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05

今天的国际社会以民族国家为主导,要建立由16-17世纪的欧洲帝国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近日“一带一路”成为热话,不少学者均指当代中国似乎想重建新的朝贡制度及华夏帝国。借台湾前经建会主委秘书曾昭明语,“一带一路”及早前的亚投行为中国“新兴资本帝国集结号”,指出今天的“一带”是德国陆权的面向,但“一路”却属英国海权面向。假如由此进路出发,重读知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著作《帝国︰大英世界秩序兴衰以及给世界强权的启示》(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便有一定意义。

根据弗格森的理解,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其中一个幅员最广、经济实力最强的欧洲帝国,是今天全球一体化的基础及推动者。弗格森以生动的拟人手法,将大英帝国的不同面向代入为不同的角色︰有带动商品全球化的海盗、带动劳力市场全球化的庄园主、带动文化全球化的传教士、带动政府全球化的官僚、带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银行家,以及因著战争全球化最后成为破产者。弗格森在书中暗示大英帝国的存在及兴衰也许有一定的瑕疵,但他在序章中质疑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国际社会是否就有一条不比大英帝国文明的全球化道路?明显地弗格森认为没有,反而大英帝国及其延伸美国,正正是国际社会走向文明之路的先行者及捍卫者,甚至在书中末段认为帝国的存在似乎是一种国际化政府行之有效的方式。这样观点与霸权和平论(Hegemonic Peace Theory)如出一辙,亦往往被一些学者视为美国须要肩负世界警察重任的依据。

当然,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一个世界警察是另一个议题,但帝国的特质以及不同面向是否适用于形容今天的中国外交政策却是这次希望带出的重点。根据研究帝国的学者如Ashley Jackson及Stephen Howe的框架,中国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帝国而非民族国家,例如相对多元的文化及族群在单一的政体下存在,帝国本身既是一个文明体系及知识体系,也是一个被建构的身份来概括治下不同的臣民及地方,因此帝国治下多元而且不稳。以古代中国为例,岭南地区的文化与黄河地区的文化不尽相同,在中央政权以外也有百越之地或南粤国的存在,而这些文化传统有部份在今天也一直保留至今。因此,以帝国形容中国管治实非贬义,只是一个特别的政体模式及政府–社会关系。

从涉外关系而言,华夏帝国也一直有著大英帝国那“传教士”及“海盗”的面孔,“天下”的概念以“文明–蛮夷”为依归,经济扩张同时以文化作为扶助“教化”万民,藉此建立一个以华文化系中心的中华帝国系统。而古代的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正好承担著这个角色,汉唐后先多次以丝绸之路通西域并接纳西域社会来朝,宋明则以海上力量开拓东南亚市场。因此,古代的一带一路本来是以经济贸易改变文化及地缘想像的帝国政策,透过丝路改变中华帝国本土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想像,建立一个有序但松散的中华帝国。如此观之,今天的“和平发展”、“一带一路”似是中国希望重拾古代的帝国外交政策。

当然假如从弗格森的观点出发,一个帝国的兴起对国际社会而言不一定是坏事,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当陆权国家希望获得海权或挑战当时的海权国家,最终结果往往是一场战争。特别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以帝国的方式管理内政,而是走向西方民族国家化的管治体制。一个被西化的华夏帝国重新崛起是福是祸,相信会是今后西方学者要思考的问题。

文章来源:RFA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