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苏联,某个寒冷的日子,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郊外排队等待被处决者的名单,那之中也许会有她的儿子。已经十七个月了,她看惯了长长的队列中人们为各自的丈夫、儿子、父亲祈祷、哀伤。一次,一个却女人“认出”了她,那女人从人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她低声问:您会描写这儿的场景吗?这激发了女诗人的创作激情,许多年后,这场景成为了那黑暗、哀恸的时代骄傲的长诗《安魂曲》的序言。

这是某种令人感动的瞬间,“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有文明的微光存在,”它为人类保留下尊严。余世存先生说有一次他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起王丹、陈子明,那仿佛是一种启示,他相信我们是信仰历史的人类。谁能不去骄傲呢?虽然,从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的来源中,布罗茨基写道她化名“纯粹是出于‘维持体面’的考虑,因为在一般名门贵族看来,文学算不得是崇高的事业,只有出身卑微的人们出于无奈才借此抬高身价。”

文字的依旧存在,或许正因人有太多卑微。阿赫玛托娃为那陌生的女人写下了长诗,那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私人写作是极其危险的,阿赫玛托娃在诗中称它为“叶诺夫疯狂迫害的恐怖年代”,“黑色玛霞霞囚车的轮子下,无辜的俄罗斯在抽搐颤动”,她的长诗写作历时五年,那时只能以口代笔书写,以脑代纸记录,在难得的反抗者的聚会上,每个人背诵下一部分,每次相遇简短温习,直至漫长的“耳语者”时代的结束。

这本来就已卑微的文字,为何还要为那或者早已被世间苦难掩埋的女人保留呢?

有一次,我因为疲惫在一辆列车上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在小站已停留很久。有人告诉我到站了,我急忙朝车门跑去。人们在看这个怪人,不规则的头发与胡须,因为什么事情而睡过了头,匆匆穿过那拥挤不堪的人堆。隐约有一个男人说,看来是个艺术家,乘务员则不满地喊,叫了那么久才醒。当我终于挨下车时,站台上的人们又都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曾经以为自己面对陌生的人们再也不会尴尬,我曾以为我的写作会让我觉得对任何人无憾,但那尴尬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我坐到家里的沙发上,我还在想。不知从何时起,列车便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至少对于我如此,我记得以前不是,小时候,有人会塞给我糖吃,有人分享出他的瓜子让大家嗑,他们会聊些各自的生活。而现在,那种冷漠越来越浓重,在火车上,我独自塞着耳机听音乐,独自低头看书,甚至不想正视任何人。

尴尬持续着,尴尬是因陌生产生的,直到我终于明白,我们的世界正是由这样的人们构成的,人们彼此陌生,却无法忽视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他们不会说话,彼此隔膜,但如果有什么东西去打破它,就会让人希望去了解所有人的故事,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悲伤都是值得书写的。有时感情和冲动都会诞生在陌生人的世界,就像《云上的日子》一般的邂逅,在一辆满是紧张疲惫神情的公交车上,一张美的脸庞的微笑就像废墟上的马蹄莲,足以让人记忆许久,而苦难则更是如此。我至今仍能记得许多模样,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了解了他们,是否证明上帝不再防御他所创造的这种生命呢?

一次在出租车上,我跟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司机聊天,因为是赶火车,我们同行大概只有一刻钟的时间。大概过了七八分钟,他才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留着长发。我说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观察者,记录人的生活。可生活变了,他突然开始说许多故事,在二十年前,这里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人们都穿着相同的衣服,他对我说,那时的故事你肯定不知道。姑娘们都那么善良,现在看来似乎很傻,不用说拉手了,即便是不小心碰到一下都会害羞。我只是不经意地笑了笑。他又接着说,现在是一个金钱的时代,这样的小县城也随处可以找到漂亮的女人,只要有钱。他第一次去一个夜总会找他的儿子,看到他正抱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孩,他还傻傻地催促孩子快走,出来很久才明白是时代变了。出租车司机在车里点烟,一边吸一边递给我,似乎要我说些什么看法。我以为他是为孩子焦虑,正准备安慰一两句,他又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人们总不能再杀戮下去。

这句话让我震惊了片刻,为什么,我问,又觉得自己的问题极其愚蠢。他说,你们是没有经历过的,只有经历了的人才知道,活着就比死掉要好。我见过很多杀人,那时只有十来岁,大概是六八年的时候吧,最惨烈了。接下来便是我永远会记得的那七八分钟,我虽然一向知道残暴的人类是什么样子,却从未从一个未死去的普通人嘴里听到过,甚至我仿佛刚刚意识到在这个我生活着的小县城,那些至今仍在保留着的建筑中,曾经充满着杀戮和动荡。路过一个大街,他指给我说,就是在那些地方,人们分成很多的派别,有军队的人拿出枪支和手榴弹。他永远记得一座楼,在那里死去了很多人,楼上的人朝下开枪,另一群人则朝上开枪,那是真正的战争,都是年轻的人们,死去了。那时候他还小,躲在家里,可他们却又有一种傻乎乎的好奇,他的一个小伙伴爬墙头看了一眼,一颗流弹打在了左眉骨外侧,幸而没有死掉,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那个时候这座小城先是闹大跃进放卫星,把毛主席搞来了,县委书记后来被下放,那是他听人说的。而十几年后,又在武斗里积极表现,人们相互残杀。他知道自己的一个亲戚,在武斗中受伤,于医院养伤时却在一个夜晚被不知什么人往病房里扔进炸弹炸死,死掉的不只是这个阶级敌人,还有几个无辜的护士,那时很流行搞暗杀,扔炸弹,这样的事谁还会去讲。

讲到这里,我只能盯着他的脸孔,却仿佛什么都看不见。新建的火车站到了,周围也亮起了夜灯,我忘记了该询问一下他的姓名,他却主动留给我一张名片,说:你要是记录人们的生活,就该去记录这些,没有人为他人道歉,死了的不必说,活着的也没有。

我还记得另一张脸庞,时而回想起来,同样不是美丽,而是沧桑,那个陌生人满头白发,脸孔清瘦,戴着一副老派的圆框眼镜。那次,我依旧戴着耳机听音乐,不知过了多久,耳机中隐隐约约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许连一个字都没有听清,只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让我摘掉耳机去听一听那个“他人”的说话。那的确是一个老人,皱纹爬了满脸,甚至眼睛都显现出一丝白翳,他的声音坚毅而温和,身边围着几个脸孔稚嫩的大学生,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都显得很兴奋,时不时附和几句。

老人讲述革命年代,那是学生们没有听说过的,那是一种启蒙的场景。很快,周围聚集起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不同的样子,民工、商人、农民,有的脸孔黝黑,拎着大包小包,若有若无地听。我在那一圈人外站着,仿佛是个局外人,不知道该不该去打扰他们,也许是写作者的本能驱动着我去看去听,难以隐忍的伤痛。

老人讲起文革时代的故事,还有更早以前的故事,他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是每个时代的亲历者,后来我知道而今他是石门一所高校的外聘教授和某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顾问,可无论在谁面前他从来都这样说,这样讲。他的语气很淡然,时不时对那些学生问起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你们知道戚本禹、宋要武是谁吗?所谓的“文攻武卫”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的吗?那些学生还没有反应,他便又仿佛陷入了曾经的时光之中,开始娓娓道来。他不激动,很平静,仿佛一切就是那样,而他无非是一个旁观者。

一次,一位朋友跟我说起他的老师,一位著名的令人敬仰的学者。那时这位学者在大学教授课程,他们偶尔会在办公室里聊天,有时候在座的便会有一些响亮的名字。那位学者是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后代,所以他时常会讲述起苦难的往事,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们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而后父亲又被批斗致死,家破人亡的悲剧从童年便开始了。我的朋友说,但老教授讲述起来却异常平静,仿佛那仅仅是一个他经历过的事件,甚至不再具有什么意义。苦难本是平常的,不值得骄傲也不值得遗憾,也许他们也会淡忘吧,我说。那不是淡忘,我的朋友说,否则他就不会去写什么、呼吁什么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再激动呢?我问。谁说他们不会激动,我的朋友说,他们也会眼睛湿润,只是也许在这漫长的绝望中,他们不再如此天真地相信善与恶吧。

我看着火车上这位老先生,有时候他也会微笑地说起苦难,尤其是讲起跃进时代的荒唐,他说主事者曾经去北方那些放卫星的地方视察,其实被气得够呛,有一次刚上专列,便给警务员递了一张纸条。主事者在思念一个人。那人刚刚回东北老家,还没下车,便接到上面通知,说有人想你了,正在生气,快回京都。周围的人开始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打扰他,以及周围的那些人们,也许是写作者的卑鄙本能诱惑着我急于与那个时代发生关系吧,我朝人群里挤了挤,等他片刻的停息之中,试着问了一句可否留下一个联系方式。

老先生抬头看了看我,似乎顿时感到一种危险。他严肃地说不可能,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这时我才发现周围的人们也在看着我,大概有几秒钟,仿佛我是一个突然的入侵者,会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和谋划。但老先生似乎并不害怕,开始继续说着那些故事,而我则被一群人的冷落包围着。我开始向他们解释,我说我只是想了解那些故事,但人们却不以为然,我便只能站在那等待他讲述的间隙中做一些简短的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一个记者,也独立做过一些民间口述史的记录,比如一九四六年的调查。他说到一份杂志,炎黄春秋,我说,我很喜欢那本杂志,还与里面的几个作者有过联系。他看了看我说,我们只有一份敢说真话的杂志,就是炎黄春秋。

渐渐地,他开始放松警惕,开始在讲述中跟我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说到珍宝岛事件,事件发生时他被派遣到北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珍宝岛事件了,他看了看我,于是我开始综合所了解的知识,说一些自己对国际共运、中苏关系、战后国际格局与冷战的认识。我说到李丹慧、高华和沈志华先生,老先生问我读一些什么书,我说偶尔会读一些我们国家的历史,他却陷入一声惋惜之中。我不知道这惋惜是什么意思,是为我的回答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命运。

但是我却感到一种阿赫玛托娃的激动,他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又继续对那些故事娓娓道来。于是,我在这列陌生的火车上听到了他的哭泣。当他讲述杨凡的故事时,问我,你知道杨凡吗?上海市首任公安局长,任弼时的秘书,后来被迫害成了什么样子?他说“砸烂公检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杨凡还跟他们去过苏联。说着说着,老人突然露出了哭腔,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几个学生为他递去纸巾。他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了。

在他的故事里,人们都叫他小杨或老杨,我不知道那与杨凡有什么关系。等他稍稍平静,我问他有没有在写,记录或回忆。他有些失落地说,那都是年轻时代了,他写过很多东西,有时候甚至要为这些文字去承担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是今天谁还会去读呢?我们处在一个抵制知识的时代,一切都被掩盖了。我说,我可以去写。他笑了笑,怎么写得尽?接着又讲起了反右运动中的一件往事,其实那只是一件小事,关于他的一位老领导,一位有军方的干部,老领导只是在得知他被要求写检讨时对他说过一句话:你不应该去检讨,你是个好人,你有什么要去检讨的。说到这里,杨先生又一次流下眼泪,那之后不久,便是文革的到来,这位老领导被红卫兵们揪出来,受尽折磨后被处死。

为逝者招魂是生者永远要背负的罪责。总得有人把它们写下来,要不那些亡逝的人怎么瞑目呢?我说。是吗,你相信死不瞑目吗?他说,去北京就是为了看看许多曾经的人,如今他们有的活着,有的已死去,但那又有何区别,无非是相同的沉默。他说,也许只是因为渐渐的老去,才越来越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质疑,他曾因信仰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但现在却感到恐惧,一个人见过太多的苦,太多的血,当他老了,会觉得无所寄托。

就这样,我站在一旁听他讲述了更多更多的故事,他开始无所不谈,讲起自己与胡耀邦先生的交往,说胡先生家挂着的一张照片便是他拍摄的。火车到站,杨先生说,相遇是不容易的。我们似乎被一种沉重的气氛笼罩着。我帮老先生拎着他的手提箱,直到地铁站,似乎成了一种恋恋不舍的场景。最后,他突然说,你能写下来吗?我说很多人都会。接着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也许可以在石门相见,可又有些无奈地告诉我,有些东西写出来也无济于事。我说,只要您相信就会好。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我回忆这陌生的哭泣,很久很久,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去虚构一代人,就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的那样:当他被逮捕,被秘密警察控制着,走在街上,他应该去呼喊,去控诉,去告诉人们这是非法的。如果我们都去这样做,也许秘密的逮捕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五十年代我们去呼喊,也许就不会有六十年代的悲剧,如果七十年代我们去书写,也许就不会有八十年代的杀戮,可是似乎有另一种力量改变着这一切,我们的世界先把错误的情形变成了一种常态,进而,对所有人的漠不关心开始蔓延,我们开始相信许多东西真是卑微的。不久前,在微信的朋友圈上,我看到一位老师讲述早晨发生的故事:在地铁站,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很激烈,却没有人上前阻止,直到她站出来让那男人住手。人们因为某种相同的恐惧而恐惧,却没有勇气去试着改变。

火车上的哭泣声会来自什么样的人们呢?我听到了杨先生的故事,可是又有多少这样的故事是“不能诉说”的呢?不久前我回石门,一位先生跟我说他遇到了一位年过九十的老先生,那真的是我们历史的见证者,他提供了一些材料,是关于更早的年代中的红色恐怖的,那甚至距离建国还有十几年。他要做这件事,虽然他不会写作,可记录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它所少的是处理文字,所多的则是处理良知。那耗费着他大量的经历,我问他,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吗,还是他太过怜悯,有对痛楚的感同身受?

他说那不只是因为痛楚,他也并不想要人们记得痛楚,只是他相信人被创造是带着一种神圣性质的,每个人都是。他说,很久以前,他信仰上帝,而上帝说:爱你的邻人。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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