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体命运永远也无法用一种主义来定义,就像墨水落在纸面上不断洇染变化和渗透。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人也毕竟是历史的人,当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违反其功利行为原则布施穷人,存心仁厚时,人和历史才都是可爱的。
  
前些天与友人闲谈,他看着我桌面上1985年印行的仍旧作为“内部发行”读物的《1984》,便说起了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做过相当严肃的批判,于是顺带有了这个貌似滑稽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倾向性的动态,且要顾及话语的背景。我们首先要明确奥威尔在此处的身份,是一位具有丰富个体命运的作家,《1984》是一部政治寓言类的文本。那么,作家是否有义务并且有能力先行构建出自我的理想天城,再通过文本对现实社会和现行制度进行批判呢?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谓理性至上的公知分子,一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哈耶克所强烈诟病的“构建理性主义”(constructiverationalism),即:试图仅仅通过人类理性去构建制度。在他看来,人类理性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导致这种努力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批特定的智识群体既通过著述去展现了自我构建的理性大厦,也大多运用了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甚至这样多层次的表达行为收到了受众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宣言效果。所以,他们的社会身份无疑是多重的,往往兼有政治(理论)家,法学家,以及小说家或是诗人的角色。

但是,反过来,若要对作家这一身份进行专门的限定,我们便不能强迫其承担更多角色所带来的义务和责任,也不能将某种体系化的理论构建能力的训练作为前提强加给他们。因此,在我们试图了解一个作家或接触他的文本时,首要的是珍视其作为个体命运承担者的身份,这才是文学最为宝贵并不可替代的一面。

由此,我们没有理由因一个作家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政治隐喻色彩,而极力挖掘出所谓的政治构架或一个旗帜般鲜明的(政治)立场。对待奥威尔也应如此。他不需要被逼问回答“娜拉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很多人将易卜生当年因写下《玩偶之家》这部社会问题剧而对所赢得赞誉的态度理解为亵慢,“ 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玩偶之家》),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摘自鲁迅杂文集《坟》“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们为什么会对易卜生的这句回答,失落得耿耿于怀呢?多半是因为我们太过于要求一个作家充当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化的导师角色,我们过分急于看清并追随他们肩头也许并不明确存在的旗帜,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一段具有普遍特定情绪的历史时段之中。

当乔治·奥威尔从1945年开始构思创作,后来又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在苏格兰Jura岛上病怏怏的靠在床头写下《1984》时,整个欧洲的情绪是如何的?奥威尔的心思又是怎样的?

小说最终于1949年6月8日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正式刊印出版。这个时间点是颇值得回味的。1945年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karl Raimund Popper 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发表了其自由主义力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批判了极权主义政治,并指出这种政治封闭、整体、一元的特征。其后,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首次明确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指出二者作为一种全新恐怖极权政府形式的共性。有了这样一条时段,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把握欧洲甚至整个战后世界在酝酿和宣泄着一种什么样的普遍情绪了。基本上是对覆灭不久的法西斯政权和冷战形成初期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当然还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对乌托邦的批判浪潮,将其视作一种顶层抽象的“政治救世主义”而大加鞭挞,后来乔治的《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还有扎米亚京的《我们》并成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与这一时期此种思潮的流行也是不无关系的。

大体弄清了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情绪,我们再来看看病榻上乔治的心思。是什么让他动了写下这部作品的念头?无疑首先考虑到的是,作家作为个体命运所承载的阅历。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年底,奥威尔与妻子同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战斗,并在前线担任少尉军职,喉部遭受过严重的创伤。但是,这场一开始看似绝对正义的战争,最后却由于左翼共和政府内部矛盾分裂而宣告失败了。没有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竟差一点丧命于共和政府内部党派的相互倾轧之中。他曾这样界定自己的立场“(我)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然而,这次经历,带给他更深刻的思考,是否还存在一种更切近合理的立场?于是他看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请注意“我所理解的”这个前置界定)。直到他动了心思,酝酿着日后《动物庄园》和《1984》的创作。

也许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那个半玩笑式的问题的答案,可以像小学生那样迫不及待地举手来讨好老师了。那就是奥威尔既不姓“资”也不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而在某种程度上做了“教父”伯恩斯坦的“门徒”。

这里我们简单罗列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1. 在理论基础上宣扬多元性,主张放弃统一的世界观,既接受人道主义的启示,又发端于宗教原则,也不拒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

2. 政治上主张联合专政,主张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多党制,工人阶级要通过议会多数掌握国家权力,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

3. 经济上主张建立“混合经济”,反对消灭私有制,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和计划,逐步扩大国有化;

4. 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国家,主张改革税制,通过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平等;

5. 最终,通过改良和科技革命,发展生产力,从而将资本主义渐变地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

如果这个问题必须回答,那么这基本上是个粗糙而又“标准”的答案了。

一直以来,《1984》这部小说的题目本身,就产生了很多种关于其隐喻的解读。 实则,奥威尔最初将小说命名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人” (The Last Man in Europe) 可见他的感叹号是落在“人”这个字眼上,但出于营销需求方面的考虑,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建议他换一个书名。我们天性一直以来都善于在历史的偶然背后,质问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过,这的确是有意思的,谁知道西西弗斯在不断重复地把滚落的巨石推上山顶时,有没有在给自己讲着不同的笑话呢?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他将写这本书的那一年,即“1948”年的后两位数对调过来,便成就了未来。另一种说法是值得严肃考量的,即乔治借此暗自纪念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成立一百周年,费边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党派性的表现,其智慧来自于罗马将军费边与迦太基将领汉尼拔长期对峙中等待时机,避免决战从而最终得胜的军事战略。该组织初期一直由萧伯纳和悉尼·韦伯领导,后者起草了英国工党党章,拟定了党纲草案,并指导各项政策 。其余较有政治影射意味和较有人情味的解读还有:称他暗指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中一个于1984年登上权力舞台的政治势力;或者源于他妻子奥莎丝尼诗(Eileen O’Shaughnessy)的一首名为“本世纪的终点,1984”的诗。更有甚者说,奥威尔原本准备的书名是《1980》,但是由于疾病,小说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他感到有必要将故事推入更远的未来,因此命名为《1984》。

然而,个体命运永远也无法用一种主义来定义,就像墨水落在纸面上不断洇染变化和渗透。就连某一主义之“教父”本人,也无法用其所创立之主义来定义其自身或约束其行为,历史毕竟是人的历史,人也毕竟是历史的人,当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违反其功利行为原则布施穷人,存心仁厚时,人和历史才都是可爱的。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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