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来到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今称“普希金城”)的时候,我没有为叶卡特林娜宫富丽堂皇的“琥珀厅”而惊叹,却漫步在人迹稀少的林间的小路上,因为这小路上留下过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足迹,留下过他们的思想和诗歌。在这弯曲的林间小路上,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比普希金年轻一代且被其寄予厚望的历史哲学家恰达耶夫,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普希金这样描述他说:“他在罗马至多是布鲁图,在雅典他是伯利克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名近卫军官。”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从恰达耶夫的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落差中发现了“俄国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

恰达耶夫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他作为胜利者昂首步入巴黎,在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之后,却惊讶地发现: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于是,他开始在《望远镜》杂志发表自己的《哲学书简》,这是俄罗斯独立的创新思想的萌芽。由于恰达耶夫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们愤怒地谴责作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连不爱读书的沙皇也亲自阅读此文,并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声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官方甚至派出医生,每天上门去给恰达耶夫“治病”;禁止他写作,命令他沉默。

掌权者发怒了,“天子之怒”可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众也发怒了,众口一词,三人成虎。有人敢于承担暴君的压力,却不敢与公众舆论为敌——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是万万不能触动的。但是,面对沙皇的怒气、面对大众的怒气,恰达耶夫仍然守着自己的价值本位。他拒绝接受“卖国贼”的指责,而只听从良心的声音。既然沙皇将自己宣布为疯子,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柔和地回应了那些铺天盖地的辱骂:“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在恰达耶夫看来,爱祖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人是因着爱真理而爱祖国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掌权者或大众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他的祖国,那么他应当坚决拒绝之——无论何时,祖国都不能高于真理。那种否定真理的爱国,其实只是爱帝王和他们的情妇而已,这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以一颗伤痛的心真正地去爱那多灾多难的人民与土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方式。恰达耶夫选择的是后者,他是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早去民族主义化、去民粹主义化和去沙皇崇拜化的思想家。

沙皇发怒了,大众也发怒了,恰达耶夫依然保持着平静,他手上拿起的是笔而不是剑。平静的人比发怒的人有力量,首先发怒的一方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心虚,你绝对不要跟他一样发怒。普希金如此评论恰达耶夫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但对轻浮的芸芸众生来说,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的确,富于思想家气质的恰达耶夫比富于诗人气质的普希金更有应对邪恶势力的智慧,他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自己认定的道理,不管对方是否接受,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普希金则以诗人的冲动拿起了枪,选择了“以枪对枪”的方式对抗小人的挑衅。于是,普希金陷入了沙皇精心设下的圈套,在与流氓的决斗中毫无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致命的枪声的响起,诗歌也中止了。与之相反,恰达耶夫始终是以笔为枪地战斗着,正如赫尔岑对其哲学通信的评价——“它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我想,当年恰达耶夫就曾经在今天我所站立的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仰望着不远处沙皇辉煌的宫殿。贵族们正在其中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你的祖国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恰达耶夫才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的“不言症”,发现了俄罗斯人“在道德结构上出现了空白”。恰达耶夫对自己祖国的爱,乃是通过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甚至,由于人类理智的进步使我们遭到了惩罚,我们便曲解这种进步。”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的绝望的呼声”。恰达耶夫不是重复西方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改造了它们,使它们成为此时此刻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吹嘘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强国的沙皇,指出俄罗斯的存在“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的恰达耶夫,他们究竟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沙皇爱的是自己的权力宝座,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是奴隶,以奴隶的方式爱奴隶主;恰达耶夫爱是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希望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呼吸,他追求尘世的上帝之国,期待着圣灵的新时代,并相信俄罗斯将以新的语言向世界讲话。恰达耶夫是一名忧郁型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仿佛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沙皇拥有精锐的近卫军,恰达耶夫却拥有心灵的自由;沙皇拥有帝国巨大的疆域,恰达耶夫却拥有精神对时间的超越。沙皇可以禁止恰达耶夫发表其作品,却不能禁止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里传播。所以,思想者以柔和胜过刚强,思想是不能用刀剑来征服的。

对于人间的君王、对于君王背后的庸众,恰达耶夫多次申明了自己那不可撼动的信念:“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的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是的,思想者不必向掌权者乞求权力,思想者必不惧怕掌权者的武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皇村”后来被改称为“普希金城”——是的,这里是属于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是他们思想的栖息地。

文章来源: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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