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很多同志或被关或被杀,他告诉麦克奈尔:“这真他妈可怕……这些混蛋(警察)从背后向我们的人开枪。”他愤然写道:“我看到过被害人的尸首——我不是说战斗中被打死,而是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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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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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9日,正当奥威尔在沃灵顿村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西班牙的法西斯派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率领下发动右翼政变,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此次叛乱引发了内战,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这次武装反叛没能占领全国,而由武装工人阶层支持的共和派仍控制西班牙全境的三分之二,包括马德里、毕尔巴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共和军(或称共和派)和法西斯军(或称国民派)开战,前者由农民及工人组成,由共产党领导;后者得到了军队、地主和天主教会的支持,由佛朗哥领导。

奥威尔曾写道,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开始干预,目的是消灭西班牙的民主,为将至的战争抢占一个战略要地,并顺便在那些无助的人们头上试用他们的轰炸机。俄罗斯人以拨少量武器换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英国人和法国人只是不愿正视,而他们的敌人取得胜利,盟友被消灭”。很快就变得明朗的是,即使共和军得到俄罗斯技术人员、顾问以及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仍无法打赢战争,除非英、法、美三国放弃中立政策,像德、意支持右翼那样积极支持左翼。尽管共和军在人数及装备上都不如法西斯军,他们还是与之打了三年仗。

奥威尔很快就成了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西班牙共和军。小说家艾伦·贾德(Alan Judd)形容他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尽管不情愿但是称职的殖民地警察,情感上保守然而真诚,一个激进的批评者;一个摩托车手,一个藐视疾病及大衣的人。总而言之,有男子汉气概”。他当时刚刚结婚,在农村住得虽然不舒适,但是快乐,而且正在写作他的第一本拥有广大读者的书。他身体不好,特别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他愿意为一个遥远之地的外国事业牺牲一切。如果他战死,将没有什么可以留给爱琳。12月底,他写完那本书奔赴巴塞罗那后,其妻兄劳伦斯·奥肖内西评价奥威尔“有种勇士般的精神”。

奥威尔试图令其妻子、家人和朋友们放心,说他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者去西班牙,但他一直想打仗。《新英语周刊》中编辑过他作品的菲利普·麦里特记得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他一到巴塞罗那就加入了民兵组织,似乎想以此抵消他干过的警察工作,并清除他在缅甸时负上的内疚感。

跟康诺利、奥登和斯彭德形成对比的是,奥威尔计划在西班牙待到最后,而那几位只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后就平安回家了。精于学习语言的他在离开英国前就为此次西班牙之行做准备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早在1932年,他就自荐当过翻译,这次他也夸大了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他告诉伦纳德·摩尔:“我精通法语,西班牙语也相当好。”实际上,据一个在西班牙时认识他的医生所言:“奥威尔的西班牙语只有初级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西班牙口语只能在咖啡馆侍者面前凑合着用。”尽管如此,他也学了一些加泰罗尼亚语,以他所知的对付着说。

他决心在西班牙打仗,可是去那里时遇到了困难。他被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认为政治不可靠而拒绝了,波利特控制国际纵队中的英国志愿者,他大概从维克托·戈兰茨那里得到了警告,得知《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抨击。奥威尔转而找独立工党,尽管他不是其成员。工党由苏格兰工人领袖、国会议员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创建于1873年,那是在他与自由党关系恶化后。成立后40年中,它跟工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拒绝跟共产党结盟或加入共产国际。伯纳德·克里克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独立工党描述为“左倾,主张人人平等,是世俗化福音派和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奇特的混合体”。独立工党不仅把奥威尔介绍给在西班牙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盟党马统工党(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还给了奥威尔所需的证件。很具象征色彩的是,他把家传银器当掉来装备自己去参战。当艾达前去用茶点时,爱琳不得已说那些银器被送去刻图案了。

奥威尔一直跟美国来的移居者亨利·米勒保持通信,他称赞过米勒早期的小说,去法国南方时,专门在巴黎跟米勒见了面。在论及米勒的评论《鲸内》(1940)中,奥威尔记下了不关心政治、思想狭隘、享乐主义的米勒对他自己为意识形态献身精神所做的反应:“他对西班牙战争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时去西班牙是笨蛋才会做的事。他能理解有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比如说好奇——去那里,但从一种义务感出发掺和进去是十足的蠢行。”米勒后来回忆道:“奥威尔这人本身很不错,但说到底我觉得他蠢。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如此,米勒祝他好运并送了他一件皮夹克,那在前线用得上。奥威尔被震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勒完全只关心自己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见面有助于他确定自己当一个作家的目标。他觉得他的书要跟米勒的书形成对比,一定不脱离政治。奥斯特里兹车站开出的“红色”列车上挤满了外国志愿者,当它在法国南部缓缓行驶时,奥威尔再次确定了自己的信念。虽然圣诞节期间没多少人在坚硬的土地上辛苦干活,但“每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转过身严肃地向火车致意,如仪仗队般,一英里又一英里都是如此”。

当时的西班牙边境是开放的,奥威尔过境时未遇麻烦,一到巴塞罗那,他就向马统工党总部报到。马统工党以其革命热情和浪漫乌托邦主义闻名,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异见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结合体,两派于1935年联合,目的是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先锋党”。它有四万党员,但没能吸引主要的城市工会,而得到其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目标是首先完成革命,然后取得战争胜利。据历史学家所言,“该党在战争开始时仅仅成立十个月,除了巴塞罗那(在西班牙东北部)没有真正的根据地,其政治影响在全国是有限的”。“它被(斯大林派)对手称为托派,却被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否认并受到猛烈抨击,马统工党……1936年7月时只有3000多一点民兵。”

对马统工党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左派阵营人数最多,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支力量。他们想在完成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后——先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担心以没收财产为特点的革命会导致中等阶层、外国公使和英法政府不满。历史学家雷蒙德·卡尔曾写道:“马统工党的‘路线’如果得到贯彻——难以看出这样一个小党会有希望贯彻任何事——将带来(军事上的)惨败。”事实上,如一个英国志愿者所言:“在马统工党中,军事观念根本不存在。”

奥威尔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不是正规军)时,他对马统工党代表什么所知极少。跟其他志愿者一样,他想当然以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败佛朗哥,对西班牙左派阵营内部林立的派系之间强烈的敌意一无所知。虽然他被这些无纪律、装备差劲的部队那无望改变的独特性所吸引,但他不巧参加的这派不久就成了被打败一方中的被打败者。结果他获得了关于共产党残酷打击其政敌的亲身体验。如他后来对自己出乎意料的处境写道:“我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纯属碰巧,我对马统工党的‘路线’主要持反对意见,我也很直率地这么告诉过它的领导人,但后来当他们被指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我尽我所能为他们辩护。”奥威尔对这个党一无所知,反过来,该党对他也是。据研究马统工党的历史学家维克托·阿尔巴所言:“马统工党未意识到奥威尔是个特殊‘例子’,他只不过是个英国志愿者而已。我相信这正是他能看到和理解战争并对其解释那么多的原因。”

2

正像在巴黎时有意避开移居那里的外国人圈子一样,奥威尔在西班牙也保持一个局外人角色:他未曾参加文学圈的聚会;也没有跟其他作家如海明威、玛莎·盖尔霍恩、巴勃罗·聂鲁达、拉法埃尔·阿尔伯蒂等人见过面,那些人都住在马德里市大道上的佛罗里达旅馆;他未参加名声更显赫的部队,如马尔罗的西班牙飞行中队或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但奥威尔像西里尔·康诺利一样,有着同样的兴奋感,康诺利在巴塞罗那待过几周并写道:“自由、智能、公正和志同道合的感觉无处不在,那些迟钝加一贫如洗的人们对自由、教育的渴望得到极大增强,这都是必然会看到和理解的。”

在巴塞罗那,工会掌权后,梦想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经来到。豪华酒店的餐厅被用作民兵食堂。中产阶级的领带及帽子和在酒吧、餐馆、理发店、擦鞋摊之类的地方付小费的做法及以第三人称称呼方式突然间全消失了,夜总会和妓院也被关掉。后来当上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觉得这个城市的战时艰苦生活被一种振奋人心的平等主义所调和:“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很快也会发现,付小费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礼貌的做法。”国际纵队中的一位英国志愿者贾森·格尼也被那种普遍的理想主义深深感染:“令人激动的是那种乐观主义的昂扬感觉:确信在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中,当前社会上任何不对的无疑都会得到改正,而新社会就在前方。”虽然存在对教堂的令人震惊的亵渎和迫害及杀害牧师、修女的行为,奥威尔仍陶醉于巴塞罗那的氛围。他告诉康诺利西班牙之行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已经看到过精彩的景象,最终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我以前从未这样。”在其余生,他信奉的是社会平等及人格尊严。

独立工党在巴塞罗那的代表和奥威尔跟马统工党之间的联络人是约翰·麦克奈尔。麦克奈尔出生于纽卡斯尔,工人阶层出身,是个热诚的社会主义者,比奥威尔年长约十五岁,他在法国做过多年生意,会讲法语及西班牙语。麦克奈尔和来自苏格兰的国会议员珍妮·李都记得奥威尔说过他要去西班牙参加民兵部队,说他愿意开汽车或做任何工作,也说他当过警察,知道怎样使用步枪。他充分利用在沃灵顿村的开店经验,在花名单上伪称自己为“埃里克:杂货商”。但在1937年2月,马统工党的英语报纸《西班牙革命报》引用了奥威尔的话:“我已经想好我可以去前方打仗,这样对工人更有用些。”几个月后,这次在报纸上的小小宣传——还有马统工党的出版物上奥威尔的照片——导致他被盯上。

就像法国那些农民向火车致礼一样,在巴塞罗那,也有非常热情的人群迎接志愿参加共和军者。可那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无军事经验,在接受几小时基本训练后,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队,很快被派去跟富于经验的法西斯部队作战。在一篇回顾性随笔中,奥威尔追忆了失败一事的浪漫性,他描述了把列宁师中的战友团结到一起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巴塞罗那的大型骑兵营房里有过堂风很大的马厩和铺鹅卵石的院子,人们在冰冷的压水井旁边吃下糟糕的饭食,好歹有一杯葡萄酒勉强能咽下去,穿裤子的女民兵劈木柴,点名是在大清早。”西班牙人一开始很不习惯看到外国人,他们以为那些在列宁军营操练的英国人是俄罗斯人。有3000个英国志愿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其中一半受重伤,300人殒命。

作为一个伊顿公学毕业生和前警察,奥威尔习惯受到一定的尊重,他会说初级西班牙语,33岁的他比大多数志愿者大了10岁左右,就自然负起了指挥之责。麦克奈尔对奥威尔的经验和技能印象深刻,他曾提到:

他在军营马上取得了成功。他说标准的西班牙语,法语也够用,因此能听懂很多加泰罗尼亚语……在军营的广场上,他训练大约50个年轻的新兵。他让他们跑步、行军;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教他们进行步枪、拼刺刀训练,只是用一根棍子代替武器……乔治跟他们最出色的一起跑步、行进。他们喊累时(直到他严加约束前,纪律都很松弛),他就让他们休息五分钟,而且不许抽烟。这让他们吃惊,但乔治不为所动。

有个英国人说:“我们进行的是英式军训,也就是前进、卧倒、跑步前进,然后再卧倒。那些西班牙人看到觉得很有趣,他们说:‘你们不能趴着开枪,要站着开。’”师长看了奥威尔训练那些西班牙青年的情形后乐观地宣称:“要是有一百个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

1937年初,奥威尔在巴塞罗那仅仅待了7天后,就被派到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军衔为一等兵,手下12个人。很平静地过了3周后,他去俯视萨拉戈萨的奥斯库罗山加入了英国独立工党分队,这支分队是在他之后到来的,刚在巴塞罗那接受完训练。斯大林的朋友、《消息报》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差不多在同期参观了前线,并描述了这个荒芜贫困地区的风景和气候:

阿拉贡多石的红色沙漠在眼前延伸。一小丛一小丛灰扑扑的橄榄树点缀着那带地方。夏日的炎热令人无法忍受,冬天尽吹冰冷刺骨的寒风。偶尔会看到一个农民骑着头小驴子赶路。饥饿的山羊在石头缝里拱着寻找炽热的太阳未晒到的一片树叶。村庄紧挨着光秃秃的山坡;房子和山丘是同样颜色,影壁对路而建,让那些房子看上去似乎已被废弃。

革命以一种令人鼓舞的方式发展到了农业集体组织,是它们在给养上协助阿拉贡前线的民兵。雷蒙德·卡尔曾写道:“货币被废除,零售业被禁止,咖啡、酒精和娼妓遭到排斥。终于,无政府主义天堂般的城市变成了现实。”但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外部武器支援的程度和效果,以及稍微没那么重要意义上经过培训的人员:第二看双方在培训能打仗的战斗力量上谁更迅速一些。到1937年,国民军在两方面都已占了上风”。

马统工党的民兵队伍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不擅打仗,而且装备不足,有的只是既老且旧,偶尔还能造成灾难的步枪和弹药。大多数人用的是制造于1890年的德国长毛瑟枪,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过时。休·托马斯描绘了阿拉贡前线的景象:“制服仍然没有,不过人人都穿着灯芯绒及膝长裤和一件有拉链的外套。训练仍是初步性质的,因为所有步枪都在前线;甚至那些步枪也陈旧而且用着不可靠,除了在马德里前线部分地方,而大炮哪里都紧缺。手榴弹可能在扔到的那边爆炸,也可能在扔手榴弹者这边爆炸。许多地方没有地图、测距仪、潜望镜、望远镜和清洁材料。”奥威尔记录了前线生活的沉闷而不是刺激性:“堑壕生活的厌倦和动物性饥饿感,为得到零碎食物玩弄诡计,睡眠不足的人们乐此不疲地进行低俗的、唠唠叨叨的争吵。”跟所有战士一样,他珍视相对和平及舒适的罕有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可以睡在好的稻草上,脚没湿,可以一连休息几个小时,还有遥远的枪声,只要它确实是在远方响,可以权当一种催眠曲。”

这段战争期间,尽管经常企图推进战线,但弹药不足导致前线出现僵局。双方都占据了山脊上的一些据点,在缺少大炮、轰炸机的情况下,战斗局限于偶尔的偷袭和巡逻队之间的交火。鲍勃·爱德华兹(后来当上了工党国会议员)向独立工党在伦敦办的报纸《新领袖》发回了宣传性报道。为吸引更多志愿者并唤起对共和军事业的支持,爱德华兹用了脱离现实的英雄主义的口吻:“我们参加了几起向佛朗哥的部队防守严密的据点发起的进攻,一连好几个小时在法西斯军战线内巡逻,袭击过一两处位于外围、防守松弛的法西斯军占据的农场,我们不停地谈论‘西班牙政治局势’。”但是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哈里·米尔顿做了更残酷、更准确的记述:“我们这段前线安静得像坟场。我们装备极差。整团人主要是一帮小孩子,偶尔会自己人交上火。我们只有一次和敌人真正战斗过,那是我们打的第一仗,可谓糟糕透顶。我从来没指望能从西班牙活着回来。”

奥威尔本人也暗示了部队的指挥官没能从近代重大冲突中学到多少,并描述那里的战斗是“1914—1918年战争的拙劣翻版,堑壕阵地战、大炮、突袭、狙击手、泥泞、带刺铁丝网、虱子和停滞不前”。堑壕里的老鼠让奥威尔心烦意乱,西班牙山区的严寒和经常发作的支气管炎让他受足了罪。他经常刮面——有时用的是葡萄酒,那比水还多。爱德华兹回忆了他那古怪的外表:“他阔步向我走来——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衣着是奇异的混合装:灯芯绒马裤,上面黏结着泥泞的卡其布绑腿和一双大皮靴,黄色猪皮无袖上衣,一顶包头护耳的黑褐色头盔,还围着编织的黄褐色围巾,极长,在他脖子和脸上围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围到耳朵上,肩上扛了把德国步枪,腰带上挂了两颗手榴弹。”

为了在寒冷刺骨的夜间放哨时打发时间,奥威尔向自己一遍又一遍背诵吉拉德·曼莱·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费利克斯·兰德尔》(Felix Randal),这是一首对一个“宽肩膀、具有健壮之美”的铁匠的挽诗,奥威尔称之为“最佳英语短诗”。它是这样沉重结尾的:

  探视病者令其与吾等,吾等与其相为亲密。

  吾口中之言将汝安慰,触摸使汝泪水乃止,

  汝眼中之泪触及吾心,孩儿,费利克斯,可怜乎

  费利克斯·兰德尔;

  当汝更爱喧闹之诸年,所虑将来其有何远,

  铸打难制器具若等闲,侪辈之中最为强健,

  曾为彼运货灰马钉掌,闪亮且踢踏作响,真乃好蹄铁也!

诸多诗中,为何独有《费利克斯·兰德尔》在战时安慰了奥威尔?在1944年评论霍普金斯的一本书时,他曾写道:“艺术产生于痛苦,显然霍普金斯是不快乐的,不仅因为他身体不好,还因为他不被认可是个诗人,被迫在沉闷的地方做着唤不起热情的工作。”当奥威尔自己处于一个沉闷的地方时,对这位天主教徒有了同情和理解。

奥威尔也许受到夜间沉思这首诗的影响,而他也对他的同志们产生了影响。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一个十几岁的英国人,他认为奥威尔“不同于我们其余的人”,这部分是因为他每天早饭后都写东西,部分是因为他那种伊顿公学式口音。但科特曼承认“这个人能影响”他的同志们,拥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品质”——他在流浪汉和矿工面前已展示了这一点。“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科特曼说,“你会尊敬他,他知道该说什么话。”鲍勃·爱德华兹补充说:“他绝对无所畏惧。”

爱德华兹1937年4月30日发表在《新领袖》上的报道读起来像是男孩所读周刊上刊登的冒险故事,奥威尔曾着迷于读那种故事。“‘冲啊!’奥威尔喊道。站在胸墙前面的是埃里克·布莱尔高大的身体,他在枪林弹雨中冷静漫步向前。他跃向胸墙,脚下绊了一下。天哪,他们打中他了吗?不,他跳过去了。”另外一个民兵中的英国人本杰明·莱文斯基说:“他很聪明,很有逻辑,很勇敢,但我为他担心。他长得那么高,而且总是站着。”他拒绝隐蔽,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似乎觉得自己刀枪不入。

3月底,奥威尔因为一个感染得很厉害的伤口患了血毒症,无奈接受了手部外科手术,并在蒙弗洛莱特的医院住了十天,就在前线后方。他住院时,韦斯卡附近挨了两颗大炸弹,距医院只有两英里。这两颗炸弹声音极大,房屋也为之摇晃,那些恐慌的病人吓得躲到了床下。他在那里时,那些“practicantes”或称护士助手以一种同志般的关怀,偷走了他的照相机和大部分值钱物。

在获准回巴塞罗那休假和因为对阿拉贡前线无所作为的状况感到灰心时,奥威尔第二次想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纵队。在1937年7月的一篇书评中,他称国际纵队是“单薄的一队受苦的和常常装备糟糕的人,他们站在野蛮和至少相对正派之间”。但他未意识到他加入国际纵队的企图跟他和哈里·波利特的见面一样,是天真和徒劳无功的,注定因为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而不可能成功。关于他的申请有份警方报告,日期为1937年4月30日,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这份报告说明奥威尔当时仍未意识到左派各政治派别间的敌意,也说明那些共产党怀疑他企图渗透进他们的部队,他也不智地使即将残酷打击马统工党的有关负责人警觉起来。这份报告写道:“布莱尔询问过他和马统工党的关系是否可能影响他加入国际纵队的机会。他希望去马德里前线战斗,而且说在他几天内办好离开马统工党的手续后,将正式申请加入我们。”假如他真的加入国际纵队,肯定会被视为“政治不可靠者”而被枪毙。

3

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成了他的好友,此人也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写的英雄。乔治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欧洲各地都有关系,他母亲的娘家姓纽曼,来自敖德萨,他们的独子乔治1902年出生于彼得堡。10年后,这家人移居布鲁塞尔。乔治会说8种语言,在比利时、瑞士学习过土木工程,但离开大学时未得到学位。(他后来发明了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煤切割技术)他服过兵役,但军事能力不突出。他在1925年认识了比利时籍的吉尔梅恩·沃诺特并与其结婚,两人生了4个男孩和1个女孩。他于1934年离婚,妻子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如同很多雇佣兵和冒险家(马尔罗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柯普对自己的过去精心编织出了一个神话,从而抬高了自己。一位荷兰记者伯特·戈瓦埃茨最近发现:“柯普不是一个有过部队经验的比利时土木工程师,其真正国籍是俄罗斯,而且从未在部队服过役(是个比利时军队预备役军官而已)。另外,他也不是像奥威尔所相信的,是个学成毕业的工程师或忠诚的丈夫兼父亲。柯普声称他是因为为西班牙共和国制造违禁军火而被迫逃离比利时,这似乎也不真实。”戈瓦埃茨在研究过柯普的生涯后总结道:“总而言之,奥威尔那著名的识人才能在这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人面前遭到惨败。”然而奥威尔在西班牙和柯普并肩作战时,是无法发现这一真相的。无论如何,相对于柯普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时法国抵抗运动中表现出的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在战斗时或牢中——柯普编造的神话绝对无关紧要。

对富于色彩、具有英雄气概的柯普,有关照片和描述展现的,是个身高六英尺、敦实、粗脖子、红脸膛的人:令人敬畏、警惕,长相凶狠。那些照片和描述也说明他是《一九八四》中精悍有力的奥布兰的原型:“虽然长得很魁梧,但他的举动仍有非凡的优雅之处……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了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几乎是崇拜……当你看着奥布兰那壮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十分丑陋而又十分文雅——你无法不相信他是不可击败的。”

1937年2月,当奥威尔在柯普的指挥下打仗时,爱琳来到了巴塞罗那,在独立工党的办事处当麦克奈尔的秘书。虽然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当护士、记者和打字员,但在西班牙的外国女性仍极少。斯塔福德·科特曼笔下的爱琳是“一个无比镇静的年轻英国妇女,她为独立工党代表团六个人高效率地管理事务及经费,‘就像一个令人愉快的女教师’”。另外一个英国志愿者对她和奥威尔的关系做了评价,称她“是个很胆小的女孩,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愿为他做任何事”。3月中旬,她被许可去前线堑壕探望丈夫,为期3天。如她在4月份告诉伦纳德·摩尔的,她在那里时,“法西斯军进行了一次小型炮击,机关枪响了很久”。这次进攻令她兴奋而不是害怕,她觉得“这次探望很有趣——的确如此,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有几张快照可以让人对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略有认识。在1937年1月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比他的同志们高出一头)排在一个不整齐的军事小分队后面,正在走出巴塞罗那列宁军营铺鹅卵石的院子。在另外一张照片上,他坐在一条凳子上,是在前线附近一幢粉刷过的房子装有栅条的窗户下。他的同志们都面向照相机在吃盘内盛的饭,而奥威尔(脱了皮靴,手里拿着根雪茄)正侧着身子在热烈争论什么。韦斯卡之围时,他坐在一块犁过的辽阔田地里,在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和旁边3个战士分享一锅热腾腾的炖菜。爱琳去探望时,他的同志们(一部分戴着头盔)在一堵沙袋垒成的胸墙后排成一队。他们在三脚架上支起了一挺机关枪,枪口对着敌人方向。因为过度曝光而面目模糊的奥威尔穿着亨利·米勒送给他的皮夹克,比别人高出一头,黑色头发、脸色苍白、身穿黑色衣服的爱琳坐在他脚前。

4

当然,奥威尔不可能知道早在1936年12月,甚至在他奔赴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命令加泰罗尼亚的共产党首领消灭马统工党。马统工党的书记安德烈·宁一度跟斯大林的头号敌人托洛茨基有联系,此时成了斯大林最想捕获的猎物。尽管马统工党未曾追随托洛茨基,它还是被扣上了托派政党的帽子,其报纸《战斗报》也因为无情揭露大清洗审判的残暴性而使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后快。苏联的大清洗审判始于1935年,后来被苏联政治警察特务在西班牙重演,轮到马统工党成为受害者。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解释了其目的和失败之处:“他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想粉碎无政府主义革命,目的是“避免得罪英法政府。但是谁的面子他也没保住,而且得罪了每一方”。

爱琳去了前线后一个月,奥威尔4月下旬休假时,形势依然很正常,共产党与马统工党仍是盟友。5月1日,爱琳告诉其兄长,当通常过着艰苦生活的奥威尔过了4个月必需品匮乏的生活后,他在去巴塞罗那途中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乔治在这里度假。他到达时完全衣衫褴褛,几乎赤着脚,有点儿邋遢,深棕肤色,看上去气色很好。之前的十二个小时里,他在火车上一直喝茴香酒及用茴香酒瓶装的麝香酒、白兰地,吃巧克力。”

5月3日,他仍在巴塞罗那休假时,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战斗。电话局本来由跟马统工党有松散联系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Anarchist-Syndicalist)联盟——劳动者国家委员会控制。共产党控制的人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将之夺取。当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交出并向入侵者开火后,战斗迅速蔓延到整个巴塞罗那市并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事,这座城市因此瘫痪。共产党那边的实力更强,而且有机关枪。马统工党的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他们为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参战。保卫马统工党总部时,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楼顶高度紧张地待了3昼夜。在一篇发表于报纸上的文章《巴塞罗那的目击者》(Eye-Witness in Barcelona,1937年8月)中,他解释了那种混乱兼危急的情形:“我们以为(我们全是)我们只是在抵抗人民警卫队阴谋发动的政变,他们靠武力占领了电话局,如果我们不表现出战斗的意愿,他们可能占领更多工人们的大楼。”

威利·勃兰特解释了这场战争中的战争如何导致对马统工党的迫害和最终消灭:

另外一场荒唐的内战始于5月3日,几天内导致几百人丧生。现由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占领了工团主义者管理的电话局,即电话、电报交换台,以此控制巴塞罗那市。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人被诋毁、迫害和杀害。他们包括当时跟无政府主义者为同盟关系的马统工党党员,其领袖在苏联秘密警察的黑名单上位居前列,如安德烈·宁。阿尔贝·加缪称宁被拷打和杀害为“20世纪悲剧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班牙权威历史学家伯内特·博洛顿描述:“5月事件以后的几周、几个月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这里以前是CNT—FAI(极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党)的权力中心——除了消灭农业集体组织,是随意捕人、在秘密监牢里关押、拷打、绑架和刺杀。那种CNT—FAI在革命高潮时有过的自发性的、无针对性的恐怖,此时让位给西班牙共产党更精心布置、更有针对性、因此更可怕的恐怖。”一位独立工党的志愿者弗兰克·弗兰克福企图为共产党的迫害行为辩护,伪称马统工党在阿拉贡前线秘密协助法西斯军(参见附录2)。

1937年5月初,奥威尔跟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见了面,后者当时正为共和军拍摄一部纪录片。多斯·帕索斯写道奥威尔“脸上有种病态憔悴的样子”,“已经患上后来致死的肺结核”。他们两人讨论周围笼罩的政治恐怖时,多斯·帕索斯惊讶于奥威尔对局势的冷静掌握:“奥威尔提到我们都知道的真相但并未强调……‘复杂啊……在贝弗尔,我们的人想知道是不是该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是与其站在一起的……你也了解西班牙。’奥威尔似乎对全部局势都理解,也许对他知道多少仍心有余悸。”

经过5天战斗——其间有1000人受伤,400人丧生——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幻想破灭的贾森·格尼曾写道,到8月份,社会革命被镇压了,奥威尔在前一年12月所看到的理想主义被根除:“街上的人少了许多,那些有乐队和旗帜的游行队伍不见了,高涨的革命热情不见了,每个人都似乎只管自己的事。大多数店铺和餐馆关了门,连夜生活也被禁止。”

5月10日,在战斗的政治意义明朗化之前,奥威尔回到了韦斯卡前线。他被擢升为少尉,率领一支30人的小分队,其中一半英国人,一半西班牙人。10天后的5月20日早晨5点钟,他被狙击手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喉部。乔治·柯普给爱琳的兄长劳伦斯·奥肖内西寄了一份对伤口的合乎科学的准确描述,并且配上了精确的示意图:

子弹刚好在喉部下方进入,距垂轴稍偏左,从脖根背部右侧出。口径是常见的7毫米镀铜西班牙毛瑟枪子弹,从175码以外射出。相距如此远,但仍有每秒600英尺左右的速度,而且温度灼热。在其冲力下,埃里克仰面跌倒。出血不严重……未触及关键器官;子弹从气管与颈动脉之间径直穿过。

哈里·米尔顿看到奥威尔被击中,他提到过“那颗子弹的速度烤焦了伤口的进口处。我用胳膊揽着他的头,把手放到他脖子下面时,发现那儿有一摊血”。他被送往巴巴斯特罗的师部医院,然后在脱离危险期后,乘火车经莱里达和塔拉戈纳被送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

“很讨厌的是我受伤了,”6月8日,他在医院给康诺利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伤口不算很严重,一颗子弹穿过喉部,当然本来会打死我的,但只是让我右臂神经疼并让我几乎发不出声。”据柯普所言,他的声带受损后一星期,“埃里克能发出任何人们可以发出的声音,但是微弱,还带着特别老的福特T型车特点刹车般的噪音,很刺耳,两码外就听不到他的话”。奥威尔曾被告知他的喉部“破了”,而且已永远失去发音能力。到6月10日,爱琳通知兄长说奥威尔部分恢复了发音能力,胃口也好,但奥威尔为其军人生涯到此结束和巴塞罗那政情的灾难性转变而悲哀:“我想埃里克好多了,虽然他自己觉得没有好转。他的发音能力肯定恢复得很慢,但他经常用手臂,尽管时不时仍然很痛。他吃得跟别人一样多,能到处走,也能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很有效地做一般的事。他极为沮丧,而我觉得挺有希望。”这一事件引起了一个奇怪的说法,热情支持西班牙法西斯派一方的诗人罗伊·坎普贝尔(Roy Campbell)声称在“古怪的幻想中,是他坎普贝尔在西班牙战争中打中了‘乔治·奥威尔’的颈部,没用别的,而是一把橙木制的弓”。

5

奥威尔养伤时,马统工党受到了苏联警察的追杀。在西班牙开过救护车的理查德·里斯5月在巴塞罗那见过爱琳,她形于言表的恐惧令他惊愕:“她没有跟我出去吃中午饭,因为要是被看到和她在一起,对我就太危险了……在爱琳·布莱尔身上,我首次看到一个人生活在政治恐怖下的表现。”爱琳有充分的恐惧理由,与奥威尔的关系令她有生命危险。部分是不想让警察跟踪,她一直待在大陆旅馆。6月18日,她的房间受到了共产党的搜查,他们抄走了奥威尔的很多资料。但或是因为拘于礼节,或是出于骑士风度而没让她一个外国女人起床,他们未能发现她藏在床垫下的最关键的资料。在这次考验中,爱琳始终保持着非凡的冷静。

西班牙共产党的特务从爱琳所住的旅馆房间抄走的日记对奥威尔很不利,俄罗斯内务部在巴伦西亚所做的《关于间谍及叛国呈法庭报告》就是以此为基础,报告的完成日期是1937年7月13日——是在奥威尔逃离西班牙后3周。此份报告总结了他在西班牙的活动,如果他被捕,审讯者是用得上它的。报告中说埃里克和布莱尔都是独立工党党员。埃里克是英国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联络人,他被要求汇报党员们的消息。作为一个马统工党特务的独立工党党员,他在韦斯卡前线和马统工党一起作战。爱琳利用马统工党执委会的“证明信”(由柯普签发)于5月13日参观了前线。布莱尔夫妇都住在马统工党的法尔考旅馆中,埃里克还参加了5月的事件,当时马统工党跟西班牙共产党战斗过。最具诽谤性的,是关于布莱尔夫妇两人都是“狂热托派分子”的不实之词。

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日期为1937年7月7日的另外一份报告中间接提到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3月8日出版,当时奥威尔已在西班牙),说明西班牙共产党很熟悉他:“‘(独立工党中)现在最突出和最受尊重的是埃里克·布莱尔,此人是个小说家,写过几本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书。’但‘他的政治理解力很低’。”历史学家詹姆斯·霍普金斯总结说那份报告“指控他在5月份巴塞罗那的战斗中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这跟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记述相矛盾,在那本书中,他说自己是个被动和困惑的旁观者,不曾卷入实际的战斗……通过把他贴上托派分子标签,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发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内,马统工党的每个追随者要么丧命,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像受伤的奥威尔那样亡命”。

奥威尔此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前盟友的攻击,卷入了后方斗争。从莫林疗养院出院后,他从蒙松的医院那里拿到了退伍文件,然后去了巴巴斯特罗的前线(那里的指挥官必须在他的退伍文件上签名),之后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被逮捕,警察正在搜捕该党所有党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尽管身体因为受伤而仍然虚弱,他在被毁的楼房中躲藏了三天,睡觉也在那里。

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很多同志或被关或被杀,他告诉麦克奈尔:“这真他妈可怕……这些混蛋(警察)从背后向我们的人开枪。”那些共产党连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也抓;探监时,奥威尔看到过一个十岁大的孩子和两个被截肢的人。在《鲸内》中,他除了提到在缅甸的经历,还提到在西班牙的经历,他愤然写道:“我看到过被害人的尸首——我不是说战斗中被打死,而是被害的。”

在奥威尔和爱琳自己就处于被捕和处决的危险时,他们发现柯普于6月20日被捕。为营救他出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监,甚至去过警察局,以取回一份可能解救柯普的文件。正如柯普一年多后给爱琳的信中所说:“我真的钦佩你们在躲藏时所做的,你们找过冯内奇少校的秘书、警察局和莫卡(咖啡馆)里那些突击队;那是大胆之举,如果成功地让我摆脱麻烦就最好了。不管怎么样,那极其勇敢,是英雄行为。”柯普刚好在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那天被捕(安德烈·宁在同日被害),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被关押的18个月里,受尽折磨,只是没有被真正枪毙。他患了坏血病和血毒症,被拷打,体重下降了98磅。1939年8月11日的《独立新闻报》描述了他所受的未能击垮其精神的残酷虐待:

乔治·柯普到西班牙时,是个精力充沛、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容光焕发、身强体健。今天当他从长期磨难中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消瘦、虚弱、佝偻的他拄着拐杖,行动缓慢。他身上遍布伤痂、青肿之处及疾病留下的印迹,他是在斯大林派“契卡”的地牢里、在监狱船上潮湿、空气不流通的船舱内和劳改营内患病的……柯普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后,他们把他关进一个煤仓,无光线、不通风、无食物,大老鼠在他腿间跑来跑去。他在黑窑里待了十二天,一个人看不到,一个人的声音也听不到,直到一天有个声音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枪毙你!”……被捕前仅七天,他还在前线最后一次打仗,当时是人民军的少校,在第29师负指挥之职。

1938年12月18日,柯普从法国土伦港发了一封电报:“获救但可谓已半死——乔治。”奥威尔对他坚强和不事渲染的坚忍精神敬佩有加,如果被抓到和拷打,受伤而导致身体虚弱的他肯定会死在狱中。

在西班牙的经历令他们两人的幻想破灭。柯普写道:“当然很难让一个人为不再信仰的某一事业冒生命危险和承受我在西班牙受过的罪。”在给赫彭斯托尔的信中,奥威尔记述了自己不风光的逃亡:“我们一开始是民主的英勇保卫者,后来却溜过边境,而警察正前脚后脚追捕我们。”6月23日,躲藏三天后,奥威尔、爱琳、约翰·麦克奈尔和斯塔福德·科特曼从英国领事馆拿到旅行文件并登上了去法国的火车。他们装作一般旅游者在餐车上逗留,两个特务在车上寻找可疑的外国人时,他们逃过了检查。过了边境后,他们快乐地互相拥抱,奥威尔和爱琳在法国海滨的巴纽尔充分休息了三天。

但这次没有农民向他们敬礼。他的西班牙经历中最令人沮丧和幻想破灭的,是有人说服工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背叛其盟友,并散布关于马统工党的谎言,而且英美左派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激怒了他,他决定尽其所能揭露这一背叛行为。

来源:《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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