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9年，邓小平腿伤住进解放军301医院。年方二十一岁的烈士后代金韵秋护士负责护理。金韵秋无比尊敬的大首长邓小平突然兽性发作，对她暴力强奸，导致怀孕。邓小平“在外听党的话，在家得听夫人的话”，不愿也不敢对金韵秋负任何责任。事情推到了专门给中央领导人的丑行擦屁股的汤得贵主任那里。汤主任指派自己的妻子大堂嫂对金韵秋威胁利诱，带着她北上北大荒俯看违拂党的意愿的龚鹤梅、丁玲等人的非人生活；南下上海仰视服从党的安排的贺子珍、安娜等人的养尊处优。汤得贵主任对她说：“……只要你服从组织上安排，该照顾你的，组织上都会一直照顾你。闹彆扭的和肯服从的，后来各自怎么样，你都看见了。服从组织的利益的，组织上会照顾她，照顾到底，否则的话，……不好听的说法，咱们也不说了。”
金韵秋想到了死，也这样做了。在抢救过来的弥留状态中，她听到汤得贵对老婆说：“首长的意思，——也是中央的意思，凡是这类麻烦的女子，能够听话，服从组织安排的，就给予多方照顾。如果不听话，不服从安排的，处理要干脆利落。走极端的，处理更要尽量不留痕迹，不要给党添麻烦！”“不给党添麻烦是最大的原则。”金韵秋听得十分真切。她的心里忽然涌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我不死！我不能死！首长巴不得我轻易了断，香消玉殒。不，我不死。我要活着给他们看看。他们不在乎一条人命，在乎的是党的利益，是首长。我偏不死，早晚我就要留点痕迹下来。”
金韵秋活了下来。大堂嫂带她去打掉了孩子。汤得贵代表组织将她改名为云秋，安排她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党委办公室担任办事员。她与如意郎君、海军科研人员方克勤缔结了美好姻缘。方克勤从来不追究她的既往。他说：只要看到她贞洁的眼神，他就坚信她的人品。他们一起熬过了三年大飢荒和十年文革，生下了儿子方海雄，在波涛起伏的境况里度过了二十年缺衣少食但是基本平静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号召全民经商，连部队也不例外。海关缉私艇与海军走私舰遭遇，发生火拼。海军走私犯居然开枪打死了海关缉私官员。事件严格保密。方克勤混沌不知，照常下海科研，被报仇心切的海关人员误杀。对于云秋，这无异于一个青天霹雳。平静的小日子突如其来地结束了。她陷入了中年丧夫的痛苦中。她认为这全是邓小平指示军队也可以经商导致的恶果。邓小平对丈夫的英年早逝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是屠杀丈夫的间接凶手。她私藏下丈夫的五四手枪，期盼在某天某地向夺走了她的贞洁、杀害了她的丈夫的邓小平报仇。
又过去了十年。云秋的儿子方海雄长大成人，在北京公安大学读书，并爱上了云秋的好友婉芬的女儿沪媛。在六四屠城中，女友沪媛和她的同学被军警虐打。为了保护女友和她的同学，方海雄与多名军警对殴，被打成重伤。多方治疗无效。在他临终前夕，沪媛解开了自己的衣襟，把乳房送到方海雄嘴边让他亲吻。方海雄带着满足的微笑离开了人世。沪媛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更充满了贞洁的眼神。云秋头顶的天空突然塌陷了。她认识到，儿子的死是邓小平下令部队开枪镇压的直接结果。邓小平自称他是“人民的儿子”。不，他不是。他不是人民的儿子，他是屠杀人民的儿子的屠夫。
一家三口，人人受到邓小平的虐害。云秋万念俱灰，一心报仇。在此之前，她首先要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讲清楚、留下来，交给有良心的作家，请他帮忙写书，公之于世。她买来几十盘红歌录音带，把自己的回忆与控诉录在它们的B面。她把它们交给了自己的好友婉芬和儿子海雄的好友沪媛母女俩。做完这件大事，她立即赴京，借汤得贵和大堂嫂的夫妻矛盾，搞到中南海的临时出入证。她无法找到邓小平，只好对着勤政殿新楼开枪。“云秋伸手从荷包里取出手枪，迅速推开保险，向新楼的门楣开了一枪。好清脆的枪声。那是为了克勤。再开一枪，好深沉的枪声，那是为了海雄。再开一枪，好响亮的枪声，那是为了天安门死去的孩子们。再开一枪，好幽怨的枪声，那是为了文革中死于非命的百姓们。再开一枪。好凄楚的枪声，那是为了历次运动中含冤而死的幽魂。”“最后的一枪，云秋对准了自己的左胸，就是克勤中枪的部位。那枪声特别沉闷，鲜血飞溅。她缓缓地瘫倒在地，空枪落地蹦出了几米。”
汤得贵向邓小平汇报，这是三十年前他临幸过的小护士干的。邓小平最无耻最无情最粗痞最下流地用四川广安土话骂道：“格老子，早晓得那背时的女娃儿这样咬卵犟（倔强），当时倒没得戳死她！”这句话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人民的儿子”是如何对待人民中的一员的——三十年前奸污了她，三十年后还要后悔“当时倒没得戳死她”！
沪媛终于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云秋的几十盘录音带随后也辗转送到了国外。为了实现了云秋阿姨的嘱托和自己母亲的“奢望”，她在海外找到了本书的作者。本书作者拿着这一大包录音带，就像抱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他开始了辛勤的耕耘，历经几个寒暑，走访了一些知情人，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创作。
（2）
以上是彭小明新作《贞洁的眼泪》的故事简介。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真实人物的苦难经历为原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采访和细緻调查，并作了适当的艺术调度和加工润色，才创作出这一长达三十万字的大作。
在书中，作者向广大读者宣告了很多中共领袖人物的荒唐轶事，揭露了中共领导人的荒淫无耻，指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高岗等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是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惯犯。作者在书中描写了中国老百姓的艰苦贫困的生活，并且指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切苦难的根源。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所以上至毛泽东，下到村干部，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太上皇。他们无法无天、欺男霸女，构成了一个完全不讲道德、没有任何信义的犯罪团伙。上级领导犯罪，下面的干部则自觉自愿地为他掩饰罪行。对于他们这个团伙来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给党添麻烦是最大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至高无上的毛泽东肆无忌惮地玩弄了数以千计的少女；所以官不入品的村干部胆大妄为地奸淫了插队乡里的知青。多数被奸者都含羞忍辱地度过了她们的一生。她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欺凌她们的恶势力抗争。但是，军医院的小护士金韵秋（云秋）却做了，而且做得惊天动地。她不愧为一名中华奇女子。在中华儿女英烈史上，她将比施剑翘具有更高的地位，因为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只是报一己的杀父之仇，而金韵秋（云秋）则是为中华民族的母亲们向屠杀人民的儿子的屠夫报仇。在此，我们不得不对作者抓住了这个深刻而又敏感的主题表示由衷地敬佩和感谢。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金韵秋（云秋）对邓小平的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三十年前，天真无邪的她对大首长邓小平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但是，邓小平却腆着那张淫笑的臭脸把她奸淫了。这使得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个人怨恨，认识到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一个“在外听党的话，在家得听夫人的话”的无耻小人。二十多年之后，丈夫方克勤死于非命，她认识到是邓小平容许部队经商的指示造成了军人火并的乱局，导致了她的家庭悲剧。她从家族观念上对邓小平产生了更深的怨恨。六四事件中，邓小平命令部队向老百姓开枪，把包括她儿子方海雄在内的许多家庭的儿子打残打死。他是屠杀人民的儿子的屠夫。这时，她作为一个母亲，对邓小平产生了中华民族所有丧失儿子的母亲的丧子之恨。她必杀他而后快。如果杀不了他，起码也要给他一个警告！作者在书中展现的金韵秋（云秋）的思想发展过程在逻辑上是线条清晰的、是令人信服的。
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借书中众多人物之口，在不同场合下深刻披露了邓小平的恶劣政治品质。“我们这位首长就是一个打小报告的老手。该打小报告的时候，他就得了高岗的位置；看准领袖要打右派的时候，他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大跃进疯狂的时候，他一样的狂热；刚刚得到毛主席的宽恕，他马上就来揭发检举打小报告了。”“这反右运动是毛主席他发动的，不过咱们首长可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哪。中央反右工作组组长就是他呀！反右运动中毛主席特别赏识咱首长立场坚定，他点名的右派，没有一个跑得了的。”“首长太精明太滑头了。他可以说是支持彭真、刘少奇的说法的。但是他又没有用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要主席承担责任。”而是说“缺点人人都有，多少而已。”
作者怀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感完成了此书的写作。在书中，云秋说：“历史上的小说，描写了世上的不公，却还没有看到一本小说，揭露当今的不公。封建时代的《窦娥冤》和《杨乃武与小白菜》都能把他们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今天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却没有一个人敢说敢当，写出人民的痛苦来？”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婉芬也表达过类似的“奢望”：“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孩子进了大学，将来研究出一点有良心的理论，彻底否定马克思的什么《资本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个胡说八道的理论，害死了世界上多少无辜的人……”作者在这里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内心的历史使命感——写出一本书来，批判马列主义，“揭露当今的不公。”
（3）
作者是一个勇敢积极的政治活动人士和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在政治上，作者现任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并长期担任全德学联主席，参加德国华文报纸《欧华导报》的编辑工作，为祖国和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放声呐喊。在学术上，作者出版了学术著作《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小说《断袖》、政论文集《莱茵河畔的沉思》，翻译出版了《德国政党法》等著作。作者的学识渊博，对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美学、佛学、书法、文字学、中成药和餐饮业都有很深的了解。在本书中，作者充分表现了他在这些领域里的学术造诣和知识底蕴。
作者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是作者的本行。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作家，作者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瞭如指掌。在书中，作者借云秋发奋读书后发表的读书感想，对《呼啸山庄》、《简？爱》、《羊脂球》、《约翰？克里斯朵夫》、《红楼梦》、《西厢记》、《别尔金小说集》里的《射击》、《古丽娅的道路》、《安娜？卡列尼娜》、《永别了，武器》等文学名着中的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作了详细而精闢的分析，深厚的文学底蕴一目了然。
本书继承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以章回小说的方式组织，用对仗严谨的文字作为每一回的篇名，在行文中特别注重人物的出场情景。方克勉和婉芬是书中的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都在极其绝望的环境下，“偶然”地登场。方克勉首次出现在由遣返站送来的一封求助信中。在大飢荒的年代里，他由无锡乡下到上海来向哥哥方克勤求助，被抓了进去，马上面临遣返的噩运。婉芬的情况更加绝望。他遭遇坏人的尾随跟踪，几乎就要惨遭强暴。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云秋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搭救了他们，并与他们建立起了生死与共的至亲友情。于是，这两个人物出场那一刻起就站稳了脚跟，确立了他们在书中的地位。以后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反复登场，在全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他力争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出处，每一个人物都有经历，每一个人物都起作用，每一个人物都有归宿。这正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某些当代小说中，人物庞杂混乱。有的人物出现一次，就被作者忘记了。作者边写边丢，写一个丢一个。这样的写作方式被某些文学批判家指责为流产式写作，是不严肃、不严谨，不可取的。
书中的细节描写体现了作者的厚实文学创作功力。书中多次写到白瓷痰盂。这是邓小平的随身“宝物”。“中办的秘书和清洁工都知道。首长离不开香烟，也离不开扑克牌。桌上少不了烟灰缸，脚下离不开痰盂罐。”在金韵秋隐名埋姓以云秋的身份迁居上海那天，大堂嫂为她安置新家，送给她一个报纸包着的礼物，“拉开包在外面的报纸，里面是一个白色的搪瓷痰盂。云秋一看，立刻脸色煞白，浑身发软，大堂嫂一把将她抱住，痰盂滚落到地板上。‘云秋你怎么了？’只听见云秋喃喃地说：”噢，我，我不要这个白痰盂……‘云秋觉得看见这个痰盂就好像又看到了首长的脸，听见了首长喉咙里的呼哧，然后就是首长对准了白痰盂，吐痰！这个白痰盂好像跟那一天恐怖的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云秋怎么也无法摆脱那噩梦一般的点点滴滴。’我，我不要这个痰盂，我看见这痰盂就恶心！‘一面说，云秋一面涕泪滂沱。“于是，大堂嫂明白了，”在301医院里出事的那天，一准是旁边也有一个白色的痰盂。“三十年过后，云秋去探望患肺癌的裴德山老伯。”她低头忽然看到床边的白色痰盂，猛然觉得浑身难受。“只好连忙退避。”看不见白色的痰盂，就觉得缓和过来。“小小的白色痰盂，作者用它前后照应了三十年，充分表现了在金韵秋（云秋）的心目中，邓小平就像一只恶臭的白色痰盂，永远压在了她的心里。
书中精闢而准确的比喻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在书末金韵秋（云秋）重返北京准备谋杀邓小平时，她“路过天安门，仔细端详。纪念碑上下的弹孔都补上了，地砖也都铺陈一新。绿地好像更宽了。红是红，绿是绿。更加贵气了。然而就像当年的自己一样，人工流产以后，大堂嫂天天帮着梳头、匀脸，画眉，又清秀，又白净，可就是没精打采，少了精气神儿。云秋站在人行道上，闭上了眼睛，想起了海雄和沪媛叙述的天安门杀人之夜。那突突前行的坦克好比就是首长胯下那黑乎乎的阴囊，翘直的火炮就像是他那直挺挺的阴茎，在学生队伍里蛮横冲撞，就像是在强奸全国的老百姓。”这些比喻是多么生动形象、气势磅礴啊。
（4）
然而，任何作品都很难写得十全十美。缺点和不当之处是在所难免的。作为一篇公正严谨的文学评论，笔者还要谈一谈作品的不足之处。
在思想观点上，笔者在以下两个方面不能苟同作者对其女主人公云秋的描写：
1. “我们办公室的男男女女，说起刘少奇的男女关系，没有一个人是同情王前的。揭发首长的隐私，老百姓都愿意看热闹。可是受害人呢？实际上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白白给千万人议论！我可不愿意做一块泡泡糖，给人家嚼了半天，味道淡了的时候，连口水一起吐了！”
笔者认为：同情受害者、鄙视玩弄女性的流氓犯罪分子，哪怕他是达官贵人，这是人类的共性。毫无疑义，大多数群众对受害者是同情的。说所有人都把她们的苦难当作“泡泡糖”是不符合事实的。作者以此立论，阐明了云秋为什么拒绝就邓小平对她的奸污进行公开控诉。笔者认为这并没有说中要害。笔者认为，云秋不愿公开控诉邓小平对她的奸污，主要是出于贞洁观方面的考量。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丈夫有一个被人玩弄过的妻子。出于同样的考量，丈夫方克勤也夸奖她没有把事情在当地暴露出来是非常得当的。
2. “毛主席要收拾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两个人就想拼命打击老百姓，表现自己‘革命’，想缓冲毛主席对他们的打击。可是毫无作用，两个人都先后停职了。”这种评论不甚恰当。刘邓在运动初期根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要收拾他们。甚至毛泽东本人在运动初期也没有下决心要收拾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俩仍然分别是排行第八和第七位的中共领导人，这就是明显的证明。刘少奇和邓小平拼命打击老百姓的基本出发点不是要向毛泽东表现自己革命，而是要维持和保住中共的政权（所谓“红色江山”），同时也就保住了他们个人和家族的特权。
当然，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作品主人公的观点由他（她）的身份、教养、学历、生活和工作环境而决定，是他（她）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他（她）所在的特定环境所产生的他（她）的个人看法。它并不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对此，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把握。
在写作方法上，笔者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改进：
1. 独白太多、太长。与情节发展和人物刻画关系不大的长篇独白可以适当删节。例如云秋初见裘雅笙时裘雅笙所发表的关于美的长篇大论。它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掌握的材料太多，舍不得割舍。好像作者在借用裘雅笙之嘴炫耀自己的博学。侠女施剑翘的故事对全书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没有必要以方克勤的独白来向云秋讲述。不如安排云秋和方克勤夫妻俩一起读杂志上介绍施剑翘的文章，两人感慨至深，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而把施剑翘的侠义故事全面介绍给读者。这样不但避免了冗长的独白，而且可以写得更加生活活泼、论述得更加深刻透彻。
2. 对话太长、太杂。有些对话与事件的发展关系不大，有些可以以作者从容不迫的描述来实现，而用不着让书中人物通过口头对话来讲述。过多的对话使本书的某些回目不像小说，倒像话剧剧本。例如：三个军医大的“换防”和“回防”问题，古慕瑾大姐、裴德山伯伯的家史介绍。如果不用人物的对话，而由作者做背景情况的介绍和描述，估计效果会好很多，起码可以使这些回目更像小说，不像话剧。
3. 书中全文抄录了几个历史文献，例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儿子刘允真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新北大》通栏标题文章《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邓小平给毛主席的信》、六四民运的《绝食书》等。其效果并不是很好。它们中断了小说的文风和文脉，破坏了事件和情节的正常发展。无论怎么说：本书是一本创作小说，而不是一本史学著作。全文照录历史文献是不恰当的。在需要引用历史文献时，应该在事件和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引用与事件和情节之发展相关连的段落。这才是创作小说对历史文献的正确使用方法，才更加经济、合理和有效。
（5）
最后，再用一句话对此书做一个总的评价：这是作者怀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精心创作的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长篇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可读性，值得所有对当代中国感兴趣的读者和学者认真阅读，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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