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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前苏共政治局委员谈俄国百年跌宕历程

摘自:《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作者:雅科夫列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时间:2013年;译者:述弢。

往昔仍然在恐吓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不足为奇。这是特别可恶的现象,尽管对俄罗斯说来也并不新鲜。这是合乎逻辑、尽管令人恶心的现象。今天必须至少在三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同极权主义遗产作斗争,同现今的官僚专政作斗争,以及同自身的奴颜婢膝作斗争。(第7页)

尽管如此,在思考实际上始于1985年的俄国改革时,我反躬自问:按高标准来要求,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肩负起改革重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是社会选择自由的表现呢,还是蓄意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是勇敢的改革活动呢,还是灾难性的注定失败的实验?是苦行僧,也许还是如脱缰之马的社会进程的牺牲品呢,还是欺骗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甚至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天知道是谁的自觉的“影响代理人”?是优柔寡断的政治家,大自然沿着改革的山间河流带来的木屑,缺乏意志和目标的追名逐利之徒呢,还是变革的马基雅弗利,在“历史阴谋诡计的西瓜皮”上滑倒的政治战略家?(第7-8页)

不错,我们远非事事成功。改革之初,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尽力实施改革,我们并不是神,而是普通人。照通常的说法,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脚上是往昔的沉重秤砣,头脑中是意识形态的一片混沌。统治集团,也就是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无一例外地全都投票赞成改革,物质生活上没有受穷挨饿。有别墅、卫兵、厨师、疗养院、无上荣耀,有掌声、肖像,最主要的是有权力。权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不受控制,不好靠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工作。(第16页)

经历了同希特勒主义的战争,幸存下来。可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又流了多少血泪啊。前线战士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为胜利感到骄傲。无可厚非。可眼下我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些真正上过前线的人,他们的举止真正得体。他们不捶胸顿足,不吹嘘自己的爱国主义,不在群众集会上大喊大叫,他们有时忧伤,他们因国家把他们搞得一贫如洗而痛苦不堪。大喊大叫的都是连前线的边都没有沾过的人,甚至是战后才出生的人。他们穿上职业爱国者的破衣服,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些傻头傻脑的家伙,蔑视过去的战争,蔑视战争参加者的英雄主义,蔑视人民所受的苦难。他们是利用悲剧以谋私。(第41页)

二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后果,还将长期检验我们的学习能力、区分能力,看看我们能否正确区分洞察力和冒险主义,国家责任和虚假的标新立异,实际的成功和令人陶醉的脑袋发晕,真正的勇敢和硬充好汉,并不招眼的仔细斟酌和令人目眩、却空洞无物的临时现编。(第71页)

暴力革命是在令人难受的事件进程面前的歇斯底里和无能为力。绝望的行动,失去理智地企图立即拿下需要全社会数十年艰苦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早产的演变果实。对革命的向往是源于救世主般的虚荣心和不健康的心理。(第81页)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客观上很有必要公开陈述对革命的历史实质和道德实质的看法,就是说任何一场革命,一旦手段开始对目的占上风,一旦暴力自称为善行,并成为国家的政策和实践,那就必不可免地会蜕变成一种极其丑恶的东西。(第81页)

20世纪已经结束。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可怕、最血腥、极度充满仇恨和偏执的世纪。看来,是时候了,应当醒悟和忏悔,应当向幸存下来的被囚禁者请求宽恕,应当跪倒在千百万被处决、死于饥饿的人们面前,……我本人在新一代面前感到羞愧,因为当初我们这些老一代人都已淹没在……恐惧之中,像最坏的坏蛋一样相互告密,向…拍手鼓掌,拍得手上都起了老茧,换言之,我们都是没有尊严的人。(第203页)

“冷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觉得它提供了切切实实的证据,说明即便是最严肃的问题上最尖锐的对立也不一定必然发展成为军事冲突。“冷战”,它所产生的冲突,促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即:当代世界的绝大多数问题,特别是同发展、变革、人的状况有关的问题,原则上不能采取军事和实力的办法去解决。(第215页)

如果说到20世纪的政治家,那么我想不起比他(赫鲁晓夫)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如此悲惨地具有双重意识的人物了。较之当时对他的看法和今天对他的描述,他更聪明也更傻气,更凶狠也更仁慈,更过于自信也更加胆小,更加演艺精湛且政治上更加庸俗。(第216页)

我聚精会神地研究了加拿大的生活——十分普通、实用主义、充满清醒理智的生活。经常为一个问题感到苦恼。为什么我们不想甩掉自己身上的教条镣铐?答案只有一个:当生存本身成了问题的时候,作为痴呆权力来源的非理性主义提高了等级。(第314页)

我不仅见证了戈尔巴乔夫升迁的开始,而且见证了他升迁巅峰的结束。我凑巧出席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权力交接的1991年12月会晤。至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请去。我是第三者。谈话持续了八个多小时。那是一次事务性的、相互尊重的会晤。偶尔也有争论,却并不动怒。我感到很惋惜的是,他们过去没有在这样的相互理解水平上开始合作。我认为,双方“传闲话的人”起了阻碍作用。……戈尔巴乔夫暂时离开后(整个程序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我对叶利钦说,只要总统旁边的信息场被克格勃占领,那他就有重返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的危险。他同意这个意见,并且说,他打算建立大约5-6个信息渠道。后来的情况是,……毫无结果。(第432页)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在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第551页)

独裁更可爱,无需特殊的智慧,俄国罹患此病已有数百年的时间。在我国,人们更害怕的不是战争、恐怖或者饥饿,而是自由,因为我们尚不知自由为何物。难怪改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自由又不是黄油,不能用来抹面包。换句话说,我们对独裁熟悉得没法再熟悉。(第559页)

脱离现实的伟大目标,可轻而易举地给人和社会设置精神上的陷阱。伟大目标产生幻想,似乎为了达到选定的目标,采用任何手段都是可能和容许的。为投机政治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这样的意识形态便成为一切暴力革命的实践。……社会中也逐渐形成独裁的思维方式,对于简单决定的爱好,将责任推到别人,特别是当局身上的意向,对于浅显的信仰、而不是对于知识的向往,服从的需要。所有被虚假希望俘虏的人都落入这一陷阱。当人出于幻想来建设生活时,他造出的就是怪物。(第561页)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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