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当有朋友问起我,是否该为“十五年”写些文字时,我无言!只觉得自心底涌起一股刺痛与悲凉!

十五年了!“这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留在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掩盖,当年留在大街上的血迹已被抹去,当年激荡着人们的‘天安门理想’也已经消停,而作为那段历史的仅有的一点残存,如今也快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删去……

“这世界又似乎依然如故。当年的杀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当年的攫取者至今仍心满意得;如今,由极少数政治寡头独霸的权力依然到处肆虐,由不民主所滋生的制度性腐败依然到处蔓延。十五年前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呐喊,现今已变成了低微的呻吟……

“我们的路途依然布满着荆棘和陷阱,我们的路程依然是那样的遥远……这是一场弱者对强者的抗争,这是一场道义对权力的较量。我们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们也许看不到最终的胜利。”(引自“天安门母亲”《“六四”十五周年祭文》)

十五年,我已觉无话可说!

可还是不得不说!作为亲历过令人永生难忘的“八九民运”的“八九一代”大学生(当年我是上海一所高校大四学生),“六四”的惨烈结局远远超出我这个当年刚刚二十出头的天真学生的想象!我也无法忘记,“六四”之后那笼罩全国的悲怆、绝望和大逮捕、大清算、人人过关的“红色恐怖”气氛。“六四”改变着我的人生观和生存状态。这么多年过去,在庸常、凡俗的生活里,“六四”始终是内心挥之不去的隐痛!尤其在每年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去年此际,在拙文《十四周年祭》里,我置疑并呼吁:

“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不倒人民的生命尊严,压不倒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压不倒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浩荡历史潮流。以强力高压为支撑的“稳定”,必然是虚伪、扭曲的,同时也是嗜血的——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严重践踏公民权利、肆意伤害公民身心的人权灾难即是明证……

走出历史的阴影,并不是将历史轻易地遗忘;追求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亦绝非忘记前人斑斑血泪艰难跋涉的足迹。……我们诚恳呼吁,中共当局能够顺应历史之潮流,以对历史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态度,来回顾史实找回真相,平反冤屈,深刻反思执政过程中的失误和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向人民做出真诚忏悔,并汲取历史的教训,停止制造黄琦、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刘荻等等新的人权悲剧;我们期望,“天安门母亲”们忧伤破碎的心灵,能够在全社会公开而真挚的关怀中,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抚慰;我们期望,藉由前人宝贵生命的陨落,引领我们深刻的省思,让人民的苦痛得到化解。如此,才能鉴往昔而知来者,避免重蹈覆辙,打破内心的惊惶,疗救心灵的创伤,建构中国人心灵的救赎,促进全社会的和解和社会公义,重塑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自信;当局也才有可能获得人民的谅解,共同穿越历史的悲情,以新的理念迎接新的时代,追求真正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时隔一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去年于SARS危机之际拯救一个民族的“真话英雄”蒋彦永先生掷地有声的致“两会”“公开上书”,以一个医者当年的亲身经历见证历史,要求为“六四”正名和执政党公开承认错误;我看到了六四死难者遗属王楠的母亲张先玲、袁力的父母袁可志、李雪文等人对当年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自述——越来越多的受难者遗属勇敢站出来参与到“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的抗争中;我看到数十位知识分子关于“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的关于“六四”十五周年的联名公开呼吁信和“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公开声明;我看到最新由丁子霖老师执笔的《为了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六四”十五周年中国天安门母亲告海内外同胞书》。同时我也看到,在所谓“敏感”的五月,民主与自由、不寐论坛、宪政论衡、读书论坛等民间思想网站一次次在网络空间“消失”;我“看”到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自5月25日被限制自由、第三次被“监视居住”;我“看”到杜导斌、罗永忠、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等“良心犯”因莫须有的罪名仍羁留狱中,而一直坚持理念、为“六四”正名呼吁不止一次遭逮捕判刑的八九时期大学生刘水先生近期又因“嫖娼”罪名被判劳动教养。

而看客帮闲们在说:

“六四也许从荣誉的角度来看是过去历史的一抹光彩,年轻人的冲动、极端和理想主义的高尚。但对国家而言终究是一道伤口,尤其是当遗难者现在并没有表现出很伟大的理念而政府却表现出很了不起的进步的时候,再挑动这道伤口是对殉难者的一种背叛。最好的纪念是赞许鼓励国家的进步。仅仅向人民指出国家的不足是不够的,必须使人民和政府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并如何实践!遗难者请不要做祥林嫂。”

“在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一些人主动或被动的成为追求正义的殉国难者,如果最终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只能说他们死得其所。他们是否是英雄不要紧,只要他们的信永世长存。目前国家的现实是,政府也在努力争取社会进步,我们应该鼓励前进,而不是对历史进行清算。我们应该思考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委屈之中。如果在目前的局面下,给现政府带来负面阻力就是对信仰的背叛。在那场事件中有很多参与者并没有放弃信仰,但他们的责任并不能是要求历史的正义,他们更应该思考什么是正义和在现实中实现正义。也许中国的历史的正义的实现需要妥协、宽恕、自责和遗忘。”(引自“启蒙论坛”某人发言)

在说这话的人眼里,人命算得了什么!只要有所谓“国家的进步”、“现政府的稳定”,死上几百上千个人,是他们为“国家”、为“信仰”、为“正义”“殉国难”而“死得其所”。“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是值得的。

一个背负着屠杀人民的巨大罪恶,却拒不认罪悔改、仍在施行着新的迫害的政府,在帮闲们眼里却“表现出很了不起的进步”“政府也在努力争取社会进步”——是每年“六四”如临大敌,警察、便衣林立高校、街头,严禁人们公开悼念、公开言说的“进步”吗?还是动辄在所谓“敏感期”无理限制丁子霖、刘晓波等“敏感人士”自由、对其监视居住的“进步”?抑或不时暴出的类似杜导斌、罗永忠、刘水等因言获罪迫害异议者的“进步”?帮闲们看不到遇难者家属十五年来承受的巨大精神痛苦和他们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在全民的冷漠和当局打压下为“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顽强抗争,当遗难者家属尚在争取公开的、大声的“哭”的权利时,帮闲们竟冷漠地指责“遗难者请不要做祥林嫂”,“遗难者并没有表现出很伟大的理念”——这种往伤口撒盐的行径,无疑充分暴露了强权政府多年来着力打造的善于遗忘的看客的冷漠和无耻。当真相被层层掩盖,凶手至今不愿承认杀人的事实和罪恶,而新的迫害却不断持续之时,帮闲们不去要求政府正视历史、承认事实,却单方面要求受害者的“妥协、宽恕、自责和遗忘”,指责“如果在目前的局面下,给现政府带来负面阻力就是对信仰的背叛”,其大言不惭、颠倒黑白,岂知良知、廉耻为何物?

不错,“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南非大主教图图语),但没有“真相”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忘记过去,意味着一切罪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和“公义”的!这方面我们这个民族有无尽的惨痛教训!历来的统治者眼里,中国人的人命一向贱如草芥!只要“朕之江山永固”,有多少人成为了帮闲们眼里的“殉国难者”根本无足轻重!历次“政治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罹难者,有谁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丁子霖,这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第一个站出来尽全力调查能查到的“六四”死难者姓名,并迄今已记录下来182位死难者的名单——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学生或市民,让这些无辜受难者的英名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被湮没在全民的冷漠和历史的失忆中。正是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长期以来背负着一个民族的良知和尊严;正是他们不惧高压坚韧卓绝的努力,为未来中国的孩子不再被统治者无辜枪杀、母亲们不再心碎、重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带来希望;他们安慰着所有的孩子和母亲——死去的和活着的。帮闲们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遗难者并没有表现出很伟大的理念”?

我的一位朋友说:

“真正令我痛心的是,那些从六四的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人们,披着一身的血迹,却孜孜以求中共当局对六四的平反。看来奴性在刀光剑影中根本无法洗刷干净,如果还是由制造惨案的人来给六四平反,则是六四永远的耻辱,那样我宁愿用烧红的烙铁从脑浆中烫掉这段痛苦的记忆。”

我理解这位朋友的痛心疾首,我虽然不认同他的观点,却对现状感到无力!十五年了,无论是受难者的遗属,还是蒋彦永先生那样的亲历者,都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克制,摒弃以暴易暴的极端和偏狭,消除仇恨心理,本着和平、理性、善意的原则寻求对话与和解。我理解丁子霖、蒋彦永们争取公开讨论“六四”、公开悼念死难者的权利,要求为“六四”“正名”,绝不是在向当局者“乞讨”什么!89民运的正义性本身无须当局来论断!敦促当局者反思认罪、公开忏悔,不过是促其走向“政治和解”与推进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起点,但一个一味强调“朕”之江山“稳定”的强权政府,会在意人民的呼声、能有和解的诚意和勇气吗?

十五年了,“天安门母亲”的参与者中已有人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尘世。我们这些亲历者正一天天老去。而凶手们却染上黑发,扭曲的教育机制培育出来的笃信“稳定压倒一切”的年轻一代政治偏执狂,正使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现代文明的风,似乎总吹不进这一片古老的大地。

十五年了,还要等待多久?但愿有一天,“自由、正义的曙光终将照射到我们这块愚昧、冷漠的国土上。”(“天安门母亲”《“六四”十五周年祭文》)

2004.6.4

首发启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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