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此文经修订，原写于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六月下旬，是我在纽约获悉刘晓波在北京被捕后的激愤与回忆之作。文中的刘晓波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纯粹个人的刘晓波。当时，我们都还年轻，没有今天的复杂，我的文字亦拙嫩。后来，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更多，友谊、分歧和失望亦多，可此文我一直未向晓波示过。现在，晓波再次入狱，且刑期漫长。我的悲愤、挂念和诸多心绪，恐只有他的妻子刘霞可以转告。）
我试着用尽可能平和的笔调去描述他，因为他太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欲念一致的人，一个行动着却又沉缅于激烈思考的人。有些人入狱了，留下的是事迹和见解，相貌和性格却越来越模糊。而他，一个极具见解的人，入狱后，却留下太多的个性、故事、气息，还有使我莫名清静的怅然，一种轻松之后并不轻松的回忆。
这就是晓波，我的好友刘晓波。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永远的“躁动机”，他在房内不停地走动，叼着香烟，一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胸前的泥，脸上溢着最憨的表情，问我生活中最朴实的问题，这时，我开始被他折磨，面露烦躁，开始应付他，进入他的程序，我要在他结结巴巴的提问中发展我的阴郁；或者，我要改变话题，问他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使他滔滔不绝。只要和他在一起，你就别想休息，你要顺着他的思路往前递进，时而，他和你大谈康德，时而，他又跳到卡缪，他常常自说自话地重复卡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独白：“我没有见过为本体论而死的人。”他甚至告诉过我，他在北京的家里对着妻子、儿子和墙壁朗诵他喜爱的西方经典的情形，他说他曾经朗诵过三遍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并使你不得不相信，他也把叔本华枯燥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朗读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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