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家选择偏好:法治经济还是权力经济?

一般来说,企业家都是欢迎法治经济的,若有一些企业家不太喜欢,用不正规的路子来做生意的话,很大原因是因为地方法治环境复杂,有权力风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据我了解,中国很多企业家选择到某个地方投资,是因为跟那个地方的书记关系好,并非那个地方讲法治。在一次会上,有一个外国学者在教外国企业家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他第一个问题是,你到中国做生意,你要找谁?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找合作伙伴,找律师,投资服务咨询公司,老师的答案是都可以找,但关键是要找书记,找到书记就好干了。为什么找书记?因为中国是党和国家像一条巨大的龙,把市场经济缠住了。用学术语言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把市场缠住了。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深受权力的影响,是权力经济。

这些企业家,并没有说喜欢法治经济还是权力经济,他们也没有想着如何把中国经济从权力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他们只是想做生意,多赚钱。所以,指望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促进中国权力经济转变为法治经济,是有很大难度的。我想中国的权力经济,会吸引很多偏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来中国做生意,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会敬而远之。这应该是比较符合现实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外资,会吸引很多偏好中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这肯定会进一步强化中国的权力经济。如果中国努力改为法治经济,用法治的办法而不是权力的办法来吸引外资,反而会让已经进来的偏好权力经济的外资企业家叫苦连天,而吸引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还有一个过程,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

那么,如何让中国的经济能够吸引到偏好法治经济的企业家及其资本呢?在这个方面,我想清朝吸引外资的设计可能是正确的。我在纽约证交所看到过中国清政府发的第一张股票,面值100英镑,为什么清政府喜欢到美国发行股票筹资而不是中国自己筹资呢?中国古代皇上没有钱找达官贵人捐资,达官贵人说我没有钱,皇上说我自己带头捐,把爱妃的东西都拿出来进行捐,但历史表明这种捐款并不是投资,而是皇上和大臣亲自投资,更是权力经济,而不是法治经济。所以吸引外资比皇上带头捐款要好。

为什么在美国融资用英镑计价?一方面清政府不太相信美国的纽交所,他也不太相信英国的女王,但至少可以用大英帝国制约一下美国的纽交所,中国毕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筹款,要那么多钱,大家都是英镑投资,美国是一个国际市场,用英镑也可以,用美元也可以。在清朝的皇上、大臣和企业家都会选择利用海外的法治经济,而且知道用权力制约权力,他并没有说要给美国总统送点什么东西,给英国女王送点什么东西,只要在英美法系的法治框架之内,清政府很容易就能够融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资家的资金。这说明,利用海外的法治框架来吸引海外的偏好法治的企业家,而不是直接利用中国的权力经济来吸引海外投资,是多么重要。偏好法治的海外企业家和资本,应该说到中国后会很好地促进中国的法治经济的进步。现在经济特区,然后是开发区,自贸区,然后是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可以通过海外的法治框架来吸引海外投资,从而促进中国的法治经济,并起到替代海外来的偏好中国权力经济的企业家和资本。

2、投资法治经济,是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当然,关键还是中国企业家的选择。中国企业家从短期来说,都喜欢找书记,找到了书记,然后根据与书记关系的亲疏来投资。这在短期有稳定性,但长期就会增加不确定性,有投资风险。因为权力是不确定的,很多地方的书记两三年一换,张书记说往东发展你就往东买地,新来的李书记说往西发展你就往西买地,买来买去节奏跟上了,算是对了,投资成功,但节奏跟不上就白买了。这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权力经济的风险。政府说要扩张投资,和书记好的企业家很快获得了投资,扩大了生产,但债务率上升了。当宏观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要控制投资,正好书记又换了,其结果就是变成了削减产能的对象。说好能够续期的贷款被抽回,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顿。这就是不同层次权力不匹配的,和宏观经济节奏不吻合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权力风险。受到权力好处的企业家显然会偏好权力经济,受到权力风险打击的企业家显然会稍稍转向偏好法治经济。但长期来说,企业要稳定发展,稳定、健康的法治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企业家无论如何在心里,在理论上,都是会喜欢法治经济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的经济,也必然是法治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法治经济,是一个企业家很重要的职责。因为投资法治,投资于公共的法律,投资于各种各样对法律有利的因素,就是投资企业家自己。这对当代的企业家来说也是开创历史的机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机会,相对于简单的商品经济,相对于容易弱肉强食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采矿市场来说,是比较脆弱的,因为这些个经济,都容易受权力影响,而且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权力掌控的。商品经济,过去有很多配额,而且做买卖往往需要场所,这些场所都是权力控制和配置的。股票市场是彻底自由的经济,但股票上市是高度管制的。房地产市场更不用说了,从土地到建设指标和标准,都是权力控制的。矿产,尤其如此。不过,现在的好处是这些领域的产能都出现了高水平的过剩。过剩产能条件下,权力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少,因为权力控制价格,控制市场的条件是产能不足,产出短缺。现在唯一比较稀缺的是土地,但除了商品房建设用地比较短缺,工业用地并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小,可以想见,这个时候显然是强化法治经济的时候。如果企业家,在产能过剩的时候,稍稍做点努力,把过剩的产能用一点资源在建设法治经济方面,可以想见,这个时候中国的法治经济很容易替代权力经济。我们无法把权力放进笼子里,但如果把权力放在过剩产能的汪洋大海里,和把权力放进笼子里的作用,显然是差不多的。

3、互联网经济是天生的法治经济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形势显然更加好了。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新经济是一个没有资源的经济,这个经济是靠脑子的。这个经济不要土地,也不要采矿权,也不涉及劳动力成本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很贵的,劳动力越贵越不涉及管制成本,这个经济的供应也是非常过剩的。权力很容易轻松介入互联网经济,但权力不知道从何管起,即使管了,很多情况下和没有管差不多。权力对互联网经济的管理很多都是象征性的。如果不是象征性的,对互联网经济的打击又可能是毁灭性的。显然,互联网经济是天生的法治经济,当然这个法治经济的基础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法制,而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法治。互联网技术,给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性的技术基础。比特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企业家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从技术入手,强化互联网新经济的技术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实体性的法治经济发展,无疑可以让中国经济加快从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的转型。

这就是中国权力经济转向法治经济的逻辑。希望这一理论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

来源:毛寿龙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