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弔呆公，又哭癡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癡翁与呆公同岁。去年十一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癡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二○一六年六月一日，癡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洪林，一九二五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他的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
八十年代，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是四十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千里跋涉赴延安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九十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五十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指标从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一番，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制定出一千八百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的“自由化”。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瞭解真实情况。他要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沖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瞭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从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乾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华国锋作为继承“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灵，祭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禁锢思想、反对变革、堵塞前进的道路。胡耀邦主导的真理标准讨论，是破两个“凡是”的法宝。只要亮出“实践检验”，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么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还是尊神，碰不得的，议论一下都不行的，议论、攻击毛主席是要当“反革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又停住了。
一九七八年初，李洪林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科学和迷信》。他后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大道。”（《百年话沧桑》）但文章的内容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主席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
解放思想的历程是很艰难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话说穿。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犹豫不决，有人主张发，有人主张不发，结果还是不发。
真理标准讨论发动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青年》复刊，向李洪林约稿。他将《科学和迷信》改写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文章经胡耀邦看过，建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迷信”的概念，针对性更强。当时第二号权势人物汪东兴，指责《中国青年》不登华主席的题词，没有“高举”，勒令查禁。有人把整个一本杂志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让大家公议。群情汹汹，汪东兴不得不收回成命。经过一番较量，《中国青年》声名大振，特约评论员文章和“现代迷信”的说法不胫而走。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