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译者赐稿 作者：列昂·阿伦（Leon Aron）著，李钧鹏译
所有革命都是一场意外。话虽如此，最近的这场苏俄革命(1987–1991)无疑属于最大的意外之列。当然，许多人谈论过或描述过这一“体制”最终的转变或终结，但没有一位西方专家、学者、官员或政客——或据其回忆录，未来的革命者——预见到，一党专政、国有经济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其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掌控会在1991年以前土崩瓦解。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成为总书记时，无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革命危机。他们对苏维埃体制存在问题的影响面和严重程度各执一词，但没有人觉得这些问题会在短期内成为致命隐患。
为什么所有人都如此令人不解地短视?西方专家未能预料到苏联的解体，可能与“修正主义”(revisionism)以及对反共产主义的逆反心理(anti-anti-communism)有关，这种思想夸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性与正当性。但那些和“对共产主义软弱”这种标签不沾边的人同样对苏联的终结困惑不解。美国冷战期间的重要策士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写道，回顾整部“现代国际关系史，……很难找到任何比这个先后被称为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超级大国……的忽然解体和消失更奇怪、更令人震惊、初看上去更令人不解的事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可能是最富盛名的反修正主义苏俄史专家，他称苏联解体为“出乎意料”的革命。《苏维埃悲剧》的作者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将“苏维埃体制土崩瓦解的突然性和彻底性”视为“二十世纪末最大的意外”。在激动地回顾“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思想”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得出结论：“苏联及其帝国的先后终结至今仍是个谜。”保守派期刊《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993年推出一期苏联解体特刊，标题即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离奇覆灭”。
在受到及时的关注后，这种集体性误判本可直接归入社会科学的其他古怪离奇的心智档案中，再轻易抛入脑后，毕竟社会科学家的误判不缺先例。但即便到了今天，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月推行开放和民主化政策，从而在无意中启动这场革命二十五年之后，当时所谓的“苏联专家共同体”(Sovietological community)的共识根基似乎仍然牢固。它以标准方法得出的结论为基准，将既有知识置于这一政权的历史情境中。而知识和历史都指向苏联的延续，至少是漫长的衰落。
事实上，和十年前相比，苏联在1985年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并无实质性减少。没有爆发严重的自然灾难或疫情。不可否认，苏联人的生活水准远低于大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更是相距甚远。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里的购物长队以及一贫如洗(尤其是老年人群和农村地区)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绝非历史最糟糕时期。例如，食品短缺与事实上的食物配给制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就在大多数州屡见不鲜;尽管受到某些人的痛恨，它们被二战期间或战后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或大多数苏俄成年人)视为正常现象。苏联经历过严重得多的灾难，而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掌控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更不用说撒手不管。
在任何情况下，就像古巴、朝鲜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下的伊拉克(更不用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充分体现出来的，在极权国家中，对民众的剥夺和政策变化之间关联甚微;它通常只会导致更严酷的镇压，而不是自由化改革。经历了1963–1964年的经济不振和食品短缺，持自由化立场但性情古怪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被一个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执掌政权的保守派势力所取代。更严格的“规训”(discipline)是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短命(1982–1984)政权的主要执政方略，我曾称之为“警察复兴”(police renaissance)。
在1985年以前，没有一项重要经济指标表明灾难即将到来。从1981年到1985年，尽管低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仍然达到1.9%。这种虽疲软但并不具灾难性的态势一直延续到1989年。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预算赤字就被视为革命危机的重要先兆，而苏联1985年的预算赤字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尽管迅速膨胀，一直到1989年，赤字仍低于9%——很少有经济学家会觉得这个规模难以应付。
石油价格从1980年的每桶66美元每桶暴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2000年价格)，这当然是对苏联财政的沉重一击。但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85年的世界市场石油价格高于1972年，只比整个70年代低三分之一。与之类似，290亿美元的1985年外债绝非生死攸关，并且偿债能力一直到1989年都维持在相对于硬通货出口收入而言“合理的水平”。大体而言，财政危机一直到1988年才变得“迫在眉睫”，并且直至1990年夏天仍有可能被“避免”。与此同时，苏联人在1985年的收入增长了两个多百分点，且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工资在接下来的五年以7%的年均增幅持续增长，直到1990年为止。
所以，后来被反复讨论的“停滞”是显而易见、令人忧虑的，但正如一位睿智的评论家在回顾革命前的苏联时所说，“慢性疾病毕竟不是不治之症。”到头来，连最富盛名的从经济方面对苏俄革命(它完全符合革命的经典定义：忽然爆发的、不可逆转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颠覆)进行解释的学者也承认，1985–1987年的形势“一点也不动荡”。
没有发生的事永远是谜。但在质疑苏维埃体制长期可行性的同时，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并不必然表示大限将至。苏联经济本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停滞”。但正如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所说，不可否认的是，“真正的[经济]崩溃”在1988年之后才开始，并且“既是政治过程的原因，也是政治过程的产物”。
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看，政治形势甚至还不如经济不振那样糟糕。经过二十年的无情镇压，几乎所有重要异见者都被监禁、流放(安德烈·萨哈罗夫1980年以后的经历即为一例)、强迫移民或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中。
相比之下，高涨的民族解放情绪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西部和格鲁吉亚尤其渴望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从莫斯科彻底独立出来。离心力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必将形成裂隙。但长此以往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阵营已经被恐怖手段成功地剿灭——他们遭到格外严酷的镇压，并被判处无异于死刑的超长期监禁。
苏联经济和政治形势无法为革命前的危机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另一个传统原因同样经不起推敲：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并没有在外界的压力下摇摇欲坠。相反，这之前的十年被正确地判定为“苏联在军事和外交上实现了它想达到的一切主要目标”。
当然，阿富汗战争越来越像是一场拉锯战，但对于五百万大军来说，这一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45年之后，在重新夺回的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的血腥的、旷日持久的反游击战(更不用说二战中的伤亡)给了苏联不受国内外公共舆论约束的巨大军事优势，从而维系了在阿富汗获得最终胜利的有根有据的希望。尽管维系帝国的沉重财务负担和庞大的国防开支成为1987年以后的争论焦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阿富汗战争本身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1985–1986年耗资40–50亿美元，不及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1%。
“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主张抵制(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颠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扈从政权(client regimes)，这给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埃塞俄比亚等苏联帝国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对于苏联来说，这些困难同样不是致命一击;并且，随着美国公共舆论、国内政治以及白宫主人(这一点尤其重要)的不可避免的变动，困难有可能得到缓解，如果不是消失的话。
开启了高代价竞争的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1]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是军事溃败的迹象。和这一项目叫嚣的西方对手(美国首当其冲)一样，克里姆林宫心理一清二楚：太空防御的有效部署要花上好几十年。在国防高技术上的明显落后令人不安，赶上美国所需的代价令人畏惧——但只在革命开始，高层开始注意国内公共舆论和生活水准之后(战略防御倡议很可能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准)。
1980年的波兰工人反共产主义和平起义曾令苏联领导人如坐针毡，因为它凸显了苏联在东中欧帝国的脆弱性。但偶尔的波折并不等于溃败。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革命受到军政权的镇压和戒严令的控制，到了1985年已经颓势尽显。苏联似乎游刃有余地每十二年在其东欧帝国进行血腥的“维和行动”而无视国际舆论——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80年在波兰。
大体上说，从1985年至1987年，苏联处在其世界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这一地位更因它和美国的战略核均势而得到巩固。人们对苏联实力及其对东欧占领的长久性深信不疑，以至于西德的精英和民众都决心穷几代人之力，在苏联和东欧的“体制”中“长途跋涉”，寄希望于劝诱和贿赂柏林及其莫斯科主人们进行渐进改革与和解。东欧的精英们跟在西欧后面，似乎已经决定无限期容忍苏联的统治和占领，而某些著名异议分子只想成为“中间的欧洲”(Mittel Europa)，成为苏联的东方和民主的西方之间的“桥梁”。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后来写道：“我们很容易忘记，在1985年，没有哪一个大国的政府看上去像苏联那样大权在握，那样畅通无阻地推行其政策。”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之“谜”不能怪罪于苏联专家的疏忽、不称职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但赦免罪责并不能带来多少宽慰，因为一个难题仍未解决：主要的传统研究领域——经济、外交、国防以及国内政治——并不能指向(甚至不能暗示)苏联的结局。这个庞大的、不可一世的帝国的统治看上去足够稳固(也确实如此)，足以长期维系，却令人瞠目结舌地、彻彻底底地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而这些传统指标根本无法预测这种可能性。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这些专家并非没有认真寻找革命的原因，而是找错了地方。
在当时(以及现在)，预测和分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主要范式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几代社会科学家，尤以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代表，广泛接受和采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这一取向根植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因果体系以“生产力”(经济体系)为核心，后者构成了一切社会与政治组织的“基础”。在其持续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日渐过时和产生约束性的“生产关系”(“上层结构”)或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安排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由特定“阶级”领导的革命，这些阶级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使他们格外渴望变革。具有约束性、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上层结构”被抛弃，最终将带来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政治冲突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修正和更新马克思理论时，大多数结构主义革命研究者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后者将阶级战争和革命视为迈向无阶级共产主义最终胜利中的步骤。他们还吸收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强调国家、国家政权和国家官僚作为集体政治行动者的相对自主性——马克思则只将其视为贯彻经济统治阶级意图的“委员会”。从而，“社会革命”(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大革命”)的起因就被追溯到国家无法推行必要的经济、社会或政治改革——由于国内经济、人口或政治的“宏观结构性”约束条件，或不利的国际环境。结果就是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尤其是它们的行政、军事和强制能力。
本书并不准备对卷帙浩繁的结构主义文献进行细致回顾。值得指出的是，结构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元因素”(meta-factors)——无论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人口因素——都无一例外是“物质”和“客观”因素。它们独立于(或“外生于”)人和人的思想。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可能是最富盛名的当代结构主义革命理论家。用她的话说，“革命不是促成的;它们是到来的”：解释革命的是“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客观关系和冲突”，而不是“利益、观点或意识形态”。
斯考切波、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和其他结构主义者(每一位都提醒我们注意革命发生前事态的不同因素)的论述非常复杂，这里必须指出，结构主义解释在观察促成了革命的经济、制度、政治、人口或国际环境的长期趋势和结构性变化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没有一个历史事件是自动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某件事情已经发生——并且回过头看，有充分的理由发生——并不表示它不可避免，更不表示它只能以既定的形式发生。借用查尔斯·蒂利经常做出的区分，“革命形势”不同于“革命后果”。纵观历史，最终演变为革命的政治或经济危机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如果以一根线条表示革命的过程，字母a–d代表革命从蛛丝马迹到胜利的不同阶段，结构主义进路可能有助于我们获悉c至d期间发生了什么，也就是从危机显现到革命之间的过程。但对于厘清a至c期间发生了什么，它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无助于解释一个问题：在旧政权中延续了数十年的结构何以顷刻间成为加大了风险的因素?
最近的这一场苏俄革命同样如此。苏联为什么如实际发生的那样解体?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结构性原因，但这些原因无助于彻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从1985年到1989年，在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条件没有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苏联政权及其经济体系——尽管弊端丛生，在绝大多数民众、领袖和外部专家眼中却并不具致命性或持久性——是如何忽然开始被足够多的人(他们属于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派，而革命的发动者无一例外总是他们)视为可耻、不正当且不可容忍，并注定覆灭?
要解释苏联的解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把眼光放到“客观”因素之外，对理念的极具颠覆性的重大影响加以考察——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称其为社会动荡的“形而上”(metaphysical)层面以及“意识形态的自主力”。
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可能是最受推崇的“思想考古学家”(archeologist if ideas)。终其一生，他似乎都在以典丽雅致的语言将人们的思想与其在生活和自我治理上的重大变化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要理解现代社会的动荡，就必须意识到
这些大变动始于人们脑中的理念：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曾经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以及理应如何的理念。……这些理念是道德的实质。……这些关于生活应当如何、人应当如何与何如的信念是道德探寻的对象。……要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唯有试图理解它，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世界中或对这一世界理性行事)，我们就不能只关注作用于我们之上的非人格化力量，无论是自然力量还是人为力量。指导人类行动的目标和动因必须透过我们的所知所想来审视;对于它们的根源和发展，它们的本质，尤其是它们的效力，我们必须倾尽全力，做出批判性考量。
革命研究“理念中心论”的前提是，和所有政治运动一样，革命同样“起源于人的思想”。革命的主要引擎是“理念和行动者”，而不是“结构”(或某种“宏大的历史趋势”)。
在一段广为引用但少有透彻理解的话中，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将人们对自己处境的主观评价置于革命前危机的中心：
形势的恶化并不必然导致革命。更常见的情况是，当负担有所减轻时，……一个国家的人民……开始以激烈的手段造反。……从而，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改过自新之时。……当暴政看似暗无天日时，人们忍气吞声;而一旦翻身有望的念头闪过人民的脑海，压迫就变得无法仍受。
革命可能发生在政治压迫减轻之后，由自由派统治者或统治精英具有明确“意图性”(intentionalist)的行动所引发;并且，托克维尔进一步指出，革命的起源可能与(至少是暂时性的)经济福祉的改善相重合。(例如，国民财富在路易十六[Louis XVI]的统治下出现了稳步增长，而在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法国的国民富庶程度“从未像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那样迅速改善”。)但全民财富的稳步增长远没有“安抚”民众，却“激发了骚动的情绪”;生活水准改善程度最明显的地区恰恰成为法国革命运动的“枢纽”。从而，革命既是绝望之举，更是希望的产物。托克维尔有一句名言：“某些社会不公得到救治，这一简单事实让人们注意到其他不公的存在，于是这些问题显得更加不堪;人们的痛苦可能已经减轻，他们的感受却急剧恶化”。
什么(以及如何)“恶化”了这些“感受”，这是现代革命“形而上”根源的研究者想要了解的。“客观”(结构性)因素的后果可能隐含于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思想、理念和价值塑造了从头到尾的动荡过程。
所有类似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初始阶段都少不了“理念的撞击”、“沸沸扬扬的意识形态期”以及“激烈的、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辩论。“理念”与“结构”在革命早期阶段的具体互动模式往往限定于特定事件，难以通则化(generalizations)。相反，如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所说，
在革命爆发前的社会中，不满情绪以及坚定的现代人所关注的具体经济、社会与政治困境总伴以大量文字和言论，后者往往与理念，与一个更好的世界，与带来这一更好世界的抽象力量有关。事实上，真正共有的因素是思想的表达，而不是特定思想——指导不同革命的思想可能大相径庭。我们总能在革命前的态势中发现思想的影子，而我们的分析总是止步于此。无思想，无革命。
当理念开始提供“既有观点的替代”，开始挑战人们思考的“范畴”时，革命前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持续数年，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就变为革命危机(它的发展速度迅雷不及掩耳)。新理念的内容从对旧秩序越来越严厉的谴责转向对新的、更美好的秩序的描绘。它们开始凝聚为“世界如何运转的新理论，[凝聚为]新的信条”、关于“美好社会本质”的新概念，以及更宽泛的“正与邪、真与假、正义与不义”。围绕文化、意识形态、信念等符号的抗争和争夺是社会革命的基石。在须臾的绚丽中，“一切”——经济、社会，当然还包括政治——在人们的头脑中都要“让位”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新秩序的形而上原则”的成型。理念获得了一种“自主的角色”，并引发了一轮强有力的、前所未有的动态。一切激进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都成为现实选项——无论是在美国革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所激发的对自由不可抑制的渴望，还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忽然涌现的、横扫一切的平等主义冲动。
如果将不同的“社会价值”视为革命成功的“关键”，这些价值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作家、记者、教师、艺术家、传道者——就变得不可或缺。托克维尔观察到，他们“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为新秩序奠基的新理念的种子”，并“促成了普遍的不满情绪，生成了引发对变革的有效需求的……成型的公共舆论”。片刻之间，整个国家的“整套政治教育”成为“知识分子的工作”。
现代革命总是爆发在知识界(“文化精英”)的“忠诚转移”(transfer of allegiance)之后。布林顿认为，撤回对旧政权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能目击到的[社会革命的]最可靠症状”。国家的镇压忽然不再有信念和热情的支持，顶多可以说是“半心半意、难见成效”——无论是詹姆斯一世(James I)宣布查禁“煽动性的清教徒书籍”，还是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新闻审查——小册子、报纸、书籍(或博马舍[Beaumarchais[2]]的《费加罗的婚礼》那样的戏剧)中的“危险文字”开始层出不穷，广受“欢迎”。
在布林顿笔下的“意识形态革命”中，对旧政权无情的、日渐大胆的批评现在又多了对替代性社会价值的倡议，这使得既有政治体系与活跃的政治少数派骤变的“基本价值……不再兼容”。旧秩序的意识形态根基荡然无存。权力失去了它的“避风港”。
随着民情(moeurs)的“烟消云散”，托克维尔指出，长期“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变成了“光杆司令，从而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统治阶级迅速招致的鄙视，”他继续写道，“随处可见、深入人心”，最终使那些具有最大的维持现状的“客观”(经济、社会与政治)利益的人对革命的抵抗彻底“瘫痪”。“厌倦和疑虑感”在统治阶级中蔓延，使它疲于奔命，无力维持现状。
统治者试图改变政策，主要用意不在迎接“客观”挑战，而在使其统治至少在某些方面迎合这些新的意识形态要求。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样可以说，一切大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和政权的“自取灭亡”，或至少自断手臂，是这些巨变的“共同点”之一：
旧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个人——开始怀疑自己，或失去了对其阶级传统和习性的信念，智识倾向和人文情怀渐长，或投靠攻击他们的群体。……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变得碌碌无为。
任何对最近的这场苏俄革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立刻意识到，上面的观察和1987–1991年的苏俄历史极为贴近。“形而上”解释的两个主题尤其适用：革命初期明显的“意图性”(“自愿性”)冲动以及引发这种冲动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和价值色彩的考量。[page]
苏联的自由化(核心步骤是以废除审查为代表的开放政策)始于一个人，而他开启自由化的理由远远超出改善经济或改善国际环境的考虑：所有证据都表明，如果面临同样的“客观”形势，再也不会有另一位苏联最高领导权的竞争者会在1985年做出哪怕是些许类似的举措。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具有“理想主义”和“主观色彩”。
当然，和西方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一样，戈尔巴乔夫及其最初的盟友成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尽管是一种远为粗糙的、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并不具备必要的概念范畴(可能连词汇表都没有)，无法为他们的“非物质”考虑自圆其说。然而，尽管打出的是改善经济的大旗，很少有人会质疑，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首先试图矫正的并非经济上的失策，而是道德错误。
如果进一步观察，许多对经济问题的公开质疑看上去只是对精神堕落和斯大林时代腐蚀效应的愤怒之情的陪衬。这是一场急切寻找答案过程的开始，每一场大革命都始于这样的宏大追问：什么是美好的、有尊严的生活?什么构成了公正的社会与经济秩序?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什么?
“这个国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道德风气，”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样说。他在会上宣布，开放和民主化是改革的基石。“我们正在对价值观及其创造性反思进行重新评价。”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感受时，他说：“我们再也不能那样下去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与过去的错误决裂。”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他的“道德立场”。
戈尔巴乔夫的首任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的回忆录体现出同样的“立场”。在他看来，“道德[nravstennoe]状况”是苏联社会在1985年的“最可怕”特征：
[到了1985年，]全国上下已经是万马齐喑：等待它的只有死路一条。到处乱象丛生。……[我们]监守自盗，彼此行贿;[我们]在报告里说谎，在报纸上说谎，在高高的讲台上说谎;[我们]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中，相互吹捧。无人幸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小圈子的另一位成员是外交部长爱德华·谢尔瓦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后者也目睹了对政权的“信念”被上上下下的违法乱纪和腐败堕落所侵蚀，并为此痛心不已。“一边是决疣溃痈和人心涣散，” 谢尔瓦德纳泽后来写道，“另一边是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口号的招摇撞骗，这格外令人触目惊心。”据他回忆，自己曾在1984年和1985年之交的冬天对戈尔巴乔夫说：“一切都烂透了。不变不行了。”
不同于赫鲁晓夫在1954–1964年所推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几乎从一开始就围绕着“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作为知情人士，赫鲁晓夫深知斯大林建立在恐怖和谎言之上的大厦是多么岌岌可危。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似乎对自己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掌控时局的能力颇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多年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苏联模式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落败;它在文化层面上也失败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教育程度最高者、最有知识的人，他们全都在文化层面上反对这一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人。……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和自由有关的一切。
关于道德成分在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初期改革中所占的核心地位，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反酗酒运动，后者是在极为不利(且持续恶化)的政治与经济境况下发动和维系的。在1985年，苏联从酒精饮料销售中获得的年收入占到总预算收入的12–14%。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透露道，伏特加(vodka)和石油收入在1970至1985年间支撑了苏联的国库。“举国上下烂醉如泥，” 雷日科夫回忆道。“所有[人]都在喝。工作前喝。工作后喝。在地方党委会[obkoms]上喝。在区党委会[raykoms]上喝。在建筑工地上喝。在商店的地上喝。在办公室里喝。在公寓里喝。在所有地方喝。”
从1985年到1988年，对酒精饮料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管制使苏联损失了670亿卢布的财政收入——几乎是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9%，当年财政收入的17%，接近医疗保健总投入的四倍。但当雷日科夫对这一运动的过激化表示不同意见时，他的观点被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否决，理由是他“考虑的是经济，而不是道德”，而“全民道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
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改革引发了一场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个人化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对暴力深恶痛绝，在事态变化的广度和深度超出他的初衷时，坚决不肯诉诸大范围武力。对镇压一以贯之的憎恶是戈尔巴乔夫的理念的基石，正是这种理念激励了他的探索：一种人性化的、“民主的”、一党制的社会主义;以国有企业为主，辅以某种形式的私有企业，构成所谓的混合经济。戈尔巴乔夫的理念(戈尔巴乔夫痴迷于这一理念;至少在外人看来，他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丝毫动摇)是一种并非真实但许多人深信不疑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下的苏联，这一政策由列宁在1921年颁布，由斯大林在1929年废除。动用镇压手段就意味着“对[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内心世界撒谎”，即使是为了“延续这个体制”。(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戈尔巴乔夫曾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有人说，我们应该重拳出击，”这位总书记攥紧拳头“做示范”。“大体上说，”戈尔巴乔夫接着说，“这可以做到。但我不想这样做。”)
根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的回忆，1983年，当他在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十年后重回苏联时，他的所见所想和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与谢瓦尔德纳泽并无二致：
一个历史时刻就在眼前。人们高喊：“够了!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必须来一场彻底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所有人都觉得，再像过去那样生活完全不可想象——那是不可忍受的耻辱。
雅科夫列夫明确指出，他和戈尔巴乔夫都将民主化视为改革的当务之急。在回忆1985–1991年的经历时，在1985年接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更常用的字眼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它首先是一场道德和精神上的变革，是“终结这一政权不道德性……的尝试”。
1985年12月，在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秘密备忘录中写道：“眼下的关键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这只是时局的物质层面。核心问题是政治体制……以及它和人的关系。”由此，“改革的主要原则”是：民主(首先是在多候选人选举中的选择自由);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司法和法官的独立;人权立法(必须明确个人、个人财产与个人通讯的不可侵犯性，示威、集会、宗教和旅行的自由，以及起诉任何官员或官方组织的能力)。
1989年12月，在一场说服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废除1939年苏德条约(包括分裂波兰的秘密协议，并允许苏联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演讲中，雅科夫列夫指出：“同志们，相对论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推进了一大步。但道德相对论要不得。……我们必须认识到，目无法纪的破坏性不仅在于其直接后果，而且在于它使人们对道德沦丧和投机取巧见怪不怪。所以，代表同志们，我们对[这一条约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只基于政治考虑，还要权衡道德。”
1990年，当革命看起来随时会夭折于严寒、饥饿或军事政变中时，雅科夫列夫写道：
有一样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它属于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的精神层面。这个社会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因为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人们已经从毒害了他们的大脑和情感长达数十年的神话、成见、自我欺骗和自鸣得意中走了出来，这是不可逆转的。人们意识到， 因循守旧的生活只会使他们落后于时代，这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共有的理念和价值正在慢慢回归，他们正在唤回个人自由、良知、风化、为善、仁爱等道德操守，这是不可逆转的。人们对积极生活和免于剥削的自由的渴求正在苏醒，这是不可逆转的。……精神赋予人力量，人的历史是由精神推动的。改革的精神诞生充满坎坷。但没有它，社会重建就只是纸上谈兵。诞生已是既定事实，而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载入史册，成为人类道德与智慧的厚重一页。
但苏俄革命在所谓的“观念社会史”中的地位主要基于克里姆林宫之外。尽管苏联人均收入从1965年到1980年翻了一番，“不满情绪渐长，”一位著名苏联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也对这个体制越来越“不信任”。在物质财富和社会怨愤之间建立起一种含糊不清的因果关联的“托克维尔悖论”再次出现。后来成为开放运动旗手的著名苏联记者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在1988年写道，随着人们对腐败、公然盗窃、谎言以及诚实工作所遇阻力的日渐“不满”，改革的理念已经“成熟”。一位亲历者说，尽管大部分人此时尚未造反，他们“已经信心全无”。
另一位亲历者回忆道，对“实质性变化”的期待已经是“心照不宣”，这形成了彻底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事实上，对戈尔巴乔夫这位“踌躇满志的新领导人”的执政期望是如此之高，如此之盛，这种期望影响到了这一政权的政策，因为政权不敢(或无法)对其视而不见。理念成为革命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官方意识形态曾“像钢箍一样”将苏联的整个政治与经济体制捆在一起;现在，它的“公信力”正在迅速降低——与之一起迅速削弱的是维系了一党专政的“心理建构”(mental constructs)。新的认知促成了对这个政权态度的变化以及“价值观的转变”。慢慢地，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也开始遭到质疑。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将W. I. 托马斯(W. I. Thomas)的洞见定义为“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将一个局面看作是真的，其后果就是实实在在的。”与之类似，一直到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及评价标准发生根本转变之后，并且由于这种转变，苏联经济的“客观”恶化才成为重要因素。
到了1989年3月，苏联有六万个“非正式”(私有且独立)的团体和俱乐部。“再也没有能被轻易统治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了，”一位著名苏联社会学家这样形容新生的公民。“人民现在有了思考能力。”
从1989年代1991年，在一场又一场选举中，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对保守派的共产党领袖说不，而选择了公开拥护改革与革命纲领的候选人。每一次投票——1989年春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90年春季(苏联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以及1991年6月(苏联总统大选)——都体现出戈尔巴乔夫的[中间派]支持者的欢迎度的“不可阻遏的下降”与“自称为激进派的政客”的影响力的上升。在1990年3月的苏联地方选举中，改革派“民主人士”在五十个苏联城市获选，包括最大的三个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Leningrad)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莫斯科的选民给了他们市议会六十五个席位中的五十七席。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的幻灭感使得百万民众越来越对“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抱有好感”，并为“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所吸引。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指出，政治领导权从戈尔巴乔夫转到了叶利钦，后者“举起了反共产主义，亲西方自由的大旗”。几乎在同一时刻，叶利钦的激进派盟友，莫斯科的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和列宁格勒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当选为“双首都”的市长。为了“凸显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列宁格勒市民经过投票，将这座城市改名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如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所言，苏联的这场“自由民主与反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通过选票进行的”。
在革命形势岌岌可危时，无数人民走上街头，在莫斯科和许多其他城市举行和平示威;苏联矿工还在1989年和1991年举行了两场全国性大罢工，以示对革命的支持。革命在1991年8月达到高潮，苏联全国境内爆发了无数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反对共产主义政变的集会和罢工。苏联最大的几座城市几乎全部爆发示威。大约二十万人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上街游行，五万人在被围困的俄罗斯联邦政府驻地“白宫”外举行昼夜不停的守夜。
许多年之后，莫斯科的第一位民选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这样描述当时的民众：
但革命胜利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自己。千千万万的民众加入了这场革命。男女老少、工人和学生、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代表都积极参与。他们在选举中投票。他们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他们为自己、家人和亲人承担风险。舍弃周末。风雨无阻。他们不发一枪。没有砸碎窗户。没有破坏建筑。没有燃烧汽车。用托尔斯泰(Tolstoy)的话说，精神更强大的一方赢得了胜利。
1987年，在写给一份苏联杂志的信中，一位苏联读者将自己的亲眼所见描述为“观念上的彻底转变[perelom]”。他是对的，因为苏俄革命是唯一的一场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民意调查全程追踪的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份记录给了革命思想研究者一个追踪和评估新思想和价值的“实时”传播与影响的独特机会，而不是事后再加以重构。“这是破天荒头一次，我们可以从内部研究一场社会革命，”苏联著名民意调查专家尤里·列瓦达(Yuri Levada)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在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革命爆发时，没有社会学家进行民意调查。但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这非常有趣。”
1989–1991年，苏联的民调专家加入托克维尔笔下的“文人”(men of letters)阵营——记者和评论家——成为这个国家的“教师”。他们还是“政治地震”专家，探测全民共识的板块变动，并向中了魔一般的全国民众宣布他们的发现。此时的苏联，几乎每周都会发生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地震。在长达七十年的强制失语和装聋作哑之后，这种自我发现，这种获知其他民众真正想法的忽然产生的能力是如此令人振奋，对整个民主化事业是如此关键，以至于社会学(主要被看成是对公共舆论的研究)被宣布为“最具民主性的科学之一”。
1989年和1990年，苏联的民意调查开始探测到旧政权意识形态根基的最初裂隙，这种裂隙此后以惊人的速度和深度继续扩大。人们先怀疑，再修正，最终抛弃了他们原先深信不疑的东西：一党专政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国家对大众媒体和经济的垄断;对东欧的控制;莫斯科对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直至1991年的统治的正当性。它们逐渐被不同的、正义的、平等的、有效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所取代，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和政治代表的权利，国家对人民生活的全面控制逐渐被个人福利自负其责所取代。
经历了四代的一党专政(此时独立政党仍为非法)，1989年11–12月的首次全国性抽样民意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民众支持竞争性选举以及苏联共产党之外的政党的合法地位。人们不再将全票通过(edinodushie)视为政治秩序的基石，也不再将异见者视为叛徒，却转而推崇言论自由、观点多元化和宽容精神。苏联人对“完全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政治观点”持欢迎态度。超过三分之二的苏联人认为，应该允许这些观点在社会上的存在;而九成的苏联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几乎三分之一的问卷对象更倾向于自由社会，而非有序社会。
不同于长久以来的成见，苏联人并未表现出对“强人统治”的向往。在1989年，一半的问卷对象认为，国家大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由一人独揽。在从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自己的新立法机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新苏联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大部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一致，主张修改苏联宪法，以取消苏共的“领导权”，将党置于国家之下，并禁止苏共党员出任法官和检察官。
另一个政治文化骤变的征兆是一位西方民调专家所说的“权利意识”。在1990年的民调中，绝大多数俄罗斯联邦民众都同意，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保护”。(莫斯科市民极为看重十几项基本政治权利与人权——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隐私权、出境权——这和十二个西欧国家的居民“惊人地”类似。)
其他方面的转变尽管不如政治和公民权利与自由那样迅速或彻底，苏联人民开始质疑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收入分配以及“国家的应有角色”(尤其是国家在个人福祉中的角色)。到了1989年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国家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机会;几乎一半的全国问卷对象相信“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成功负责”。
在1990年初的一项俄罗斯地方民调中，超过一半的问卷对象同意“如果政府允许个人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实现。六个月之后的一项俄国民调发现，56%的问卷对象支持向市场经济的快速或渐进转型。一年后，支持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共和国公民增至64%。到了1992年1月，在几乎所有关键议题上，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倒向市场经济一方：收入差距、企业私有权、企业向私营业主的出售、农业用地的私有权。
和其他革命一样，越来越多的政治活跃分子对变化的速度感到不满。在1989年的一项全国性民调中，“明确、快速变化”的支持者和“缓慢、谨慎变化”的拥护者大致各占一半。一年后，莫斯科周边超过三分之二的问卷对象表示不认为政治改革的“步子太快”。
同样，在所有类似动荡中，年轻层较低、教育程度较高的、居住在城市的问卷调查对象比年龄层较高、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在农村的调查对象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更为彻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年龄：不同年龄层对民主化的态度呈现出“惊人的差异”。不仅如此，年轻一代的苏联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对产业私有化和示威权或罢工权的支持度更高，并且对异见者的容忍度更高。
1989年，60%的苏联民众相信，苏联共产党“将这个国家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九个月之后，公共舆论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发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整合”了苏联秩序的“道德准则”正在“土崩瓦解”，却没有足以替代的“新生社会主义理念”。在这个时候，根据提问方式的不同，“社会主义选项” 在苏联人民中的支持度介于10%和20%之间。这个主要由“老年人口”组成的群体的规模在之前的两年中大幅缩水，而“绝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和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从1988年10月到1989年10月，四百万青年男女退出苏联共青团。)
如果说，大部分苏联人在1989年2月仍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了1991年5月，56%的民众同意“共产主义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有贫困、[商店里的]长队以及大规模镇压”。到了1991年夏天，用一位俄国历史学家的话说，“对革命不积极者”对政权的挣扎冷眼旁观，“积极分子则为完全不同的理念所鼓舞”。
苏联政权在1991年8–9月的崩溃对应于一位著名的俄国后苏联政治史学家笔下的俄罗斯人民态度的“前所未有的彻底”转变。1991年9月，73%的问卷对象认为“整个政治体制必须得到彻底转变”。这种始于一年前的趋势愈演愈烈，绝大多数人如今赞同自由资本主义的某些关键特征：对外开放(74%)、多党制(69%)以及市场经济(63%)。在问及1991年的最开心事件时，俄罗斯人提到最多的是苏联共产党的覆灭。第二流行的答案(占五分之一)是“抛弃共产主义理念”。
1988–1990年的民调数据还揭示了其他信念的轰然坍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外部威胁、对这些威胁的抵抗、维系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统治。到了1990年初，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的信念(它长期为苏联的外交和内政提供了正当性)已荡然无存。在欧洲境内的苏联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几乎毫不关心苏联边境之外的危险。苏联人穿越了另一个意识形态禁区，开始诘问长期被神圣化的国防预算。
“对和平主义的普遍信守”开始侵蚀意识形态的另一块基石(以及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关键)：这个国家的核武库。1990年，超过三分之二的问卷对象在原则上反对继续核试验，同一比例的人认为苏联应该在考虑美国行为的基础上停止核试验，五分之二的人则支持苏联单方面非核化。
1989–1990年，在这场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横扫苏联的东中欧帝国时，价值观的变革已经大大削弱了苏联人对华沙条约的支持。1990年1月，东欧刚爆发反共产主义革命，三分之二的莫斯科人认为苏联不应反对东中欧国家退出华沙条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苏联应该反对)。对于眼前发生的变化，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问卷对象“完全赞同”或“较为赞同”。更多人(尽管只是微弱多数)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并不构成威胁。在1990年年底的一项全国性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本年度最开心之事时，得票数最多的选项是“削减军备[以及苏联]军队从东欧撤军”。
甚至俄罗斯人长期打造和统治的国家，此刻也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尽管稍多于一半的俄罗斯问卷对象在1991年2月仍希望保留“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苏联”，并认为加盟共和国应该试图组成一个新的联盟，只有三分之一的问卷对象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苏联统一，而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加盟共和国有脱离苏联的自由。(四分之一的问卷对象认为俄罗斯本身应该退出联盟，将三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扩张抛在身后。)1992年1月，一年不到的时间，多数俄罗斯人(43%)或支持俄国加入新成立的松散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或主张一个完全“独立的俄罗斯”。
和所有大革命一样，苏俄革命是一场错综复杂的事件，由多个因素诱发、驱动和塑造。不振的经济;既有政治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教育程度高的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正进入一个计算机化、太空化的崭新阶段的冷战所带来的压力和开销——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解释因素。
但这显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只有深入探讨“理念”(“形而上”)方面的原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由于缺乏有关苏联1985年前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可靠民调，新思想和价值观究竟是由于开放运动而产生，还是早有受众，新生的自由只起到了传播和激化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其他大革命的经验足以借鉴，这两个过程很可能同时展开，相辅相成。但不可否认，先发生于苏俄知识界，几年后再发生于数百万苏俄人民身上的经历足以跻身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革命，尤其是新价值观和理念对认知、态度甚至政治与经济抉择的影响。
要解释苏联解体之“谜”，就必须考察开放运动重要产物的来源和手段，尤其是它的关键内容。答案就在促成这场国家巨变的数千页书籍、文章和短文中。我们将在下面细细道来。
[1] 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注
[2] 原文误为Beaumarshais。——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