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9 14:59

作者:刘净植

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

采访者:刘净植

受访者: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早年做过建筑工人、编辑、自由撰稿人等。1978年与芒克在北京创办1949年以来内地第一份非官方文学杂志《今天》,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获得多种国际文学奖项及荣誉,包括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除多卷诗集外,还出版了小说集《波动》,以及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古老的敌意》和《城门开》等。目前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与家人定居香港 。

几年前,因为看到儿子在学校接触的诗歌粗劣不堪,“把鼻子气歪了”的北岛决定编选《给孩子的诗》,作为给儿子兜兜和所有孩子们的礼物。该书上市不到两个月,销量已近五万册。鲜少接受媒体访问的北岛也打破沉默,接受本刊独家专访,首度谈论这本书以及与诗歌相关的问题。

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主流教育体系抗衡

记者:《与文学重逢》新书发布座谈会上,大家看到您朗诵诗歌都很激动。一个诗人带着诗歌回来是最恰当的亮相,不过您带来的是一本《给孩子的诗》的选编,我很想知道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北岛:我朗诵了食指,我回想起我命运中的幸运时刻。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的《断章》里说起过。1970年早春,我和两个同学在颐和园后湖划船,一个同学背诵了食指的《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我被镇住了,还有《命运》。 这几首诗,对一代人影响巨大,包括对我的诗歌写作。自“文革”以来,食指是新诗潮运动第一人,言不为过。

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写道:年轻的时候曾年轻过,此刻正在成熟(大意)。当我们转回头,看到孩子们正在成长,什么是那些关键性时刻?惋惜而惆怅。如果补救的话,哪怕送给孩子们一本书。

记者:您曾经说过,童年的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这是您决定为孩子选一本诗集的原因吗?您童年的诗歌经验是什么样的?这对您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北岛:生长的过程神秘而深不可测。每个孩子都有潜在的诗意,就像种子,需要土壤营养阳光和空气,如果只剩下水泥的环境,一颗种子根本不可能存活,更谈不上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我在自传体散文《城门开》中,谈到我自己童年记忆的经验,追溯到生命的源泉,包括萌芽中的诗歌写作的可能。每个孩子都有某些偶然机缘,一旦错过,就不可逆转。

记者: 西川谈到这本书的意义的时候说:“孩子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样的诗,这不仅是诗歌的问题 ,也是教育的问题。”通过这本书,您希望当今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诗歌教育?

北岛:早在2011年香港国际诗歌活动中,我就表达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担忧:我们整个教育系统奠基于西方的工具理性……难道我们真希望子孙后代成为只懂专业知识的准机器人吗?或许诗歌可与主流教育体系抗衡。当时在媒体采访中,我提到着手编一本书,就是这本《给孩子的诗》。

我希望中国孩子从小就能怀有世界文化的内在版

记者:这本书选编的范围非常大,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和语种,让人感到诗歌不受地域限制的丰富性,但您最终的选择又是苛刻的,也许免不了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很多很经典的诗人、诗歌没有收录,比如您想过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的诗人不选穆旦、国外为什么不选庞德之类的吗?

北岛:我想提出“视野”的概念。对于青少年甚至大学生,重要的是跨越国家种族语言的边界,获得多元的精神营养。多年来,我们习惯谈“中西文化”,其实世界之大,中西太小,不要说中西的概念本身就值得反观。在美国教书时,我给美国学生介绍国际诗歌,到香港后又介绍给香港年轻人。《给孩子的诗》除中文外,涉及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近二十个外文语种。我希望中国孩子从小就能怀有世界文化的内在版图。

编选时首先要考虑面对青少年读者,反复推敲,找到某种契合与撞击的可能,因此不是所有好诗都能收入;再说经典,经典往往需要不断质疑、发现和更替,某种意义上,编选就是不断更新的经典化的过程,就像河床,随着流水淘沙呈现出新的方向。

记者:《自由》是这本书中最长的一首诗,与其他诗歌的简短篇幅(有些长诗干脆只节选部分)相比,显然很突出地长出不少,为什么这首诗如此“特别”?

北岛:艾吕雅的《自由》写于1942年。那是法国抵抗运动最艰难的时期,由英国军运飞机从阿尔及利亚出发,向法国各地散发大量印着《自由》诗篇的传单,几乎每个抵抗战士都能背诵。我在美国的几所大学教诗歌创作课时,都会选这首诗的英译版本,由音乐性与意象的组合引导,对学生进行诗歌语言训练,这是美国学生最喜欢的诗之一,学期结束时学生朗诵会上,孩子们往往会共同朗诵这首诗。除了偏好外,这是一首完整的诗,不可节选。它的意像展开、节奏处理、方向感、动力,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变化。诗歌写作往往有某种神秘性,译者陈力川在给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上课时谈到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你们应该去问他。

记者:这本书中,您选择了一首自己早年写的《一束》,为什么会选这首呢?我相信很多父母介绍您的诗给孩子,多半会介绍《回答》、《一切》这些作品。

北岛:有大致的编选标准,试图避开相对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对年轻读者而言,浅尝可止,将来他们自己会向外延伸。《一束》写于1973年,是比较纯朴可感的情诗,《回答》和《一切》这类作品,显然不适合此书。

写诗是主人,翻译是奴隶

记者:《给孩子的诗》中,有几首经典诗歌您专门请人重译了新的版本,在您看来,优秀的诗歌翻译应该是什么样的?

北岛:例如《自由》,最早由戴望舒从法文译成中文,几代人相传,但漏译了一节,十分遗憾。为编《给孩子的诗》,我比较了五六种不同的中译本,都不够满意,最后特别邀请陈力川重译,他下了很深的工夫。陈力川旅法三十年,深得法国文化精髓,又从事中文写作,我是指非功利写作,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译者。

限于能力,重译的版本并不多,主要参考现成的各种版本。换句话说,诗歌翻译需要一代代努力,才会不断接近完美。

记者:对您而言,自己写诗和翻译一首好诗之间,有什么异同?(通常人们觉得诗人译诗,未必那么忠实于原文,却读起来要美妙得多。)

北岛:简单地说,写诗是主人,翻译是奴隶,只有在最幸运的状态,才会成为主人兼奴隶。比如,我把狄兰·托马斯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THE FORCE THAT THROUGH THE GREEN FUSE DRIVES THE FLOWER)从英文译成中文(参看《时间的玫瑰》一书),感到每翻一行都在自己挑衅自己,那是做诗人和做译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记者:诗与音乐有着天然的关系,苏东坡的词作堪称经典,但在当时他却也因为不通音律、词作不宜歌唱而遭遇诟病,作为一位诗人,您与音乐的关系如何?

北岛:诗与歌自《诗经》起,三千年齐头并进,直到五四新诗运动才开始分家,由于白话文及现代性等原因,造成某种分裂。但诗与歌分野,并不意味倒退,不少同行正在寻找新的出路,正如一位歌手唱的主题:诗遇上歌。

我们时代需要的是一拨志同道合的人,而非单枪立马

记者:对于很多人来说,您的诗歌一直具有启蒙的意义,到今天您选编这本《给孩子的诗》,其实也是一个诗歌启蒙的读本,您怎么看待这种启蒙者的角色?

北岛: “启蒙”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涵义各异,容易造成混乱。由于各种缘由,这些年像样的诗歌读本不多,尤其对孩子们,是遗憾的事。其实在青少年与诗歌之间,最容易碰撞出火花,最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记者:您说选编《给孩子的诗》是给自己的儿子和孩子们的礼物,那么对于一直喜欢您的作品并对您有所期许的读者们,您是否也准备给他们一份什么诗歌的礼物?

北岛:坦率地说,脚下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愿在路的尽头回首。

记者:李陀先生谈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化非常快、快到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让人忐忑不安的时代,因此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创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剧烈的时代,似乎文学创作的乏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乏力?作为一个作家,您怎么来回应这样一个时代?

北岛: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商业与娱乐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回应这个时代?我和同道朋友们一直在摸索。质问自己,也质问世界——我不相信,是我一生的原则。我们时代需要的是一拨志同道合的人,而非单枪立马,就像足球队,重要的是互相激发砥砺配合,而不是什么球星。

记者:您一直坚持主编着《今天》杂志,是什么使您一直在坚持?《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些什么?

北岛:《今天》三十周年时,我说过这样几句话: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来源:北京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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