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家选择偏好：法治经济还是权力经济?
一般来说，企业家都是欢迎法治经济的，若有一些企业家不太喜欢，用不正规的路子来做生意的话，很大原因是因为地方法治环境复杂，有权力风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据我了解，中国很多企业家选择到某个地方投资，是因为跟那个地方的书记关系好，并非那个地方讲法治。在一次会上，有一个外国学者在教外国企业家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他第一个问题是，你到中国做生意，你要找谁?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找合作伙伴，找律师，投资服务咨询公司，老师的答案是都可以找，但关键是要找书记，找到书记就好干了。为什么找书记?因为中国是党和国家像一条巨大的龙，把市场经济缠住了。用学术语言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把市场缠住了。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深受权力的影响，是权力经济。
这些企业家，并没有说喜欢法治经济还是权力经济，他们也没有想着如何把中国经济从权力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他们只是想做生意，多赚钱。所以，指望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促进中国权力经济转变为法治经济，是有很大难度的。我想中国的权力经济，会吸引很多偏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来中国做生意，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会敬而远之。这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实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外资，会吸引很多偏好中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这肯定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权力经济。如果中国努力改为法治经济，用法治的办法而不是权力的办法来吸引外资，反而会让已经进来的偏好权力经济的外资企业家叫苦连天，而吸引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还有一个过程，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
那么，如何让中国的经济能够吸引到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及其资本呢?在这个方面，我想清朝吸引外资的设计可能是正确的。我在纽约证交所看到过中国清政府发的第一张股票，面值100英镑，为什么清政府喜欢到美国发行股票筹资而不是中国自己筹资呢?中国古代皇上没有钱找达官贵人捐资，达官贵人说我没有钱，皇上说我自己带头捐，把爱妃的东西都拿出来进行捐，但历史表明这种捐款并不是投资，而是皇上和大臣亲自投资，更是权力经济，而不是法治经济。所以吸引外资比皇上带头捐款要好。
为什么在美国融资用英镑计价?一方面清政府不太相信美国的纽交所，他也不太相信英国的女王，但至少可以用大英帝国制约一下美国的纽交所，中国毕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筹款，要那么多钱，大家都是英镑投资，美国是一个国际市场，用英镑也可以，用美元也可以。在清朝的皇上、大臣和企业家都会选择利用海外的法治经济，而且知道用权力制约权力，他并没有说要给美国总统送点什么东西，给英国女王送点什么东西，只要在英美法系的法治框架之内，清政府很容易就能够融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资家的资金。这说明，利用海外的法治框架来吸引海外的偏好法治的企业家，而不是直接利用中国的权力经济来吸引海外投资，是多么重要。偏好法治的海外企业家和资本，应该说到中国后会很好地促进中国的法治经济的进步。现在经济特区，然后是开发区，自贸区，然后是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可以通过海外的法治框架来吸引海外投资，从而促进中国的法治经济，并起到替代海外来的偏好中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和资本。
2、投资法治经济，是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当然，关键还是中国企业家的选择。中国企业家从短期来说，都喜欢找书记，找到了书记，然后根据与书记关系的亲疏来投资。这在短期有稳定性，但长期就会增加不确定性，有投资风险。因为权力是不确定的，很多地方的书记两三年一换，张书记说往东发展你就往东买地，新来的李书记说往西发展你就往西买地，买来买去节奏跟上了，算是对了，投资成功，但节奏跟不上就白买了。这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权力经济的风险。政府说要扩张投资，和书记好的企业家很快获得了投资，扩大了生产，但债务率上升了。当宏观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要控制投资，正好书记又换了，其结果就是变成了削减产能的对象。说好能够续期的贷款被抽回，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顿。这就是不同层次权力不匹配的，和宏观经济节奏不吻合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权力风险。受到权力好处的企业家显然会偏好权力经济，受到权力风险打击的企业家显然会稍稍转向偏好法治经济。但长期来说，企业要稳定发展，稳定、健康的法治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企业家无论如何在心里，在理论上，都是会喜欢法治经济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的经济，也必然是法治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法治经济，是一个企业家很重要的职责。因为投资法治，投资于公共的法律，投资于各种各样对法律有利的因素，就是投资企业家自己。这对当代的企业家来说也是开创历史的机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机会，相对于简单的商品经济，相对于容易弱肉强食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采矿市场来说，是比较脆弱的，因为这些个经济，都容易受权力影响，而且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权力掌控的。商品经济，过去有很多配额，而且做买卖往往需要场所，这些场所都是权力控制和配置的。股票市场是彻底自由的经济，但股票上市是高度管制的。房地产市场更不用说了，从土地到建设指标和标准，都是权力控制的。矿产，尤其如此。不过，现在的好处是这些领域的产能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过剩。过剩产能条件下，权力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少，因为权力控制价格，控制市场的条件是产能不足，产出短缺。现在唯一比较稀缺的是土地，但除了商品房建设用地比较短缺，工业用地并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可以想见，这个时候显然是强化法治经济的时候。如果企业家，在产能过剩的时候，稍稍做点努力，把过剩的产能用一点资源在建设法治经济方面，可以想见，这个时候中国的法治经济很容易替代权力经济。我们无法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但如果把权力放在过剩产能的汪洋大海里，和把权力放进笼子里的作用，显然是差不多的。
3、互联网经济是天生的法治经济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形势显然更加好了。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新经济是一个没有资源的经济，这个经济是靠脑子的。这个经济不要土地，也不要采矿权，也不涉及劳动力成本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很贵的，劳动力越贵越不涉及管制成本，这个经济的供应也是非常过剩的。权力很容易轻松介入互联网经济，但权力不知道从何管起，即使管了，很多情况下和没有管差不多。权力对互联网经济的管理很多都是象征性的。如果不是象征性的，对互联网经济的打击又可能是毁灭性的。显然，互联网经济是天生的法治经济，当然这个法治经济的基础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法制，而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法治。互联网技术，给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性的技术基础。比特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企业家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从技术入手，强化互联网新经济的技术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实体性的法治经济发展，无疑可以让中国经济加快从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转型。
这就是中国权力经济转向法治经济的逻辑。希望这一理论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
来源：毛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