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位以血肉之躯背负革命者称号的人,他们除了宏远浪漫的理想,又何尝没有普通人的悲愁病苦与情感起伏,乃至彷徨、痛苦、困顿、倦怠与浅斟低唱的时候?

瞿秋白是我喜欢和敬重的一位作家。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使我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他所写的《鲁迅杂感集序言》(节选)曾收入5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文中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评论,后来一度成为中文系同学出口成诵的经典名句。

文革期间,大学同班一位善刻蜡纸的同学从“大批判”资料中,选出数种私下刻写油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就是其中一种。在可读之书甚少的当时,我对它十分爱惜。反复阅读后并收藏数年,直到文革后期单位催缴非法出版物时,才将它上交。前年在书店偶见新版《多余的话》精装本,很高兴买了一本,回家仔细读过一遍之后,将它陈列在书架的重要位置。

瞿秋白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文艺评论家,更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曾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5月在苏联加入俄共(布)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3、4、5、6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召开了中央“八七”会议,会后担任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因“左”倾盲动错误,受到王明等人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30年代初,他曾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1934年2月奉命进入江西苏区。同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长征;瞿秋白被安排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被地方反动武装俘获。由于叛徒指认,身份暴露,被押解至宋希濂的36师师部,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与多方诱降下,坚持不屈,于6月18日在长汀公园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其遗骸葬于长汀罗汉岭。约两万字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是瞿秋白在押期间写成的,它诉说了作者一生曲折的心路历程。在瞿秋白就义后不久,《多余的话》由国民党有关刊物刊出。

对瞿秋白的斗争精神与历史功绩,中共中央曾给与很高的评价。1945年中共中央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陆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1950年毛泽东在为编辑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的题词中说:“(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持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见王铁仙主编《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55年在瞿秋白牺牲20周年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烈士的遗骨从长汀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同年6月18日在八宝山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的隆重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代表中央所作的讲话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但是这一评价在60年代来了一个逆转。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嗅到风向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将李斥为太平天国的叛徒。在江青的授意下,戚本禹后来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在1964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来势汹汹,对近现代史上国内外的“叛徒”大加挞伐,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大批判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瞿秋白作为叛徒遭到批判,《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变节”的材料刊载于各种红卫兵小报流播全国,八宝山烈士公墓的瞿秋白墓被砸,烈士父母在济南、常州的墓也分别遭到同样的厄运。

文革结束后,应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对瞿秋白一案重新调查。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纪委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 “《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有一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1982年9月中纪委在向党的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对瞿秋白1935年被捕后所谓“自首叛变”问题重新作出的调查,证明瞿秋白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到敌人杀害。”至此,瞿秋白的冤案得以昭雪。1991年《多余的话》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正式问世。

重读《多余的话》,笔者以为,作为就义前的告白,它是瞿秋白回首个人经历,自剖身世个性,袒露心灵之作,其中没有向敌人告饶自首的任何文字。但读过以后,的确感受不到昂扬的斗志与乐观的精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当时所处的背景有关,也与瞿秋白多年以来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有关。在斯大林20年代苏共“清党”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下,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共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内民主生活造成严重的破坏,瞿秋白本人深受其苦。他忍辱负重来到江西苏区后,仍然继续遭到左倾路线的压制和疏离。在被俘后的反思中,这些长期压抑、深藏的情绪通过《多余的话》得到自然的流露。在这些文字中,真实呈现出追求革命的一介“书生”瞿秋白的“二元化人格”。

瞿秋白坦陈,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他一方面追求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但另一方面,思想中又潜伏着“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在“内心里不断的斗争”造成了两个瞿秋白:一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与理论家,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另一个则是有着小资情调的浪漫、隐忍、善感的文人瞿秋白,特别在革命和人生经历低潮时(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作者遭遇王明路线的打击,被解除职务;来到苏区,又遇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本人被排除在长征队伍之外;被俘时身罹重度肺病、身体衰弱等),这种二元人格的流露会更加明显一些。身处囚室、面临绝境的他,在对自己的人生及心路历程进行回顾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灵魂作了一番深度的剖析。在回顾与剖析中,作者将自己对革命追求的热情、理想,连同所经历的困倦、忧郁、苦闷等曲折的心路历程纤毫毕见地呈现于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人们接触《多余的话》,会感到这份两万字的自白所流露的情绪与气息,多少暴露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这些与红色浪潮不和谐的音符,会打破有人设置的思维定势——在某些人的美学理想中,革命者应该一个个都是顶天立地、完美无缺的人物,从他们笔下出现的文字都应该是响彻云霄的慷慨悲歌。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位以血肉之躯背负革命者称号的人,他们除了宏远浪漫的理想,又何尝没有普通人的悲愁病苦与情感起伏,乃至彷徨、痛苦、困顿、倦怠与浅斟低唱的时候?

诚如作者所言,这份写于狱中的两万字的文稿,是作者“借着余剩的生命”所说的“最坦白的话”,是作者用冷峻的手术刀对自己所作的解剖,它所展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多余的话》)的瞿秋白。通过它们,人们能透视到一个革命者多元、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这些表面低迷、黯淡,但不乏理性与真诚的自白中,人们看到了一位革命者走向死亡时曲折起伏的心路历程,看到了他真诚、可亲的灵魂,并同时感受到作为中国革命文学前驱瞿秋白思想与文字真实感人的魅力。

可以说,《多余的话》既是作者以带病之身,徘徊在生命废墟前的最后告白,也是一位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激情散去之后面对死亡,无怨无悔的低吟。它给予后来人们的启迪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一点而言,《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本文有关《多余的话》的引文均见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10月北京出版)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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