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惨绝人寰的“六四”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仰仗的就是人的良心。良心不仅是道德诉求，也是我们的终极关怀。一个人良心坏了，那就无可救药。
●杭州傅国涌摄于胡适画像前。傅国涌因参加六四曾坐牢。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含泪对广场静坐示威的大学生说：“我已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来日方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讲话，那一刻他知道，他坚持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已被否决，和平对话的大门已关闭，他自己就要离开权力舞台，未来的命运不可预测。历史给予他的唯一机会就是，他在谢幕之际，还能在广场上有这样一场告别，留下他的历史遗嘱。“六四”枪响，举世震惊，查良镛在香港《明报》署名发表的社评，题目就是〈你们还年轻啊，来日方长！〉。
我们还有多少个二十年？
“来日方长”，一眨眼就是二十年，当年在现场或电视机前听到赵紫阳这番话的青年，如今都已年过不惑，有多少人在记忆深处埋藏着这个“来日方长”？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来日方长”？难道时光真的已模糊，血迹真的已漂白，苦难真的已凝固？问号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起的回响也许都是不一样的。二十年了，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对这个历经多少灾难的民族来说，至今伤口未癒，怆痛犹在，回望广场，感慨何及。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二十年，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又一代人成长起来，那一年出生的婴儿已变成了大学生。二十年来，不少善良的世人一直期待着统治者的自我反省，期待着官方对这场造成许多无辜生命丧失、给整个民族蒙上阴影的杀戮重新评价，二十年等来的只是一个零。“来日方长”，面对铁桶一样的江山，清一色的官控舆论，我们还有多少个二十年？然而，对于历史来说，二十年也许算不得什么，以百年的尺度、三百年、五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尺度来衡量，二十年不过是个零头。难怪有人发出如此的感歎：历史太长了，而生命太短。也只有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二十年前发生的“六四”惨剧才能称得出它的重量，才能分得清它的是非，才能找到它最深层的意义。
一个古老民族的自我更新常常要付出血的代价，通往现代的道路要以牺牲者的白骨做路基，从这一角度来看，劫难也许无法避免。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的天平上，“六四”的是与非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即使在下令开枪的掌权者心目中，他们也知道，这一步迈出去，或早或晚都要遭到历史的追诉，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法庭，最终站在被告席上，这就是与当年有牵连的权贵或他们的子女都想将自己洗脱干净的原由。坦克的履带可以把血肉之躯碾成齑粉，权力的齿轮可以磨平现实人间反抗的声音，但是从来没有一种力量足以磨灭铁铸的事实，哪怕可以暂时的遮蔽，可以暂时的篡写，可以暂时的尘封。因为王朝的生命也是有限的，真相总要浮出来，眼前的权力转眼都会过去。那就轮到权势者来感歎：历史太长了，而王朝太短。
比和解更重要的是寻求真相
在民间社会，有的人在呼吁和解，有的人在寻求妥协。和解、妥协都是美好的，与血腥轮回、以暴易暴相比，我们这个民族再也经不起你死我活、全输全赢的折腾了，廿一世纪乃至以前的历史几乎都是这样的零和游戏。暴力和更强的暴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暴力决定论之外开启新的民族生机，诚然是我们在廿一世纪要寻找的出路。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谁和谁不和解？谁和谁不妥协？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是掌握绝对权力的集团仍然以旧的控制型、压制型思维习惯运转，试图依赖武力和隐蔽的武力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什么也不想改变。一句话，就是不愿意让步，从而开启一条和解、妥协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光是一味地主张和解、妥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寻求真相，持续不断地把真相一点点呈现在阳光下面，从而让每个人自己做出良心判断。
二十年来，六十年来，包括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八九亲历者在内，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人在面对手握权柄者时，唯一可以凭藉的就是我们诚实的良心。我们外在的血肉生命、我们的一切随时都可以被剥夺，夺不去的是我们的良心，在这块人权没有保障的土地上，在良心之外，普通人没有什么可以守护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东西。一个人对惨绝人寰的“六四”事件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仰仗的就是人的良心。良心不仅是我们的道德诉求，也是我们的终极关怀。
一个人良心坏了，那就无可救药。良心所在，也就是权利所在。面对二十年前的这场惨剧时，就不是弱者与强者的较量，不是民间与官方的较量，据于天平两边的乃是良心的力量与世俗的力量。只要良心的力量占了上风，多数人（当然包括权力体制内部的人）能够直面事实，做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而不是昧着良心，那么，历史的天空就会渐渐明朗。
有的人可能会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良心太虚无缥缈了，在那些只信奉权、钱和一切看得见之物的人来说，确实，只有世俗的荣华富贵才是生命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这个民族的败坏、堕落也正是因为太信仰看得见之物，太迷恋世俗的物质层面了，一句话，我们追求的东西都太实际了，缺乏超越性。近二十年来，既闻到了二十年前的血腥，又遭逢追求世俗物质幸福的契机。一个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主要不是那些硬体建设，而是那些不可量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没有这种内在的支撑，无论多么繁华的都市也不过是上帝眼里的一堆废墟。
二十年前走向广场的一代人是天真烂漫的，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无论如何都否定不了我们的善良意愿，我们的道德追求，我们的理想主义热情。这一切正是一个民族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内涵。有人嘲笑我们的不成熟，嘲笑我们的单纯，却不明白正是这种不成熟和单纯才是一个极端功利化的世俗社会最好的解毒剂。失去了单纯、不成熟，一个只剩下世故，只会权衡利弊得失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坚持良心判断发出真实声音
二十年了，还有多少方长的来日？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坚持我们的良心判断，把真实的声音发出来，在这个人的世界上寻求人的良心回应，而不是时时刻刻指望官方来重新做出什么评价，不再仰望宫阙，怀抱朝廷某一天突然开恩平反的心态。平反从来都是统治者居高临下的一种恩赐，统治者掌握着既可以施暴也可以施恩的权柄。良心判断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可以自己做判断，自己来定是非。在大多数时候，官方的价值尺度总是地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个人的价值尺度则完全可以不计功利，不在乎外部环境，而直接诉诸自己的良心。
二十年了，我们的民族最终能不能走出死亡谷，摆脱历史的阴影，真正回到阳光下面来，就要看这个民族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能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展开人类天性中美好的那一面。有了良心的抉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朝未来，做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由这样的普通人所组成的民间社会，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价值认同，从而有力量推动社会往正义、公平的轨道上去。历史终究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要那么收穫，先这么栽。作为一个怀有公民理想的人，我们的兴趣已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有充分保障的公民社会，一个可以免于恐惧的制度，我们可以自由地过自己想过的寻常生活，不用担心自己的良心与官方发生冲突会带来伤害。如果说，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广场的时候，这一点还是朦朦胧胧的话，那么今天已变得无比清晰。尽管前面的路上依然布满荆棘而不是遍地蔷薇，尽管我无法预言未来的二十年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坚定地相信，权利成为更多人的追求，权力逐渐受到约束，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方向，历史留下的将不再是一句“来日方长”的空空寄托。
（编者按：傅国涌为杭州作家，因参加八九民运曾入狱，判劳改两年。）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0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