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一中原则（网络图片）
孙瑞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博士）
台湾政党第三次轮替在即，世界卫生大会却捎来了一封邀请信，附带联合国在七O年代设下的2758号决议文和硬梆梆的“一中原则”，造成了新政府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的尴尬处境。笔者认为，这只是两岸关系“没有共识”之后的第一炮而已，如果没有适当的态度和准则处理，未来可预见还有更多一中抱弹要接。
在当代台湾，一谈到“一中原则：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民都会愤怒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怎麽可以如此倾中卖台？！”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接到这封信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联合国里头竟有一条决议文和台湾的世界地位有关。笔者想指出，这种与自己切身相关的讯息和历史知识，连政府人员都不知道，历史课本裡也没写，这，就是戒严以来支配台湾公共领域的“言论思想控制”，而恐共仇中则是上世纪“美苏冷战遗产”，他们都是造成了我们今天在公共领域中鸡同鸭讲、积非成是、缺乏世界观的主因。我们应该在愤怒之前，先让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资讯，来客观理解“一中原则”从何而来，然后才有能力去质疑或修正它。
这个联合国决议文所设定的“一中原则”，是由于二战时日本战败，因而所属殖民地台湾，由联合国判定归属中国。这可以说是上一回合帝国战争和外交热战中，台湾蒋氏政权输给了中国毛政权，而在国际外交折衝之后的定论。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然而，当年的中国仍贫穷落后，没有能力处理殖民地回归，所以才任由台湾悬在半空中，成了罗大佑歌中的“亚细亚孤儿”，并在国际默契上暂且留在战后掘起的美国所支配的亚太平洋区域之中。换言之，从1971年之后，国际社会的“共识”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暂且留在太平洋区域之中。从此，决议文中的“一中原则”开始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基本国家外交政策。美国如此，英国如此，原弹灾难后复原的日本也如此，都是一中原则，从此对国际社会而言，二战后“台湾地位未定论”到此就已告一段落。
然而，这个国际历史的终结，对台湾而言却是反向新生的开始。外交挫败之后，台湾没有终结，而由艺文界和当时国民党政府一起联手，发起了保钓运动、爱国主义运动和一连串的本土化运动，企图重建文化认同来认可自我，在自我肯定中重建了一个“新国家”，并在1987年解除戒严令而以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方式来建立了“代议政治”和“民主政府”。所以，台湾人民自己努力奋斗挑战了联合国决议文的一中原则，造就了新的国际事实：“台湾，是一个新国家，且自己创建了一个民主政府”。甚至，八O年代以来，基于半导体等电子产业的兴盛而有了所谓的“台湾奇迹”，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成就了“亚洲四小龙”经济神话。
然而，兴盛的四小龙国家都是联合国会员，只有台湾因这个一中原则决议文的存在，以及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包括美、苏、中、英、法等）对新会员的单向“否决权”，造成了台湾始终无法回到联合国和世界舞台的障碍。是这个七O年代以后的新历史事实，造成了战后台湾世代对联合国一中原则反弹，且在历史事实的解读上有歧异。换言之，台湾人反弹，是因那个七O年代共识已经被新历史事实给翻新了，所以应该改变的是那个已不符事实的原则。
事实上，七O年代外交热战时，美国曾为台湾国际地位做出外交折衝战略。即沿用东西德互相承认主权模式，提出“承认两个中国：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一个资本主义中国”，给予台湾一个比较对等的国际地位，然而，当时蒋氏政权在外交热战折衝上失败而被迫退出了。退出联合国之后，由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主动执行本土化政策，其实也就是建立新国家的运动。而台湾解严后第一个民选总统李登辉先生就职时，曾想继续沿用当年美国代为折衝的战略，即“两国论：承认中国和台湾两个国家同时并存的事实”，并以台湾正名形式来彰显台湾已建立了新国家的事实。而在陈水扁时代更被简明地说成“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其外交折衝的历史渊源是这样来的。台湾遇到的挑战是，这自从1971年以后的所有建国努力，对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地下化”的过程，所建的国家也是“非（联合国）正式国家”，所以，这牵涉了一个如何在国际社会正名化和正当化的政治程序。陈水扁时代曾用力在这个国家正名运动，推动台湾入联运动，虽然因为外交实力脆弱而只停留在媒体推广和论述层次。
有趣的是，二十一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权天大的变化与转折，让台湾跳开了本土化运动和建国的脉络。国民党从一个原本亲美极右派政权突然左转，转而与时俱进地与世界先进国同步，从民族主义转向全球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解，积极地运用蓝海策略和中国分享经改发展利益。共产党则因为1978年开始实施城市与区域的市场化和经改策略，修改了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路线，国家资本市场化，也向世界开放国内劳力与市场，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经济成长区。是因为这两个打架将近半世纪和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党突然一夕之间和解了，甚至积极地建立了“国共经贸论坛”（2006年）来建立政治共识和贸易原则，却又没有向已是民主时代的台湾国会进行历史转型的论述铺陈，不受民意监督，导致已民主化了的新生代公民社会对国民党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以至于到了马英九时代逐渐演变成了政府和民间的鸿沟。甚至，在全球化贫富差距极大的状况下，这个以企业财团为主所形成的论坛和共识，被底层社会的仇富意识与阶级怨恨所攻击。
事实上，马英九时代以政府的力量，企图编造了一个经由九二年以来亚太平洋区域经济会议（如：APEC等）、财团代表、登陆台商企业和“国共论坛”所形成的共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模糊既有一中原则的战略，以促成两岸和平往来和商贾贸易，原则上并没有甚麽大错。它之所以引起民间和媒体如此大的反弹，主因不是政策本身，而是这个共识形成的“程序”有问题，他不符合民主社会公开、透明、平等及参与的要求。正因为他不是在民主的国会殿堂经由民主程序来造就的政治共识，因而就容易被说成“黑箱作业”或“一党营私”等问题。在中国经济红利当道的时代，容易被质疑为经由一个非（国会立法的）法程序来垄断两岸红利和买办权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主导的“九二共识”，本来想跳过建国运动的尴尬与一中原则的僵硬，直接跳到经济利益分享，反而因为缺乏了该有的政治正当性而遭致公民民主运动否决。马政府执政时期所发生的各种公民抗议，如：太阳花运动等，都是民主时代对缺乏民主程序的共识所进行的反抗行为。
很可惜地，台湾人民从七O年代针对联合国决议文的反击与突围，胼手胝足地从爱国运动、本土化运动、建国运动，民主运动，一直到两岸和解及经济利益分享等，经历了将近半世纪的努力和外交折衝，竟被世卫组织以一封世界卫生大会邀请信的一中原则，又打回了原点。这个长达半世纪折返跑的建国史和外交折衝历程，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深思与反省。
第一，民主时代好不容易建立了蓝绿政党正常轮替传统，却因政党恶斗和派系倾扎，让台湾国家的建国目标和社会集体利益互相破坏，无法有效团结和积累成果，实属遗憾。各政党应当重新思量改变两岸因应战略和民主竞争模式，团结追求共同体永续发展基础及最大利益才对。
第二，两岸和解与正常化往来，应是新时代的共识。未来的政策应当减少意气之争，去顺应这个全球化时代新潮流。让台湾有机会在处于美国第一大国和中国第一大经济成长区之间，获得实质的经济发展利益，吃到真正的肉，创造第二次的经济奇迹才对。因为台湾在七O年代以后的世界发言权，正是因为经济实力而来的。
第三，台湾应当转变区域角色，扮演好两岸和区域和平天使，然而区域和平关键仍在于中国是否愿意转变态度：放弃武力犯台，放弃早已被新历史真实超越的联合国七O年代的一中原则。转而接受新时代的历史事实，承认台湾人民努力打造的独立治理权和民主政府，在互相承认治理权的前提下和平来往。而台湾独派应当放弃分离主义路线，加入长久的台海与东亚区域和平计画，未来应当推动政府对政府往来交流之制度化和正常化，以确保两岸贸易与社会交流的权益。
第四，除了国与国的外交折衝，我们应当把长达一整个世纪的中国内战、殖民地回归、台湾国际地位未定、退出联合国、本土化运动、建国运动等这一连串的历史过程，放回上世纪的资本扩张和帝国战争脉络中，才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意气之争和体制侷限，体谅弱小国家被帝国入侵和剥削的处境，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济弱扶倾精神。是这样的重新自我认识和新政治置位，我们才有能力谅解中国也曾为受侵略的第三世界，中国也才能体会台湾长期居于弱势国家的处境，才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的好强斗狠，兄弟和解合作，来取得和平的心情、视野和共识。更何况，台湾和中国关系不一定要复製西方国家的民族建国史和民族战争史，他很有可能经由两岸人民高度的政治智慧，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经验的兄弟国及政治新联盟。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5/24/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