循成例。新闻出在沉睡近半年的王生在陈去病去看望他的时候慢慢醒来了，这让大家喜出望外!王生醒来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喝一碗炒肝。
陈去病立即让秘书驱车去买了一碗炒肝，大家看着王生吃完，但让陈去病失望的是，王生接着继续睡他的觉。王生能在一个官员来看望的时候突然醒来，对于探望者不亚于中彩。不过，把心提到喉咙头的是刘大金和孙大圣，现在这两个人的心情没什么不同，他们担心要是王生就此醒来，对艺术工场到底是祸还是福?他们不好意思把心思说透，但都心知肚明。这种猜测是否有些小人之心?且不去说它，反正王生是又睡着了。这样，生活照常进行，艺术工场的经营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繁荣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过这种好日子在半年后慢慢出现了变数：那个叫陈去病的官员从此三不五时地来看望王生，有时带着秘书来，有时带着司机来，更多的时候一个人来，因为他来的次数多了，工场的人便习以为常。陈去病走的时候和所有参观者一样，会留下一些钱用于资助王生治病。不过他捐献的款项越来越多，所以不方便扔进捐款箱，只好由王生的母亲代为收取。由于陈去病的特殊捐献和他在时间上的不便，工场便专门划出一个时间段给他，每周逢一三五的下午四点到六点，是陈去病的个人探望时间，到时摒退观众，让陈去病独自守在王生面前。这种特殊待遇引起了一些议论，刘大金和孙大圣对此一清二楚，但无意干涉。陈去病的到来既支持了艺术产业，也关心了弱势群体，两相得宜，所以他们佯装不知。没有人比刘大金和孙大圣更清楚陈去病是什么人了，他就是当年批准把艺术工场改建成住宅区的人，但现在的陈去病和过去那个陈去病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现在坐在王生面前，凝视着他，陈去病的眼睛里慢慢变得清亮起来，目光柔和，他的手轻轻地握起王生的手，仿佛在跟他说话。。。。。刘大金和孙大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原谅了陈去病：孙大圣原谅了当年陈去病批准把他们驱赶出去的过错，刘大金也原谅了陈去病和他利益相争时的强势与不公：艺术是能唤回人的良心的。就像现在：陈去病凝视王生的时候，他的目光跟一首诗没什么两样。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人们慢慢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在陈去病周而复始的探望下，王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有时会醒来，或者说看上去醒来了。人们发现，陈去病坐在王生面前的时候，不停在用很小的声音跟他说话。据说这是把植物人唤醒最好的办法，但王生的母亲把话说尽了也不曾奏效。孙大圣有一次经过王生房间的时候，发现陈去病正凑近王生，两人好像在耳语，这可把他吓了一跳!因为这时的王生看上去就像醒着一样栩栩如生!由于陈去病经常来看望王生，所以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他在干什么。孙大圣看到王生在陈去病的耳语中，眼睛慢慢睁开。。。。这让孙大圣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但陈去病严厉警告孙大圣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他说，这仅仅是王生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并没有真正醒来。后来经过孙大圣的仔细观察，陈去病的话基本属实，王生在陈去病近乎告解般的耳语中，有时会睁开眼睛，但并没有醒来，也没有说话，他睁开眼睛的时间并不确定，要看陈去病的运气。每当王生睁开眼睛时，陈去病的心情就会非常舒畅，好像打通任督二脉，吐出一天的浊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神清气爽。王生睁眼的次数越多，或者睁眼的时间越长，陈去病的心情就越好。他对孙大圣和刘大金说，这并不奇怪，这只是他的坚持感动了王生，他的爱心得到了回报。陈去病大声说，对他人的爱是不能求回报的，但必须有回应!王生回应了我，所以，只要有爱，滴水真能穿石!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地有官员经常陆续来看望王生，当然不排除有些存功利心的人，只是想到王生面前做做戏，以掩盖他们日益迟钝的良心，但你无法作出有效的区别：光凭一个人的外表，你怎么能够判断他存心是善还是恶?他们像陈去病一样，久久地坐在王生面前，握着他的手，和他轻声交谈。他们的声音很轻柔也很低沉，低到你根本听不见，只有他自己或者王生能听见。这就够了。艺术如同美酒，浇各人心中之块垒。王生不是艺术吗?他竟然能倾听他们的倾诉，应该是艺术工场开办以来最成功的艺术。前来的官员越来越多，专门划出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普通观众的参观时间越来越少，这让孙大圣很无奈，也很烦恼。刘大金却不以为然，他和孙大圣为此发生了矛盾甚至冲突，刘大金质问孙大圣：你难道没看出来吗?这些当官的是在忏悔，他们来到王生面前就像告解一样，一个艺术能起到这样的教化作用，已经是无以伦比的!孙大圣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刘大金噎了回去：现在，良心也是一种特权。
仍然是一本糊涂帐。无论刘大金和孙大圣如何争论，他们都不会急于改变现状，因为现在的艺术工场是它成立以来经营最好的时期，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改变它。也许事情没有这两个人想象的复杂，当陈去病知道孙大圣和刘大金因此争吵时，把他们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称这种想象不但无稽甚至是恶毒的，官员们相继来看望王生不过是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最多也只是个争相表现自己亲民的“突出个人”的错误，和任何神秘事件无关。因为宗教在王城被证明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所以王城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神秘事件。刘大金和孙大圣经陈去病的调解重归于好，并对外澄清“陈去病等人和王生之间的神秘关糸”纯属谣言。但坊间的传闻仍然喧嚣尘上。群众总得需要一些离奇的传闻来打发无聊的日常生活，他们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比如王生针对不同的对象，睁眼的次数是不同的，睁眼的时间也不同。甚至有精于术数的人声称：王生眨眼的次数可以分为奇数和偶数，且有一定的频率。它们经过计算和排列能和塔罗牌一样算命，不但能算出官运，还能算出寿命、财运和婚姻。这种谣言立即遭到制止!陈去病被上级严厉批评，从那一天开始，没有一个官员敢去看望王生了。不过，这只是面上的，事实上经过这种公开压制，秘密前往看望王生的人比以前更多，他们不再在白天公开前往，而是在半夜出现。在王城，这几乎是一种文化现象，越是禁忌的东西传播得越远，禁忌成了最响亮的资源和商标，它同时也成了最有力量的东西，比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更加强大，它是神秘而无声的。禁忌就是宗教。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在陈去病遭到批评和调任闲职的处分后，他和孙大圣和刘大金更加亲密无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人们常说：艺术家和官员、商人是天然的敌人，不然，现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在沉睡不起的王生的“撮合”下，陈去病和孙大圣以及刘大金成了好朋友。据说陈去病的继任者试图铲平王生这个毒瘤，当他带着手下进入王生的房间、看到安祥沉睡的王生时，立即被其“气场”镇倒，成了陈去病的后来人。不过，当孙大圣向陈去病求证此事时，陈去病称纯粹是无稽之谈。
无论如何，艺术工场的危机通过王生得以化解，这是事实。艺术工场不但化解了危机，而且它的经营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事实。这是通过孙大圣、刘大金和陈去病的和解与配合达成的。不久，关于人们“朝拜王生”的谣言慢慢消失成灰，看望王生作为一种重视艺术或弱势群体的标志，成了常态。艺术工场的地价现在肯定成了天价，但不会引起公众的指责和过多的注意，因为它不是作为一种商品、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内在价值被接受的。艺术工场这个模型，对于王城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模型里面，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艺术、有商业、也有良心，至于对良心是否也是一种特权的质疑，渐渐变得没有底气，因为没人能把良心这样一件单独的事物从一个复杂的图景中摘出来，就像把一滴泪水从大海中分离一样不可能和没有意义。孙大圣、刘大金和陈去病三个人缺了谁，艺术工场都没有今天的辉煌。这三个人彼此为敌已经成了历史，没有支点的反抗变得滑稽可笑，就像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你说人有力量，或者说车有力量，或者说风有力量，是一样的。没有风，就没有风车，没有风车，就没有堂吉诃德。
但大家还是犯了错误，把一个人忘记了。就是王生。他仍然是个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艺术工场的今天，这句话是真的。随着艺术工场的复兴，王生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被人遗忘。最后，陪伴他的只有他的母亲一个人。除了定时有人来照顾王生的饮食起居外，没有人是真正来看他的。据说有些植物人虽然不会说话，其实他们能听见，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缄默不语。王生是否属于这种情形，尚未可知，不过，他的母亲倒像是个知情人，在王生离开人世的一年以后，她说了一句真话：我儿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他只能沉默地同时忍受三个人的蹂躏。谁都知道她说的这三个人是谁?就是孙大圣、刘大金和陈去病。王生究竟是什么时间离开这个世界的，没有人能确切知悉，因为到了最后，呆在他身边的人已经不多，连她的母亲也没能在他身边为他送终，不过这不能怪罪她，因为王生的死亡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似乎不能叫“死去”的，只能称作“消失”，王生一直不停地沉睡，最后终于不再醒来，他似乎打算永远地沉睡下去，无论艺术工场如何热闹喧天，他只是沉睡。到了最后，连医生都无法分辩他是不是已经死去。。。。他的脉搏变得难以捉摸，时有时无，他的瞳孔好像已经放大，可你仔细谛听时又能听到王生叹息一样的微弱呼吸。啊，他不但把活的时间拖得很长，他甚至把死亡也拖得很长，如日影从东到西。王生的最后一个月，几乎难以分辩他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在艺术工场的习惯中，生和死的界限本来就是暧昧不明的，这对于艺术家、商人和政客来说，不但是能接受而且是欢欣鼓舞的，可对于王生来说，却是痛苦不堪的。因为谁也听不到他的心声。
某日，一个从东方来的年轻的艺术家来到了这里，在盯着王生仔细看了半天后，说，这里把一切都弄乱了，连生和死都是一本糊涂帐，你瞧他—–他指着王生说，他多么想死去啊!对于一个绝望的人，除了努力死成功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们在瞎折腾，可这个人只想死，但是连这一点也很艰难，因为活着的人把生死界限给弄得模糊不清了。
年轻人走后，王生的母亲回到了儿子身边，她看见一颗晶莹的泪珠慢慢地、艰难地从王生眼睑上落下来。如果把这一刻当作王生正式死亡的时间，未尝不可。只是这个曾经制造过轰轰烈烈大新闻的人，现在的死不是“轰”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原载《天南》杂志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