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次深刻指出,中共鉴于原意识形态的完全失灵和破产,迫不得已从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为其特权统治涂抹打夯形上基础,但这种旧货新用是对儒学概念和精神进行别有用心的扭曲、歪解!

例如,中共“以德治国”口号,不仅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恶意歪曲,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一样,把道德与法律当作一种治国、役民、整人的工具,中共特权统治阶级自身却超然于法律与道德之外。于是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一种怪象:把道德挂在嘴巴上高喊“以德治国”者,恰恰是一个最无道的政权、一群最无德的官僚。

德治思想一直以来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不同程度的歪曲,论歪曲之严重、利用之轻浮,中共是史无前例。为拨乱还正、磨垢磨光,谨将儒家道德的三大特点简介如下。

首先,道德以自治为主。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尽其在我”的人伦道德。正心诚意克己修身,最重视精神、道德上的自修自律。儒家经典里有大量关于自修的要求,如“慎独”、“自省”、“养吾浩然之气”、“求放心”等,皆指人生的道德自治。如蒋庆所言,儒家讲为仁由已,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讲万物皆备于我,返身而诚,讲尽性立命,讲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内圣开外王,讲三纲领八条目,都是从尽其在我的主观角度来思考问题。儒家“尽其在我”的人伦观,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恕宽敏惠等德目中。

董仲舒对“尽其在我”的人伦观谈得最为深透。他反复强调,仁是用来“安人”而不是“自裕”的,义是用来“正我”(匡正自己思想行为)而不是“正人”的。对仁义的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董仲舒曰: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义者,谓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仁造人,义造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

我说过,在道德要求上低调,恰恰体现了政治高道德。反过来,大唱道德高调,以道德为治国、役民、整人之具,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甚至强迫民众作出牺牲的政治行为,则是最不道德的政治,也是有违儒家道德观的。如果自己不正,反而“以义正人”,就更加不道德了。

其次,道德以治官为先。按照儒家学说,道德是适用于君臣民众的普遍价值标准,但身分不同,具体的道德要求亦异。道德对君主及官吏而言,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他们必须尽性尽德,以身作则,以起教化的作用。教化是潜移默化,是为政以德,是春风化雨,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示范于他人,而不是单纯运用法律和权力去强制人民。道德乃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故君主必须是一国之中最高的道德楷模。

有人向孔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表达了君王的道德是为政之本的观点。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强调为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备治国的条件,才能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圣人之言,道德的“矛头”皆指向统治集团的。

第三、道德以践履为要。“德者,得也”。(《广雅?释诂三》),这不是知识上、而是实践上的得。看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践履之。内在的道德要从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实践、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路径去体现。

到了宋明理学,尤其强调知行合一的践履功夫。朱熹明确主张修养道德“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常相须”;王阳明进一步认为知与行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故曰:“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综上所述,儒家认为,只有最高领导和各级官员皆能身体力行以德自治之后,才有资格实行德治、以德化人。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倡导德治,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随着民众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法治由重而轻,德治由轻而重;三、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意谓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王道于天下。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这是我为领导人所拟的座右铭,也是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拟口号之三。

在这样一个道崩德溃、法治荡然的乱世讲德治,是毫不切实的迂谈;由这样一个无德无道、腐烂透顶的政权讲德治,是极其荒诞的笑话!中共别说以仁为政还权于民,连公开官员财产这一条都迟迟做不到,却来讲什么道德,就象妓女讲贞洁、恶棍讲仁义,不仅令人恶心,而且是对道德二字的羞辱奸污!

2006-5-8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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